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她说，“他们用某些东西威胁你——一些你无法忍受的东西，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于是你说：‘别那样对我，去对付别人吧，去对付某某某吧。’也许事后你会假装那只是一个计策，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们住手，不是真的。其实不然。当时，你确实是认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拯救自己，你完全是自愿的。你确实想加害那个人。你不在乎别人的痛苦。你只在乎自己。”
“你只在乎自己。”他重复道。
“事后，你对那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是的，”他说，“感觉变了。”
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风把他们单薄的工装裤吹得贴在身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立刻变得很尴尬，况且太冷了，他们也坐不住。她说要去赶地铁，站起身要走。
“以后再见吧。”他说。
“是的，”她说，“以后再见吧。”
他犹豫不决地跟了她一段路，保持比她落后半步。他们没有再说话。她其实并没有试图甩掉他，加快脚步只是想避免和他并肩而行。他决定陪她走到地铁站，可是突然觉得在冷风里这样跟着她毫无意义，而且难以忍受。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倒不是想离开朱丽亚，而是想回到栗子树咖啡馆去，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吸引他。他怀念那张角落里的桌子，报纸，棋盘，还有喝不完的杜松子酒。最重要的是，那里很暖和。很快，不完全出于偶然，他在一小群人里与她拉开了距离。他不太积极地想追上去，可是又放慢了脚步，转身往反方向走开了。走出五十米，他又回头看了看。街上的人并不多，但是他已经认不出她了。任何一个匆匆忙忙的身影都可能是她。也许她又粗又硬的身体从背后已经无法辨认了。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她说过，“你确实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他不仅那样说过，而且真的那样想。他希望是她而不是自己将要经受——
电幕里流出的音乐变了。一个沙哑嘲弄的声音，一个黄色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时——也许并不真的存在，也许只是一段声音的记忆——一个声音唱着：
在浓荫广袤的栗子树下，
你出卖我，我出卖你——
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一个招待经过，发现他的杯子空了，又拿来了杜松子酒瓶。
他举起杯子闻了闻。这东西越喝越难喝。但他整天泡在这东西里。这是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每天晚上，杜松子酒送他入睡，早晨，杜松子酒又使他醒来。他很少在十一点以前醒来，眼皮总是睁不开，口渴得像火烧，背也疼得好像要断掉，要不是前一天晚上放在床边的酒瓶和茶杯，他根本起不来。整个中午他都呆坐着听电幕里的声音，酒瓶就在手边。他在栗子树咖啡馆从十五点一直坐到打烊。不再有人管他在干什么，没有起床号叫他起床，电幕也不再警告他。偶尔，也许一周两次，他会到真理部的办公室去干一点活——所谓的工作，那间办公室灰尘遍布，好像早已不用了。为了处理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中出现的小问题成立了无数委员会，他被分配在其中一个委员会的支委会的支委会中。他们的工作是撰写一种叫“中期报告”的东西，至于到底要报告什么，从来没搞清楚过。好像是关于逗号到底应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支委会里还有四个人，都和他差不多。有时候，他们碰头之后坦率地互相承认没有什么好做，于是立刻解散了。可是有时候，他们会坐下来热切地工作，填写大量的会议记录，草拟长得永远写不完的备忘录——这时，他们理应讨论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深奥，他们为了定义而细致地争论不休，把话题扯得很远，相互争吵——甚至扬言要请示上级机关。突然，活力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他们围坐在桌旁茫然对视，好像鬼魂在鸡鸣破晓时遁形一样。
