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四川吏治的腐败晚清以降，四川地方积弊重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吏治的腐败更是加重了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其时川省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贪污成风，政以贿成
官员嗜钱贪赃，亘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如清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地步。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无不贪赃枉法。四川由于地处僻远，这一现象就更为严重。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方法五花八门。陋规即是其中之一。
收受陋规一直是晚清四川官场积习，屡禁不止，严重腐蚀了吏治。咸丰帝曾在上谕中清楚地指出：“四川一省，自总督以及监司大员率皆通同一气，收受苞苴。大吏以捐款之名，复陋规之实，司道以朘削（剥削之意）所得，为结纳之资。试思府、州、县以取之于民者，应司道之求，司道又以索之于府、州、县者，饱督抚之欲，似此营私肥己，不顾廉隅，无怪属员之籍逞刁风，公务之日就废弛。甚至钻谋贿属，朋比为奸，尚复成何事体？”（《东华续录·咸丰四十二》，第4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32页。）上下官吏公然以贿赂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必然导致吏治崩坏，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此虽痛心疾首，然实亦无可奈何，屡禁不绝。以“陋规”为名的贪污腐败，充斥了晚清四川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上至督抚、州县，下达书吏、差役，人人皆陷于其中，从迎来送往、节寿馈赠，到狱讼审理、钱粮征收，处处可见陋规存在。此外，亏空挪用公款、虚支滥报等情形也甚为常见。
（二）徇私舞弊，恣意苛派
晚清时期，田赋附加的各项地方杂派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来源，也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更是清末四川变乱频生的重要因素。在田赋征收中提取耗羡是清代地方官合法的额外收入。知县每年“养廉”银600—1000两，知府2000两，总督13000两，全部从耗羡中支取。此外，各级经手人员还中饱私囊。因此，在田赋征收中苛征勒派、巧取豪夺的现象十分严重。各地方官吏演绎出名目繁多的加征、骗征、勒派办法，如所谓“放炮”、“倒炮”、“太平炮”等名目怪诞的浮征办法。“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金不等。官累重者，日放谣言，云将去任，减价催税；差役又遍乡里传知，百姓贪图小利，纷纷投税。其实并无去任之说，名为‘太平炮’。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6页，中华书局，1981。）如此种种，徇私舞弊，恣意勒派，以致民怨沸腾。
（三）捐班充斥，胥吏作奸
清代中后期，为应付财政奇绌，大开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均可捐纳，造成仕途拥挤，官员的正常晋升秩序被打乱。据统计，同治年间，四川州县共一百余缺，而由捐纳缺者至六十余员之多（《穆宗毅皇帝圣训·用人》，第3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21页。）。大量捐纳人员涌进官僚队伍，尤其是涌向州县基层，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运作。捐纳者花巨金买官做，就是看中了做官能发大财，“投资一倍而来，挟资百倍而去”（《清稗类钞·爵秩类·捐例》。），便是他们的为官目的。连道光皇帝亦不讳言：“登仕籍者只四样，满、汉、科甲、捐班而已。何途没有人才？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9页，中华书局，1981。）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捐班之弊端，然无奈清统治者虽明知其中之危害却未有禁绝的勇气。捐班官员多“短于才干，恃胥吏为心腹”（《清实录·文宗实录》卷九。），于是大小事务皆掌握在胥吏手中，上下沆瀣一气，巧立名目，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直接加深了清王朝与人民的矛盾。
（四）不理词讼，滥施刑狱
在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情况下，司法腐败亦是吏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其时四川的司法官员玩忽职守，不理词讼，导致民刑案件尘封累积，屡拖不结。滥施刑狱也是四川突出的弊政之一。在地方官员的包庇纵容之下，书吏衙役往往借诉讼勒索，一旦不遂，则诬良为盗，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诬者官未见面，而家已全倾。此弊比比皆是，四川尤甚”（刘衡：《蜀僚问答》。）。据记载，清代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为“贼开花”。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于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此外，严刑峻法，草菅人命也是积弊之一。清代四川监禁囚犯的场所，除监狱之外，还有卡房，其惨酷尤甚，“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其他如刑讯逼供，“酷吏任意惨虐，罗钳结网”，亦颇为普遍，以至曾任四川臬司的张集馨亦觉惨烈不忍闻。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时，道光帝亦当面对张说道：“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88页，中华书局，1981。）
