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显地反映洪秀全反清革命态度的思想材料是《太平天日》。《太平天日》主要叙述洪秀全丁酉年（1837）升天受命即病中异梦的事，以及他读了《劝世良言》因而敬拜上帝和1844年、1847年两次去广西的情形。它在1862年即太平天国建国后十二年才正式出版，但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也就是说，书的内容已在1848年冬由洪秀全宣布。1848年冬宣布的和1862年出版的，某些情节可能有所异同，如关于洪仁玕的情节在出版时可能有夸大，但基本的内容应是大致相同的，因此我们仍可以利用1862年正式出版中的主要内容来研究洪秀全1848年冬的思想。
1848年冬洪秀全宣布《太平天日》的背景，是拜上帝会与当地封建官绅的矛盾尖锐化。1847年冬，桂平秀才王作新起团练拘捕冯云山，会友卢六等在狱牺牲，拜上帝会与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1848年冬，脱险的冯云山和洪秀全几经路途相左，终于在广东花县相会。在家乡，他们关于拜上帝会的活动，有过多次商议：
冯云山之本乡在秀全本村之北约五六里。全境多山，甚利于牧牛，各村人均放牛于野外。秀全在家时辄牵牛到山野外，用助其长兄。彼即在山野间常与云山及密友会见，每次系于先一日预约在某山头相会。在此秀全常与其众信徒及友人谈论广西拜上帝会事。（《天平天国起义记》第八节。）
《太平天日》既诏明于1848年冬，可以判断，它的内容就是洪秀全、冯云山在家乡密商筹议时确定的。
《太平天日》没有提出什么政治号召，但它关于洪秀全异梦异象的宣传，却有不少值得注意之点。简言之，洪秀全、冯云山这时基本上完成了关于异梦异象的创作，制造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神话。
前面已说过，异梦异象，当初并非洪秀全的捏造，而是他病中实有的幻觉。洪秀全最初经验的异梦异象究竟是些什么，后来又怎样被有意地附会增添，研究这个过程有一定困难，主要是由于有关洪秀全异象最初内容的那些记载，也大都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所写，都在不同程度上附着了有意增加的部分。从洪秀全本人的作品来看，他在1845年所写的《原道救世歌》有"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之句，是作为应拜上帝、应行正道的一种证据而被提到的。这件事，没有描述，也不突出。1847年春，洪秀全在广州曾向罗孝全陈说"病中所见之异象"。据罗孝全的报告，"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824页。）。罗孝全的态度只是不信，而没有斥责，这说明洪秀全当时陈述的，并不像他在1848年所宣布的那样，尤其不可能有洪秀全是天父次子的内容。现在，1848年冬，经过洪秀全、冯云山的创造，异梦异象变成了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包括了天父在天上向洪秀全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洪秀全在天上战逐妖魔情状，天父天兄批判孔丘情状，天父差洪秀全下凡代天父理事救醒世人情状等等。
洪秀全在1848年冬宣布的这个神话，在宗教上政治上思想上有许多特色。这里我们只分析其反映洪秀全政治态度的两个主要之点。
在宗教方面，它不但在内容情节上，都超出了《劝世良言》或《新旧约》所提供的一切素材，而且在理论观念上，也与一般的基督教教义不同，从世俗的意义上赋予了上帝以完全的人格。在洪秀全此前的著作中，包括在《原道觉世训》中，上帝的人格观念有时是不明显的，而且常常与中国的"天"混同，有时是"主宰"之意，有时是"自然"之意，以至有人据此而误解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属于泛神论。但从《太平天日》来看，洪秀全的上帝完全人格化了，人伦化了。一个有妻有子有意志特别是有无限权能的上帝，亲自差遣洪秀全下凡间，给予诛灭妖魔、唤醒世人的任务，而且告诉他："凡有烦难，有朕（指上帝）作主。"洪秀全创造这样一个上帝和他受命于上帝的故事，不仅是他已经决心革命以创帝王之业的标志，而且是他为了准备这一事业而号召迷信的群众的需要。如果说，洪秀全从西方基督教中借了一个上帝来作为发动太平天国革命的工具，那么，这种"借用"只是从1848年才开始，而不是读梁发《劝世良言》后就开始的。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借用"，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符瑞图谶、篝火狐鸣的传统一样。当然，洪秀全对上帝并不只是"借用"，而且也有信仰，这种复杂情况在他的后期思想里表现得更突出，这里不论。
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不但赋予上帝以人格，而且赋予自己的人格以神性。这不但为任何传教士的教条所不许，而且也超出了洪秀全自己此前的著作。天上有天父上主皇上帝，主宰天下凡间的一切。救世主耶稣是天父的长子，而洪秀全则是天父的次子，屡受天父的教导，深得天母的慈爱，在天上有妻有子，快活无穷。天兄耶稣是受天父的差遣下凡拯救世人的，洪秀全也是由天父嘱咐在天上大战妖魔并差遣下凡作世间之真主。洪秀全赋予自己以天父次子的神性，对于动员拜上帝会信徒去从事一项打江山的事业，在当时条件下自然能起很大的作用。而且，考虑到1848年的春天和秋天，已经发生杨秀清、萧朝贵代上帝和耶稣传言的事，确定洪秀全作为上帝次子并曾亲自上天受命的神性，也是处理当时内部关系所需要的。
这里需要附带申论的是，有的研究者认为《劝世良言》通常只称耶稣为"上帝之子"或"圣子"而绝少称"独生之子"，是洪秀全误以为他可以自居上帝次子的原因。（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1701页。）其实，《劝世良言》提到耶稣为上帝独子，并非绝少，而是屡见。（"盖神爱世界之人，致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致沉忘"（卷二）；"盖神爱世，）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自居，绝非由于对教义的误解，而是他在1848年冬已经有意地按照政治上的需要来附会异梦了，已经不受《劝世良言》的范围约束了。
洪秀全与冯云山于1849年夏返回广西桂平后，革命斗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1850年，洪秀全写诗表述自己的胸怀：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
