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名言被后世无数变节者引用来为自己的卑劣行径辩解。如果说这是对“武圣人”的侮辱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关羽的咎由自取。
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勇冠三军的“万人敌”。但平心而论，他还算不上中国古代第一流的军事统帅，如韩信、岳飞一流人物，而且，此人还有不少缺点和一些不太光彩的经历。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然而，宋元时代“说三分”的讲史艺人和《演义》的作者在“独尊关羽”的风气下，不遗余力地美化关羽，力图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善无缺的神圣形象。因此，对他不光彩的经历自然是竭力掩饰，务使不留痕迹。但是，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那就是关羽曾经投降曹操。
《三国志·关羽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
《三国志·先主传》说得就更详细了：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上面两段记载，都明确无误地指出，关羽曾经被曹操所擒。关羽的被俘，可能是战阵之上众寡不敌，力尽被俘。但无论如何，他在被俘后投降了曹操，接受了曹操封赠的偏将军职务和财物。而且，各种史书都没有提到关羽降曹有任何条件。这就说明，作为俘虏，关羽降曹是无条件的。这件事对于关羽，无论怎样解释，至少也是不光彩的。
不过，关羽虽然投降了曹操，但并没有忘记故主，时时想着要回到刘备的身边，曹操虽然费尽心机厚待关羽，却无法动摇他对刘备的忠诚。同年四月，曹操与袁绍交战，关羽杀死袁绍的大将颜良，报答了曹操厚恩。不久，袁绍派刘备等人进攻许下（今河南许昌以东），关羽得到消息，即脱离曹操投奔刘备。
在宋元讲史家们看来，关羽辞曹的行为非常高尚，是关羽“义薄云天”的重要表现，值得着力渲染，大书特书。以后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等精彩情节，就是为了歌颂关羽辞曹这一“义举”而虚构出来的。
为了宣传“辞曹”，就不得不保留关羽降曹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是，让神勇超凡、义气干云的关羽先被擒于人，再屈膝投降，却是热心的讲史艺人们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他们为了关羽的“面子”，煞费苦心、冥思苦想，终于为关羽提出一个“降汉不降曹”的冠冕堂皇的口号，这是一道高明的掩耳盗铃手法，既能做到不否认其事，又把它翻过来，给以新的解释。从讲史人的《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的《演义》，再到毛宗岗的评定本，人们费尽心机，让“降汉不降曹”的情节逐步合理化。于是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土山之约”说，关羽被围困在下邳附近的一座土山之上，宁肯战死，不愿投降。曹操爱惜人才，派关羽的老友张辽前来劝降。张辽恳切地向关羽指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置刘备于不顾，有负桃园结义之约；二是把甘、糜两位夫人丢在曹营无人照顾，有负刘备之托付；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天下黎民，有负自己一身超群武艺。如果暂且投降，保全性命，则有“三便”：一者可以保护两位嫂嫂；二者不背桃园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时死”的盟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以待他日为刘备效命疆场。关羽听了张辽的说辞，沉吟半晌，提出了“三约”——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厚待甘、糜二夫人，不得惊扰；三是一旦知道刘备的下落，便要前去寻找、投奔。对于如此苛刻的条件，作为胜利者的曹操，虽然沉吟再三，仍然答应下来，于是曹、关达成协议，关羽回到下邳城接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回到许昌。
这样一来，就把关羽的先被俘、后投降的不光彩经历，变成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之中仍丝毫没有丧失气节的高尚行为。
《演义》为关羽辩解之煞费苦心，可谓至矣尽矣。其实仍然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土山上张辽的一番议论，实质上是替关羽未能战死沙场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约三事”的基调“降汉不降曹”，更是处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首先，被俘前的关羽，在名义上早就是汉朝的官员，怎么能再向汉帝投降呢？其次，正如曹操一语道破的：“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曹操与汉朝实际上是一回事，降汉就是降曹。第三，关羽口头上不肯降曹，等于表明自己仍同曹操处于敌对状态之中。但实际上他却既接受这位“敌人”的厚恩，又替“敌人”冲锋陷阵，效命疆场。岂不是自欺欺人？
上述种种破绽，是那些为关羽辩解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所以，关羽的“降汉不降曹”，不仅是民间艺人们天真的一厢情愿，也是《演义》中的一段笑柄。由此衍生而来的那句名言“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被无数变节者引用来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解，如果说这是对“关圣人”的侮辱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关羽的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