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富
李白的《蜀道难》(以下简称《蜀》)，是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名作，它所具有的艺术成就和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关于它的主题，自中唐以来就千载纷纭，迄无定论。愚以为，《蜀》言在写蜀地山水，意在写诗人在长安三年翰林生活的政治感受。它抒发的是政治感叹，表达的是政治判断和政治预见。所以，这不是一首山水诗，而是一首政治抒情诗。现试论述之，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蜀》云“问君西游何时还”，“侧身西望长咨嗟”。让我们先从其“西游”、“西望”考证之。前人谓：自秦去蜀自可称曰“西游”，自秦望蜀中亦可称曰“西望”。其实根据长安与蜀的地理位置，自长安去蜀当谓之曰“南游”，自长安望蜀中自应称“南望”。这有诗可证。李白的《剑阁赋》云：“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咸阳和长安几乎在同一纬线，在长安之东。咸阳望蜀，诗人称之“南望”。那么长安望蜀亦应是“南望”。那么“西游”和“西望”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李白的“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和“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时归”(《别内赴徵三首》)考之，《蜀》中的“西游”应是这些诗中的“西入”和“西行”。那次西行，诗人从南陵启程，时间秋季，到长安后供奉翰林。天宝三载赐金放还，遂取商州大路“东归”。返家称东归，故返家途中侧身望长安谓之曰“西望”。那么其中的“君”，好像不应注为“诗人的一位朋友”，也不能注为“一种虚拟的方式，即实无其人，而是指西游之人”，更不能注为“唐玄宗”。而似乎应注为“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因为“西行”的是“余”、“我”啊。这才和文中的方位词相榫。那么“西游”应指李白应诏入京那次长安之行(即历史上早已认定的那次)。所以《蜀》写的是他在长安的生活感受。
“噫吁嚱，危乎高哉”，噫、吁、嚱、乎、哉，《蜀》开篇连用五个叹词，奇之又奇，其连天的浩叹破空而来，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其情似火山爆发，如洪波汹涌，石破天惊，排山倒海，不可阻遏。开篇就使读者受到诗人情感的强烈震撼。“危乎高哉”中的“危”，《古代汉语常用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释为“高”。这种解释颇有代表性。释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词不离句，句不离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我们把“危”放到它的语境中去探讨，那么“危”似乎应释为“险”。其理由有三：一、《蜀》云：“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其景物描写扣住了两个特征：“高”和“险”。二、“危”释为“高”，则重复，重复是为文之大忌。三、“危”作“险”讲时，含有不稳定和危急之意，多作形容词。而“险”只是表示地势险要或道路险阻等，多作名词。诗中“高”和“危”对举，故“危”是形容词。所以诗人用“危”。诗人是以“蜀道危”寓“国家危”，即“国家的不稳定和危急”之意。言在此而意在彼啊，我们不能不察。“蜀道危”反复行乎其间，是诗人在歌舞升平的盛唐时期，发现了盛唐潜伏的种种政治危机，而高呼“国家危急”，以醒世人。这是诗人在太平盛世时发现国祚将衰，而发出的“忧天倾”的巨大政治喟叹。诗人把全部思想感情的洪涛巨澜壮浪纵姿地全部倾泻给读者。它就像狂风卷过大地，卷过读者的心头。真是“神来，气来，情来”之笔。这是诗人为国家即将爆发的一场大灾难而呼天痛哭。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在诗中开头、中篇、篇末回旋往复，成为全诗思想感情的基调。唐玄宗亲近奸相佞臣，迷于女色，国家祸乱或迟或早将要发生。诗人明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实叹“扭转国家危局难于上青天”。又以“问君西游何时还”的问询，“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叹惋，“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远奸避祸的思想和报国无路的忧愤和失望，与篇首的五个叹词和结尾的“长咨嗟”的喟叹，共同奏出《蜀》的主旋律，其惊愕、焦急、忧虑、愤懑、失望、惶恐不安之情均在言外。诗人把精深的政治见解和他丰富复杂的情感，采用这种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销魂般的凄迷和预言似的清醒，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旨反复行乎其间，气势充沛，腾跃有势，跌宕多姿，一唱三叹，令人回肠荡气，形成强大的艺术魅力，构成忧天忧民的警世之叹。
李白一生奋斗的理想，是要以布衣取卿相，“佐明主”、“济苍生”、“安社稷”。他二十五岁仗剑出川，用了整整十七年光阴为之造势。天宝元年（742年）应诏入京，受到玄宗破格礼遇，供奉翰林，三年翰林待诏生活，使他失望。玄宗沉迷声色，不问国事，国家危机四伏而不知。诗人遭豪门权贵，谗言诽谤。他在《梁甫吟》中云：“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他又说：“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远别离》）看来李白确实发现“盛世将倾”，将危国危君。《蜀》把这一政治见解虽然表达得含蓄蕴藉，却更加浓烈。这是“忧天倾”的政治感叹。