电幕安静了一会儿。温斯顿又抬起了头。战报！不，只是换了一首曲子。他闭上眼睛，非洲地图出现在眼帘里。军队的移动都以图形来表示：一个黑色的箭头垂直刺入南方，一个白色的箭头水平向东横扫，跨过了黑色箭头的尾部。好像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抬头看了看画上那张深不可测的脸。第二个箭头是否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他的兴趣又打消了。他又喝了一口杜松子酒，拿起白马试探地走了一步。将！可是，这一步显然不对，因为——
记忆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床上铺着大大的白色床罩，自己是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男孩，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色子筒，兴奋得哈哈大笑。母亲坐在对面，也在笑着。
那应该是在她失踪之前的一个月。那是一段和解的时光，他忘记了腹中难忍的饥饿，暂时恢复了儿时对母亲的依恋。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大雨如注，雨水顺着窗玻璃淌下来，屋里的光线太暗，没法看书。两个孩子在昏暗狭小的卧室里闷得受不了。温斯顿哼哼唧唧地抱怨着，徒劳地要食物，烦躁得在屋里乱扔东西，踢护墙板，直到邻居敲墙抗议，妹妹断断续续地嚎哭着。最后母亲说：“听话，我去给你们买个玩具。一个好玩具——你们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她冒雨到附近一家偶尔还开业的小杂货店买来了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一副蛇梯棋。他还记得那个湿漉漉的纸盒的味道。那副棋看上去可怜巴巴的。盒子破了，小木头色子刻得很粗糙，没有一面能站得稳。温斯顿闷闷不乐地看着那东西，一点也提不起兴趣。这时，母亲点了一根蜡烛，他们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久，当他看见棋子充满希望地爬上梯子，又从蛇身上滑了下来，几乎回到起点时，兴奋得又喊又笑。他们玩了八局，每人赢了四局。妹妹年纪太小，不明白他们在玩什么，她靠着靠垫坐着，看见他们俩在笑也跟着笑了起来。整个下午他们都快活地在一起，像他小时候一样。
他将那幅画面从脑海里赶了出去。那是虚假的记忆。他偶尔会被虚假的记忆所纠缠。但是没关系，只要知道那是假相就行了。有些事情发生过，有些没有发生。他的目光回到棋盘上，他又拿起了白马。几乎同时，棋子啪的一声掉在棋盘上。他像被针刺中了一样跳了起来。
一声尖厉的号角声划破了空气。是战报！胜利了！只要听见小号声，后面一定是胜利的消息。咖啡馆里的人都像被电击了一般。连招待都蓦地跳了起来，竖起耳朵听着。
小号声引起了大声的喧哗。电幕里，一个声音急促而含混地念了起来，可是一开始就几乎被外面的欢呼声淹没了。这个消息神奇地传遍了大街小巷。他听不清电幕里在说什么，只能大概听出一切发生得正如他所料：一支庞大的海上舰队秘密集结，突然袭击了敌人的后方，白色箭头掠过了黑色箭头的尾部。欢呼胜利的词句穿过喧嚣断断续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大型战略部署——完美的配合——彻底溃败——五十万战俘——士气一蹶不振——控制整个非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双脚在桌子下面抽动着。他没有离开座位，但他在想象中奔跑，飞快地奔跑，和外面的人群在一起，震耳欲聋地欢呼着。他又抬头看了看老大哥的画像。这个横扫世界的巨人！这个在一群群亚洲人的攻击之下岿然不动的磐石！他想到十分钟以前——没错，仅仅十分钟以前——他的心里还摇摆不定，不知道前线传来的消息是胜利还是失败。啊，被打败的不仅是欧亚国的军队！自从进入仁爱部的那一天起，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那最终的必不可少的痊愈过程直到此刻才发生。
电幕里的那个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着战俘、战利品和屠杀，但是外面的喧嚣声已经稍稍平息。招待们又开始工作。其中一个拿着杜松子酒瓶向他走来。温斯顿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杯子又被斟满了，他还沉浸在美梦中。他不再奔跑欢呼。他回到了仁爱部，一切都被原谅了，他的灵魂像白雪一样纯洁。他站在公共被告席上，坦白一切罪行，牵连每一个人。他走在白色瓷砖铺成的走廊上，感觉好像走在阳光里，身后跟着一个武装的警卫。那颗期待已久的子弹终于打进了他的大脑。
他凝视着那张巨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那黑色小胡子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微笑。哦，他曾那样残忍地毫无必要地误解它！哦，他曾那样固执任性地背离那慈爱的胸膛！两滴杜松子酒味的眼泪顺着鼻翼两侧滑了下来。但是没关系，一切都好了，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