（5）荀惲，彧長子，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早卒（《三國志》卷十《魏書·荀彧傳附子惲傳》，第319頁。）。
（6）孔桂，性便辟，曉博弈、蹹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黃初元年，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注引《魏略》，第100-101頁。）。
（7）楊俊，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巿不豐樂，發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三國志》卷二三《魏書·楊俊傳》，第663-664頁。）。
曹植集團成員似乎很複雜，難以用統一的標準進行劃一的概括，丁儀、丁廙社會地位不高，孔桂為下層人士，楊修、邯鄲淳、荀惲、楊俊則有明確的儒士背景，但深入考察，曹植集團成員之間，還是有着某種共通的特性的。與典型儒家士人的持重、以經義、禮數自恃的主體特徵相比，他們顯現出簡易、率性不拘、更重視才情的總體傾向。
作為集團主腦的曹植，史稱“性簡易，不治威儀”，如果這成為他一貫的生活方式，而不像曹丕那樣“御之以術，矯情自飾”的話，就很容易遭到傳統儒家士人的排斥，事實證明這種情況確實發生了。如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三國志》卷一二《魏書·邢顒傳》，第383頁。）。又如司馬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晉書》卷三七《安平獻王司馬孚傳》，第1081-1082頁。）。可見曹植的性情和日常作為多有與儒家禮法不合之處，甚至產生衝突，如此自然容易為恪守儒道的傳統士人所放棄。劉楨就曾表達過這一隱憂，其書諫曹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從劉楨的話裏可見曹植疏“雅士”近同好的一貫作為，劉楨概括為“習近不肖，禮賢不足”，“不肖”當然是劉楨的自謙之詞，但“文士”等才藝之士嚮被儒家士人所看輕也是事實，說曹植“習近不肖”在當時人的眼光看也並非完全失實。後來邢顒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成為擁護曹丕的重要人物之一，司馬孚也遷太子中庶子，在曹操去世時的混亂時期為曹丕順利取得繼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可以看作是劉楨所擔憂的情況的後續發展，結果就是曹植失去傳統儒家士人的支持。人以群分，什麽樣的人集結成群，其中是需要某種共通性的東西予以維繫的，曹植的性情、方式基本上成為其集團的聯結紐帶。
《曹植傳》注引《魏略》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曹操欲嫁女于丁儀，曹丕反對，於是丁儀銜恨而轉與臨菑侯親。這或為丁儀與曹丕反目的一個原因，但其與曹植走到一起，卻也不完全是因為如此。如“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衛）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三國志》卷二二《魏書·衛臻傳》，第649頁。），“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徐）奕終不為動”（《三國志》卷一二《魏書·徐奕傳》，第377頁。）、“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三國志》卷一二《魏書·徐奕傳》注引《傅子》，第378頁。），“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何）夔不合”（《三國志》卷一二《魏書·何夔傳》注引《魏書》，第381頁。），“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桓）階左右以自全保”等等，這裏提及的衛臻、徐奕、崔琰、桓階等均為典型的儒家士人，從上述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丁儀與他們的矛盾顯然不僅僅是個人之間的恩怨，其間还蘊含着集團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可能與丁儀的身份地位有關，曹操有《追稱丁幼陽令》稱：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病，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歸，謂之曰：“昔狂病，倘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曹操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2頁。）。
丁幼陽為丁儀之父，前已有述其飲酒不止醉爛腸死事，雖被曹操稱為“衣冠良士”，但顯然是曹操美稱之的一種比喻說詞，從其行事及與曹操親昵的關係看，其並非衣冠世族之子弟是可以肯定的。丁儀兄弟稱頌曹植，最突出的就是曹植的才華及“發于自然”的天性，這也應該是他們彼此認同的關鍵點，而這卻與典型的儒家標準不甚相合。楊修雖出於世家，行事卻並不以禮數、德行見重，而多以才捷為顯。如預為曹植答教、“雞肋”事件、戒曹植斬守門者、與曹植醉走司馬門等；另如《世說新語·捷悟》記載的壞相國門、人噉一口酪、利用廢竹片等，是典型的“露才揚己”、肆意不拘，這與曹植“以才見異”、“負才陵物”的性情方式正相應和（楊修的恃才不羈，是否有和孔融同樣的動機不得而知，但孔融與楊氏深相交好是事實，且楊修為“袁氏之甥”，這也成為其被殺的理由之一。那麽，曹丕納“袁氏之媳”是否构成其近植而遠丕的原初動機呢？由於無相關史料，已難以說清了。）。而丁儀兄弟、楊修是曹植集團的核心，史書提及曹植集團時，多舉他們代言之，如“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等，丁儀等簡直就是曹植集團的代言人。其他如孔桂，其尤中意曹植的原因史書無載，大略推之，可能與其“曉博弈、蹹鞠”，而曹植亦頗以為能有關。這是可能的，曹植在接受邯鄲淳時，是這樣表現的：“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别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三國志》卷二一《魏書·王粲傳》注引《魏略》，第603頁。）可知曹植對其他許多技藝，不但喜好，甚至到了能够表演的地步，得到孔桂的支持極有可能是兩人產生認同的結果。能與曹植談後稱其為“天人”，邯鄲淳自然也不以曹植之舉為非。至於其他人，如荀惲，史筆記載其與曹植、曹丕的關係極具跳躍性。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謀臣，在立嗣的問題上如果表現出明確的傾向性，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可能荀彧是傾向于曹丕的，但不曾明顯表露，所以曹丕纔“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這裏的關聯詞頗值得注意，為什麽強調“及彧卒”纔與植善呢？合理的解釋或是荀彧生前限制諸子參與曹氏立嗣的鬥爭。史書這樣記載荀惲與曹丕的關係：“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中間又插入了夏侯尚一節，荀惲到底因為什麽在父親去世之後還是捲入了這場鬥爭，原因難詳，荀惲在兩個集團間的取捨，似乎個人的成分多些。支持曹植的楊俊，是典型的儒家士人，其為何“稱臨菑猶美”，無史實可供闡述，暫不予論。