该诗表现了李白的什么政治判断呢？皎然《诗式》云：“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他告诉我们文章中的思想内容不是通过语言文字的直白，而是借助形象的真实描写显现出来的。又根据接受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鉴赏主体能动的感受过程中，要接受客体的导向、支配和制约。一般来讲，对于一篇文学作品，通过仔细阅读分析，便会发现客体都有潜在的、相对确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我们必须以此为通道，才能真正切入作品的深层结构。所以我们研究《蜀》的主旨应从诗作的“定向暗示”而不是表象，应从诗作的“形象”而不是语言的直白，来把握作品的内涵，才可能获得比较正确的、原味的艺术感受。才能“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玄宗亲近重用阴谋家、野心家，并让他们身居高位。奸相树党相群，悍将拥兵自重。天宝初，玄宗荒淫废政，女后之祸，宰相窃位，宦官干政，藩镇割据的种种政治危机已露端倪。诗人以“蜀道”为载体，让“国家危急”蕴含其中，使“物”、“意”二者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物我同一，斐然成章，构成深邃的意境，用隐晦曲折的文笔，离奇闪烁的描写，反复渲染，表达了他对时局的认识。其意行乎其间，却不见踪迹，杳冥惝恍，深不可测。正如严羽所论：“盛唐诸诗人惟在兴象，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但是潜心探求，还是可以看见其旨在作品字里行间闪现。草蛇灰线，虽隐而显，幽愤秘旨，虽曲而达。李白极写蜀道难，其意绝非仅仅夸写蜀地山水雄奇险峻。当他把峥嵘崔嵬的蜀道呈现在读者面前时，笔锋骤转，由自然景观的描写转入对时局的评论：“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又以“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揭示出全诗的主旨。千里来龙，到此结穴，思想深广浑厚。这正如陆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全篇之警策。”(《文赋》)“峥嵘”，山势高峻；“崔嵬”，高大不平。这是对剑门的描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可喻国家权力之高位。“所守”，即喻把持国家高位的权贵。“或”，可释为不指定代词“有些人”，也可释为表示游移估量的语气副词“也许”，也可注为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本诗如果是表达李白的政治观，那么我以为宜释为“如果”。“匪”通“非”，作“不是”讲。“亲”，宜释为“亲近”。“狼”与“豺”喻叛逆作乱之人。例如，“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经乱离后将避剡中留赠崔宣城》)和“猛虎又调尾，磨牙皓霜雪。”(《北上行》)这两首诗中的“豺”与“虎”喻叛逆作乱的安禄山。《蜀》则以之喻占据国家权力高位的权臣贵戚。那么，“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直译则为“居国家高位的人，如果不是国君该亲近之臣，就会变为叛臣逆贼”。诗人主张君主必须高度集权于自己手中。这是针对玄宗不理朝政，“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奸相贼臣权倾人主而发的，表达了诗人对玄宗用人政策的极大担忧，揭示了“国家危”的根本原因。
这里指出的国家危殆的根本原因，是诗人不同凡响的政治判断，可是时人还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大唐盛世。“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形象地表达了国家战乱必至的新人耳目的政治预言。“国家危”的根本原因是“所守或匪亲”。“国家祸乱”是“所守或匪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这样的观点前人已有论述，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本不足为奇，奇在大家还在歌颂盛世，他却看到了盛世的危机，提出这一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再联系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和“马嵬坡事件”等重大史实来思考，我们就不能不钦佩诗人的政治才略和眼光。
这是诗人卓异不凡的政治预言——一场政治大动乱的战祸将不期而至。有“资料”云：李太白始至京师，名未甚振，因以出示《蜀道难》一篇，而名振京华，享誉文坛，颂之为“诗仙”。能有如此大的轰动效应，或许只有切中肯綮的时局评论，才能引起有识之士这样强烈的共鸣。这是诗人在长安三年翰林生活侧身上层社会的政治预言。
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诗品》，论诗以盛唐为宗。他说诗歌创作不能停留在形象上，要超越形象避免形似，要所得在意象外，要遗貌取神，要妙悟。有了妙悟，便即景会心，体物得神，俯拾即是；没有妙悟，便“匪神之灵”，“临之已非”了。创作诗歌是如此，体悟诗歌亦如此。品味《蜀》也要妙悟，要遗貌取神。
李白的政治抱负，决定了他对政治的热衷。李白颠沛流离的一生及雄奇瑰丽的诗歌创作，同当时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此我们说诗人借蜀道危的形象，深刻而尖锐地指出盛唐潜伏着政治危机，是诗人对天宝初的重大政治事件及时事的感怀中，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
综上所述，《蜀》抒发了忧天忧民的政治感叹，表达了不同凡响的政治判断及卓异不凡的政治预言。《蜀》是一首政治色彩浓厚的抒情诗，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