总之，晚清四川的吏治已是腐败不堪，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是危机重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整饬吏治，力图革除积弊，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
二丁宝桢对吏治的整顿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州（今贵州织金县）人。清咸丰三年（1853）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清末四川地方积弊重重，经济凋敝，社会问题丛生，民怨沸腾，地方官僚对此束手无策。光绪二年（1876）秋，清政府将原山东巡抚丁宝桢调任为四川总督。次年三月丁宝桢抵达成都接任，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四川总督生涯。
初到四川，丁宝桢面对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局面，正如他在给清朝廷的奏本中所言：
臣自蒙恩简任以来，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旁咨博询，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虑语也。（《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治法类·通论》，第39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386-387页。）
面对如此岌岌可危的现实，丁宝桢大刀阔斧地对四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整治，以期能革除积弊。吏治的整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丁宝桢清楚地认识到，吏治的腐败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夫川省之坏，据目前情形而论，其象已见于民，而其毒尚种于官”（同上。）。因此，整饬吏治，成为当务之急。
（一）请裁总督司道节寿陋规
节寿陋规是一种变相贪污。在清末官场，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各级官员每到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官员的父母及本人）时候，都要向上级馈赠礼金。州县一级一般馈送总督、将军的应酬银两，从千金至三四百两不等，布政司和按察司等依次递减，其他应酬尚不在内。这一风气在四川甚为严重。四川总督“初到任，属员例有进奉银两，自藩、臬各道各进千金为寿，以致通省府、厅、州、县优缺，无不馈献白金，或四百两，或三百两，或二百两、一百两不等，视其缺之高下而等差之，计到任可收受白金近二万金；三节两生亦如之。藩、臬以至州县到任亦如之”（刘愚：《醒予山房文存·治蜀问答》，第13-20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47页。）。丁宝桢对此深感痛心，他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写道：“查四川官方之坏，锢蔽至此，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各衙门苞苴之盛，本为他省所未有。州县剥民以媚上，刁绅结官以分肥，上下交征，遂至互相劫胁。道揆法守，荡然无存。州县终年不理案件，不讲缉捕，盗贼充斥。民间生意憔悴，终岁勤劬，御寒几无过缕，充饥不厌糠秕。”（《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治法类·臣职》，第6-7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43页。）政以贿成，贿赂公行。以贿赂为主要手段所维系的官僚体系必然建立在以个人利禄追逐为基础的互相勾结之上，从而导致吏治愈加腐朽，法纪废弛，民生凋敝。丁宝桢决心革除这一时人所司空见惯的陋规，改革弊政，“以恤吏而杜贪婪”。他宣布，“从前一切节寿规礼永远裁革，不准再收分毫”。他认为“法行其上理势必然”，“非刻己励行不足以资表率”（《历陈川省败坏情形设法整顿折》，见《丁文诚公遗集》卷十三，第1512页。）。故以身作则，倡导廉洁奉公。“夔关每岁例解公费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筹定每年公费三万两，均一介不取，所入者仅恃养廉一项”，以致其“身后一棺材萧然，几不能自给”（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转引自《丁宝桢诞辰180周年纪念资料汇编》，见《贵州文史丛刊》。）。废除节寿陋规的举措对于纠正官场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治理摊派
