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的信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这是十九世纪之前没有的。历史的周期运动现在变得明白易懂，至少表面上如此；既然明白易懂就可以更改。但主要的潜在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当然，人的禀赋不同，所以职业必须专门化，以适合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但是阶级划分和财富差距已经没有必要了。在更早以前，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颇为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化生产的发展，情况不同了。虽然人类还是必须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已经不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在那些即将掌权的新兴集团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而是一个必须规避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当公正和平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时，人们很容易相信它的存在。数千年来，一个地上天国的理想一直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在这个乐园里，人们亲如手足地生活在一起，不再有法律，也不用做牛做马。这个理想甚至吸引着在每一次历史巨变中受益的阶层。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部分相信他们那些诸如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空话，连他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都是专制主义的。地上天国在可以实现的那一刻受到了怀疑。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叫什么名称，都倒退到了等级制度和严密管制。自1930年左右开始，人们的观念普遍麻木了，一些早已废弃的做法，有些甚至是已经数百年不用的做法——非法囚禁、奴役战俘、公开处决、刑讯逼供、利用人质和流放全体居民——不仅再次涌现，而且被自认文明进步的人所宽容和捍卫。
经过十年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国家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英社和它的对手发展成为完备的政治理论。但是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统称为极权主义，预示了这一天的到来，即将从一片混乱之中诞生的世界的总体图景早已明朗了。什么样的人将统治世界也同样明朗。新的贵族主要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取薪水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业垄断之下的贫瘠世界和中央集权政府塑造了他们，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与过去的同类人相比，他们不那么贪婪、不那么贪图享乐，对纯粹的权力更加如饥似渴，而且，最重要的是，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更急切地压制异己。这最后一个区别至关重要。与今天相比，过去所有的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统治阶层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沾染了自由思想，满足于处处留下漏洞，只关注公开的行为，对国民的思想不感兴趣。就连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宽容的。部分原因是，过去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时时刻刻监视它的人民。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舆论更容易操纵，电影和广播将这个过程又推进了一步。随着电视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使同一台仪器同时既能接收又能传送，私生活终结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都可以被置于警察的二十四小时监视之下，处于官方宣传的声音之中，其他所有传播渠道都关闭了。完全服从国家意志和对所有问题观点完全一致第一次成为了现实。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社会像过去一样重组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但是新的上层阶级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不是靠本能行事，而是知道应该怎样保住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就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主义唯一可靠的基础。当财富和特权被共同拥有时最容易捍卫。在本世纪中期发生的所谓“废除私有制”其实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在比过去更少的人手里，唯一的差别是，现在的拥有者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群个人。就个人来说，每个党员除了少数个人物品之外什么也没有。就集体来说，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一切产品。在革命之后，党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领导位置，因为整个过程表现为一个集体化的行动。人们一向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社会主义一定会取而代之。毫无疑问，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交通——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没收了。既然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它们理所当然一定是公有财产。英社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来，沿袭了它的用词，实际上也实施了它的主要内容。结果，正如预见到的和事先打算的一样，经济不平等被永久化了。
但是等级社会的持久化问题比这更加深奥。要让统治阶层交出权力只有四种方式。要么被外部敌人征服，要么政府无能引起群众造反，要么存在一个强大的心存不满的中层阶级，要么统治阶级失去信心放弃执政。这些原因不会单独作用，一般来说四个原因会同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统治阶级只要预防这些危险的发生就能永远掌握权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本身的态度。
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瓜分世界的三个超级大国中的每一个事实上都是不可征服的，能够征服它们的只有缓慢的人口变化，而一个权力很大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种危险。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理论上存在而已。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自发的反抗，他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压迫而反抗。事实上，只要他们没有任何比较的标准，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压迫。过去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事现在已经不允许再发生了，但是仍然可能发生——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其他一些同样大规模的混乱，但是这些混乱没有造成任何政治后果，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将不满表达清楚。至于产品过剩的问题，这是自从机器技术发展以来社会中一直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通过连年战争解决了（见第三章），这对将公众的士气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也非常有用。因此，我们目前的统治者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是分化出新的一群有能力但没有用武之地，而又渴望权力的人，以及在这些人中滋生的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塑造人的意识的问题，不仅是统治阶层的意识，也包括直接听命于他们的更大的执行者阶层的意识。而群众的意识只要施加负面的影响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