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我从一家学术杂志上见到石达开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招募兵壮"训谕"的照片，同时读到了对这份"训谕"的考释文章。同年，我写了一篇读后，发表在同一家杂志上。这篇读后虽然是批评论难之作，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石达开在1862年行军活动的正面叙述。今将文字稍予改易，收入本书。
石达开这份募兵"训谕"，据萧一山报道，熊志韬《勿盦笔记》曾有著录。熊书我未见，不知曾否记及它的来源。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布的文告，传世的还有给"涪州城内四民人等"的"训谕"，原件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在故宫午门城楼"近代史陈列"展出。
将这两份"训谕"的照片加以对照，可以看出所盖的印都是双龙纹长方形，中书"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字体花纹似乎都相同，尺寸则无从比较。因招募兵壮"训谕"上所盖的印虽经见到原件的考释者注明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但《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影印的告涪州四民"训谕"，却未注明所盖印的尺寸。最近，刘世凯同志提供给我一份材料，是记录石达开在大渡河被俘后情况的残片，其中记有"印，八寸长，四寸宽，上龙头，左右二龙下水脚"等语，与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所盖印的尺寸基本一致。从照片来比较和从招募兵壮"训谕"的内容来看，似乎没有足以否定这份招募兵壮"训谕"真实性的充分理由。由于这份"训谕"未编入史料书，现据我收藏的照片著录于下，以供研究参考。
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招募兵壮、出力报效事：照得冲锋破敌，固力强可必得胜；斩将搴旗，而年富足以取功。缘本主将匡扶真主，诛满夷之僭窃，整中夏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拯英雄之困顿。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人原无告，共乐从戎。编为行伍，英锐非夸，立就功名，忠勇无比。虽今教炼以成材，实由自奋而致此。试观英雄以事夷为羞，甘屈志于泉石；豪杰因勤王不遇，犹隐逸于蓬门。未获吐气扬眉，不能攀龙附凤。复见几许少年，多属终身飘荡；若辈勇士，仍然毕世闲游。为轻振作之二字，遂废事业于千年。非流而忘归，亦出乎无奈。又有替人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然与其贫居拮据于草野，曷若投军报效于王朝？果能自拔来归，决不求全责备。片长薄技，定即录用无遗；俗子凡夫，岂有遴选不及。愿从征者，各须放胆；图树绩者，切勿隳心。现今处处均有聚义，可惜徒为乌合；人人皆欲奋兴，堪怜未遇龙飞。本主将大开军门，广罗武士。收纳不拘万千，招募无论什伯。先教以止齐之节，复列于戎行之间。待之如同手足，用之以作干城。先登为勇，于疆场标无敌之名；后殿为功，在朝廷邀破格之赏。尚冀群雄，相率前来；纵然一人，何妨独至。称戈比干，乃少壮之能事；得爵受禄，亦忠勇所无难。慎勿落魄自甘，仍然裹足；当知见才不弃，尽可宽心。特此谕告，咸使闻知。太平天国壬戌拾贰 年 月 日训谕石达开的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是有价值的史料。从最近（1963年）发表的关于这份"训谕"的考证文章（本文以下简称"考证"）中见到了原件的照片和著录，我作为太平天国史的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感到非常高兴。
石达开这份募兵"训谕"的内容很明白："招募兵壮，出力报效"。时间也很清楚，写明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它说明，在这一年，石达开曾经张贴布告，招募战士，来补充自己的军力。这对于我们研究石达开后期的战斗生涯，有一定的帮助。募兵"训谕"还反映了一个值得注意之点，就是石达开招募士兵的主要对象是穷苦人民和零散的地方起义力量。石达开在"训谕"中，一则说，"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人原无告，共乐从戎"；再则说，"又有替人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然与其贫居拮据于草野，曷若投军报效于王朝？"三则说，"现今处处均有聚义，可惜徒为乌合"，希望群雄"相率前来；纵然一人，何妨独至"。希望他们"慎勿落魄自甘，仍然裹足"。可见这份"训谕"，主要是对着穷苦无告的下层人民说话，鼓励他们参军，起来反抗清政权的反动统治。石达开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入川以后，和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地方反清起义力量有过联合的愿望和事实。在这份"训谕"中，又可以看出他劝告这些分散的力量和他会合。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研究石达开在分裂出走以后所进行斗争的性质和研究评价石达开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
二