綜觀以上情況，似可理出這樣一個脈絡：立植立丕的鬥爭，在根本上，可歸結為這樣兩類人群的衝突：一方大體為代表傳統儒家觀念、維護儒學體系利益之人群，一方大致是少為正統儒家觀念束縛、而以率性任才情面目立世行事之人群。在傳統上，前者往往表現為處處以儒家觀念為重，後者常表現為以才情為突出，且往往為社會地位不高之人群所支持。這種矛盾正是曹操對士大夫集團采取兩手政策所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曹操要對士大夫集團進行壓制，以建立有利於自己身份、勢力的思想政治權力系統，在這個過程中，提拔歷來被士大夫所輕視的才藝階層人士成為一個必要的步驟，後者也確實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和影響；另一方面，在傳統中，士大夫一直把持着國家的政治、思想權力，他們有足够的能力和經驗來治國安邦，欲求發展壯大、鞏固政權，僅僅依靠提拔的地位偏低之才藝人士是難以完成的，這就要求曹操依然需要重點依靠士大夫的政治力量。這兩股力量在乍起之初，是不大可能馬上就彼此融合的，其磨合以致形成均勢是要有個過程的。曹植集團就代表了鬥爭時期不同于士大夫群體的這支“新興力量”，他們的主體價值認同及行事方式與傳統士大夫有異。通過分析集團領袖曹植的一些性情舉動，可得到進一步的理解。當然，曹植集團中，有些人似乎並不完全符合這裏的分類，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情不能完全理測，有個别的不能容納甚至反例的存在是正常的，強行劃一倒是反客觀的，有個别例外並不影響集團的整體性質，作為一个整體之集團，曹植集團有大體一致的趣向應當是成立的。考察曹丕、曹植文人集團的整體情況，很難說他們之間僅僅是同一層次而派系不同的鬥爭，因為他們所表現的主體趣向和方式是有很大差異的，再聯繫曹操勢力壯大過程中各層次勢力的起伏分布情況，說曹丕、曹植集團的鬥爭包含了深層的階層原因是合乎實際的（關於曹丕、曹植爭嗣及各自集團的階層、文化背景，王永平《曹操立嗣問題考述——從一個側面看曹操與士族的鬥爭》（《揚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三期）有深入的論述，可參看。）。
3.曹爽文人集團及其與曹植集團的內在關聯
(1)鄧颺，鄧禹後。少得士名於京師。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魏略》，第288頁。）。
(2)丁謐，父斐，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謐少不肯交遊，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曹爽宿與相親，數為帝稱其可大用。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為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同上，第289頁。）。
(3)畢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魏略》，第289頁。）。
(4)李勝，父休，太祖以其勸張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同上，第290頁。）。
(5)桓範，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范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征四方以自輔。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遂送廷尉（同上，第290-191頁。）。
(6)何晏，何進孫。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党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附子爽傳》，又注引《魏略》、《魏氏春秋》，第292-293頁。）。
(7)夏侯玄，尚子，爽之姑子。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玄以爽抑黜，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素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於是豐、玄等皆夷三族（《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傳附子玄傳》，第295-299頁。）。
正始年間的政治鬥爭群體鮮明地分為以曹爽和司馬氏為首的兩大陣營，集團成員的政治地位及文化背景的分野也是較為清晰的，司馬氏集團以典型的儒家士人為支撑，而曹爽集團的骨幹成員則多以曹氏親族、鄉人、舊臣等庶族構成。如上述所列曹爽集團的骨幹成員中，丁謐為曹操之鄉里人，父為太祖所賞愛；畢軌子尚公主；李勝父隨太祖詣鄴；桓范為曹爽鄉里人；何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夏侯玄，尚子，爽之姑子。從地域論之，僅鄧颺不符。當然僅是地域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再來看看他們的行跡。鄧颺雖少得士名於京師，但為人好貨，且與李勝等為浮華友，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丁謐為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意輕貴，多所忽略；畢軌在并州名為驕豪；李勝，明帝禁浮華，而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何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夏侯玄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桓範雖世為冠族，然性頗有偏失，亦不大為人所重，如：
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範懷其所撰，欲以示（蔣）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所著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附子爽傳》注引《魏略》，第29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