洪秀全推许了朱元璋、刘邦。按照他在《原道觉世训》中提出的原则，他本应贬称世间之主为"王"，但在这里和这时，他称他们为"主"为"皇"，透露了他对他们的真正景慕。他经历了追求个人功名和用宗教、道德救世的曲折过程，终于走上了刘邦、朱元璋的道路，也就是代表农民推翻现存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
五、余论
马克思说过："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的确总是用迷信来说明他们自己的历史，而太平天国的研究者则必须用历史来剖析他们的迷信。
洪秀全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当然不是神的意志的实现，而只是人的觉悟的发展。
认识洪秀全的思想和道路的发展过程，对于理解洪秀全思想资料中的一些矛盾现象，可能会有助益。
例如，《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洪秀全常夸赞基督教之教理，且曰：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这往往被用来说明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后对基督教的批判，说明他把殖民者的上帝"改造"成了革命者的上帝。这是对洪秀全思想发展阶段的混淆。洪仁玕没有记洪秀全说这段话的时间，但它不可能是洪秀全拜上帝的初期所说。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后所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宣传的是"忠厚可师"、"乐夫天命"、"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其要求忍耐和谦卑，也是十分突出的。洪秀全反对过于忍耐和谦卑以管镇邪恶之世的言论，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必应在1847年或1848年以后。
洪秀全反清革命立场的确立，实现于1847年以后。与此相联系的，他对以前自己曾宣传的某些思想观点，也有所修正补充和发展。这方面的变化，虽然主要反映在金田起义后的思想资料中，但可以认为，这种修正补充必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例如，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中，洪秀全强调不行杀害，说："人自相残甚恻哀"，"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而在《太平天日》中，特别在金田起义以后所写的许多文书和著作中，他却强调了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
又如，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中，洪秀全要求人们知命安贫、富贵浮云，强调人格和心灵的修养，而天堂只是灵魂享福的地方。但他在后来却创造了允诺肉体享福的"小天堂"，在那里，可以丰衣足食，"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修正了总的救世蓝图。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中，如前所述，洪秀全提倡的是淑人淑世、正己正人、捐妄念、脱俗缘，以各自相安而共享太平。而在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从《原道救世歌》的"救世"到《天朝田亩制度》的"救世"，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指出洪秀全思想的这些发展，并不是否定《原道救世歌》等早期作品的意义。它们不可能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它们（以及其他思想资料）一旦与农民革命相结合，就使太平天国不只是一次攻城夺地的战争行动，而具有了社会改造运动的色彩--尽管不是要把中国改造为一个近代化社会。
洪秀全思想中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他原先就没有的平等观念的发展，而只是体现了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要求。列宁曾说："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文2版，第16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史学工作者根据列宁的这一观点充分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平等思想，正如他接着说明的，是指农民平均地产的思想。"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1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实质为平均主义的平等要求，在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上有着久远的传统，并且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但它们从未包含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内容。《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和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归于"主"的专制社会。它是与近代的平等观念不相容，而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穷苦农民的利益和思想。洪秀全原先所宣传的不杀、忍让、安贫乐命、不要贪图尘世享受等等思想，不会有利于酝酿农民的反抗斗争，不可能替农民的反抗斗争奠定理论基础；而斩邪留正、允诺农民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才能发动农民起来进行一场革命。洪秀全之所以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正是由于他修改补充了原先的某些思想，转而采取了某些适合于农民战争的利益和需要的观念。这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产生于宗教教义。《劝世良言》只把洪秀全变为福音宣传者，而阶级斗争才把洪秀全推向创建新国家的政治革命。
1979年8-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