一份历史文件被发现后，为了辨别它的真伪，笺释它的事实，说明它的意义，对它作一番考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我上面提到的对这份"训谕"的考释文章是"就原物作了考证"。它没有正面提出真伪问题，是在肯定原件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来考证它的史事的。我没有见到原物，但从照片来看，从"训谕"内容与石达开这一年的经历来对照研究，觉得可以认为它是一份真实的文献。
石达开的"训谕"写明发布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但没有填注月日，没有写明张贴地点。"考证"的重要部分，就是考证它发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考证"分为两步。首先是，引用《石达开自述》中的这样一段："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沿途裹胁，人数更多"；又引用骆秉章奏中这样一段："伪翼王石达开……自上年正月间，由湖北利川突入川境，即欲径渡大江……乃（应为"迄"）不得逞……锐意渡金沙江。"文章根据这两条资料，就说："因此可知这件布告乃是石达开从利川至四川，在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所发布的。"（《骆文忠公奏稿》卷六，骆秉章关于俘获石达开的奏折。）
这个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所引的"骆秉章奏"只大略说明了石达开入川以后的行军路线，何以能够作为这份布告系发布于"石砫、"。《开自述》，如果着眼于"二十多万人"这个数目，以为这就是石达开募兵"训谕"起了作用的结果；那么，《石达开自述》中紧接着还有"后来沿途裹胁，人数更多"这一句话，又如何处置呢？既没有证明募兵"训谕"与"二十多万人"有关，也没有证明募兵"训谕"与"后来沿途裹胁"无关，这样，有什么根据说"训谕"发布的日期不是在"后来"，而一定是在"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呢？
这一结论所以难以使读者信服，主要还是在于事实。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行军作战的具体事实究竟怎样呢？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是石达开从湖北突入四川以后，为了抢渡长江和金沙江，而在石砫、涪州、綦江以及泸州、叙州以南地区等处进行苦战的一年。这一年，石达开曾在石砫同敌人小有接触，在涪州、綦江同敌人进行战斗，尤其是在叙南地区同敌人反复进行了几个月的激战。这一年，石达开所部为了避过敌人的主力以实现渡江的计划，还曾从叙州南撤，经过贵州北部的桐梓、遵义，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和云南西北部的镇雄等地，绕了个几乎是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子，再进入叙州以南的川滇交界地区。
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这一年的战斗中，石达开的部队屡有损失，也屡有补充。当时，川滇黔三省在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起义蜂起。贵州有汉、苗人民起义，"群盗如毛"；云南则"回患已入膏肓"，"糜烂已久"；四川除了已经崛起的起义军以外，更有"无业游民殆近百万……或投入贼巢，或聚为游勇"（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筠仙观察书》。）。石达开在这一年中，由于多次吸收了这些力量参加部队，所以在穷败之余，仍能支持达一年半之久。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曾经多次吸收川滇黔三省群众和武装力量参军的情况，对于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较直接的关系，所以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一）1862年五、六月，石达开自綦江绕道贵州仁怀进入叙南时，有不少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投入石部：
股匪张四亡地（张四皇帝）围攻江安，意欲勾结发逆，抢渡大江……道员曾传理遂由蓝田坝急趋江安，以遏其势，张逆闻风解围先遁，迎投发逆，并力攻陷长宁县城。（《骆文忠公奏稿》卷四，《官军攻剿石逆立解綦江城围及迭获大捷现筹三路宁折》。）
逆目何金泷等自滇南窜扰筠连、高、珙一带，众约二万人，与石逆暗相勾结。我师既集叙永，方刻期进剿，石逆遽移营，窜陷长宁，与何逆合并，众至四五万。（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意城舍人书》。）
叙州府及所属各邑方志，载张四皇帝等事尤详，此处不赘。
（二）石达开撤出长宁、叙永以后，所部于1862年秋转战贵州、南。在这段时期内，沿途大量扩军，声势复振：
（石达开）由黔西窜入云南镇雄州地方，该处既无兵团扼堵，且土匪散练，随在皆是，该逆得以裹胁，其势复张。（《骆文忠公奏稿》卷五，《石逆由黔滇回窜川境现已飞调各军会筹攻剿折》。）
滇境糜烂已久，游匪散勇附贼者日多……（石达开）附和之众，则滇黔游匪尤多。《骆文忠公奏稿》卷五，《石逆由黔滇回窜川境现已飞调各军会筹攻剿折》。）
石逆勾结滇黔土匪窥伺川边，业已调集川楚各军驰赴叙南一带防剿。（同上书，《旧疾复发恳尽俯准开缺折》。）
（石达开）前被各军追剿出境，在黔无从掳食，遂由毕节黔西窜入云南镇雄。滇省糜烂既久，伏莽甚多。石逆所过地方，不惟无人阻截，而散练游匪，随处响应，裹胁众至十余万，贼势倍于自前。（同上书，《官军会攻石逆迭次获胜折》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