晚清时期，田赋附加的各项地方杂乱摊派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来源，也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更是清末四川变乱频生的重要因素。“通省州县，自实缺以至候补，竞尚奢靡，专工酬应，每端浪用，相率为常，一过境之差事，动费数千金，一宴会之酒食，辄用数十金，彼此效尤，夸多斗靡。其所乐于为此者，在实任则探囊而出，转向民间加派；在候补则称贷以办，坐俟委署取偿。故各属以前巧立局名，阴肆苛敛”（《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治法类·通论》，第39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386-387页。）。丁宝桢对这一损公肥私的行径深恶痛绝，决心从治理摊派入手，肃贪治吏，扭转污秽不良风气，从而缓解官民矛盾。裁汰夫马就是治理摊派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夫马局，相当于驿站，专供官员因公至境，及过道雇夫、备马、馈送程仪之用。其款则按粮摊派，颇为民累。四川州县设局，按粮征收夫马，由来已久，但只有北路清溪至广元，东路自巴县至成都实施。自湘军入川镇压农民起义，借口转运军需，于是全省一百四十厅、州、县皆设局征收。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夫马局仍然不撤，成为地方官搜刮民财的工具。丁宝桢在奏书中怒斥其“名为办差，实充私囊”，“巧立名目，勒派浮摊。官收之则别为夫马，民视之则同一捐输，公私混淆，诛求无厌，而民乃滋怨矣！臣两月来接收民间呈词，所控夫马局者，不下数百纸，率皆浮收滥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治法类·通论》，第39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387页。）。夫马局摊派之苛重令人惊诧，“每粮一两派收银六七两、制钱八九千不等”，比公派津贴捐输多出数倍。丁宝桢认为蠹国厉民，莫此为甚，毅然予以裁撤。只有雅州至广元，中间经历十数州县，是喇嘛藏差必由之道，酌情加以保留，其应派收钱文，亦参照过往，核减十分之八。此外各州县夫马局则一律裁撤。此后，因公出差者，则由藩司另筹专款，按出差里程发给补助，“以足用为限”（周询：《蜀海丛谈》，第208页。）。裁撤夫马后，减轻了人民负担，对于缓和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清理积案
在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情况下，清理积案，是州县官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四川的官员玩忽职守，导致民刑案件尘封累积。丁宝桢认为：“词讼之不理，最足以寒良善之心而长奸顽之气，言吏治者此为大端。”（《丁文诚公遗集》卷十三。）为此，他与布政使司官员一起制定了改革方案，以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一为界，将历年积案分为新案和旧案。要求每月新案结案达到九成，旧案结案达到五成，如州县达不到标准，则根据情节分别予以记过或撤参处分。为了保证案件审判质量，要求各州县将审理案子的状子呈词及审理的判词摘要按期及时呈送到省，以检查其审理的快慢和公平与否。对于命盗重案，则要求每三日详报一次。此举措对于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安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丁宝桢在任职四川总督的十年间，采取各项措施，对四川吏治进行了种种整治，正如光绪在上谕中所言，“四川吏治废弛，民风浮靡，该督到任后，竭力整饬，不避嫌怨”（《清史稿·丁宝桢传》。）。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以来吏治败坏的局面，但对四川吏治的腐败还是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丁宝桢本人亦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光绪庚辰致黎简堂廉使书》，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第550页。）。
三岑春煊对吏治的整饬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光绪举人。1902至1903年任四川总督，有政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被起用为四川总督，未赴任。
岑春煊在清末算得上干练能臣，做事有担当，有魄力，本人亦清廉，有佳誉，以不畏强暴、敢于弹劾各级官吏而闻名于世，与张之洞、袁世凯并称为清末“三屠”（张之洞办洋务屠财、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屠人、岑春煊性好劾人屠官）。《国闻备乘》说：“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岑春煊任川督后，即大刀阔斧地对川省吏治进行了整饬，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虽然岑春煊在四川的任期短暂，然其对四川吏治的整饬却是有目共睹，“四川吏治疲顽，自二十八年岑春煊督川刷新之，民有生气”（民国《荣县志·事纪》。）。
四锡良对吏治的整饬
锡良（1851—1917），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1871年中进士。曾在山西、山东、湖南、湖北、河南、热河等地任知县、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都统等职。1903年4月至1907年3月奉调任四川总督。在其任内，锡良厉行新政，力主自办川汉铁路，安定川边，使晚清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推动了四川社会近代化进程。
锡良甫到任，对四川吏治之不修痛心疾首，深感整饬吏治乃振兴川省之第一要务。“窃惟激浊乃可扬清，安民必先察吏。川省人稠地广，虽习尚浮动，而尚知驯谨畏官；乃缘吏事不修，纪纲弛懈，官疲民玩，以至盗贼、会匪无所忌惮，恣肆横行，昔年富庶之区，竟成窳败之象，可惜亦诚可虑也”（锡良：《甄别贪劣不职各员折》，见《锡清弼制军奏稿》卷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0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故其采取了种种措施改革吏治，以期能“挽回积习”，革新四川政治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