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穷苦人民，包括客家人，最初是抱着避祸得福和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加入拜上帝会的。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上帝，这本是幻想。但洪秀全的上帝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组织。拜上帝会既然把众多的贫苦人民吸引了进来，而它的领导者又有着利用这个组织从事一场革命斗争的意图，因而随着这个组织的逐步政治化、革命化，许多人也会同时升华自己的思想，把避祸得福的希望转变为改变自己地位的实际行动。组织化是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外部条件，而其内在的根据，主要在于他们本来是穷苦人民、下层人民，巨大的社会变动在客观上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拜上帝的信徒都能实现这种转变，其中确有不少人没有参与金田起义和以后的革命，但多数人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中，逐步实现了从上帝的信徒到革命造反者的转变，或者说，实现了从单纯的上帝信徒到兼为革命造反者的转变。
四
19世纪40年代，拜上帝会在广西面临三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封建官府、地方团练、"盗匪"即天地会系统的下层人民。拜上帝会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和同他们的复杂矛盾中准备自己的起义的。
18世纪以后，清朝封建统治日益暴露危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加剧，对农民的剥削更甚。封建国家同人民的关系，由于赋税加重、政治腐败而对立日益尖锐。鸦片战争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这些矛盾，使社会更趋动荡。这些矛盾是当时中国普遍性的问题，是19世纪中叶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的基础。而这些矛盾在广西的具体表现和广西在19世纪中叶的社会政治状况，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
广西在清代是比较落后的边远省份，生产水平较低，自然力对人的经济生活影响巨大。"粤西地势如建瓴，旬日不雨即旱竭。"（《清史稿》卷三七九，《赵慎畛传》。）统治者虽然"劝民修堤塘，造龙骨车，开荫井，设井筒架"（ 《清史稿》卷三七九，《赵慎畛传》。），但只是官样文章，并无实效。人民的遭遇仍然是"高田愁雨少，低田愁雨多，日与天较量，天高将奈何"（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一，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以桂平县为例，"黔郁两江面狭岸高，春夏水涨辄溢。早造将登，洪波忽至，半岁辛勤尽付流湍。或十日不雨，则龟裂满郭。七八月之间，苗益槁矣。故三年之耕，恒不足供两年之食，甚或一年之耕不能酬一春之种"（ 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
在这种自然力威胁下的农民，更要遭受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的剥削和压榨。金田起义前夕桂平的一名地主文人形象地描写了广西封建势力的残暴和剥削：
八百苗疆亭甲差，散为官司三十六。
队队狐行而虎威，村村骑马又食肉。
骑马食肉锄头钱，锄到七锄噫可怜。
（土人锄地有谚云：一锄供官二锄吏，三锄甲差四皂隶，五锄六锄头人把事，七锄锄到自家。）
郁郁箐林成黑地，漫漫烟瘴无青天。
农民的处境是：
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
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四、一，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
上册，41页。）
以桂平县来说，稍晚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况是："田多为富室所有……（佃户）岁晚供所获之半于田主……租或短供，易佃之声立至。"（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剥削下，农民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
农民是勤劳而又分散落后的阶级。在封建统治比较有力的时期，由于封建政治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强烈钳制，虽然也身受压迫和剥削，矛盾却不表现为大规模的斗争。其甚焉者，甚至"农民伏处田野，畏官府如神明，不幸遇灾，有坐而待殍而已"（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纪赈贷》。）。这在封建文人笔下，就表现为"士尚文学，民勤稼穑"、"土风质朴，人心悫谨"的承平之世。广西除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时的战争外，一百多年未有大的动乱，就是由于这种情况。
但这种小康局面，到19世纪初叶已经难以维持了。嘉庆年间，广西开始流行"结拜天地会"。天地会原是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汉族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但清中叶以后在广西日益发展的天地会，其主要的活动内容是互助互济和"结伙抢劫"、"劫富济贫"，反映出一部分下层人民已不愿俯首听凭宰割，他们要起来与封建统治实行某种对抗。嘉庆末年，广西"宜山会匪廖五桂、蓝耀青分踞新旧两墟，纠众分党，伪立名目，勒索殷户"（ 《清史稿》卷三七九，《赵慎畛传》。），并揭发"地方官横行讹诈剥削良民"以为号召。广西巡抚赵慎畛镇压了廖五桂等，他在任内拿获的"盗犯会匪"达一千七百余人之多。
广西统治者在道光元年颁发的《乡约条规》充分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对"世风不古"和社会矛盾尖锐的忡忡忧心。它列举当时广西社会的三十多条"积弊"，要求人民继续按照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生活：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和睦族邻，不要赌博、奸淫、打架、结交匪人等，并要求有田业资本者待佃户、债户、铺户及邻舍贫苦之人"不可刻薄，更不可重利盘剥"，借以缓和矛盾。而尤为着重的是，它严禁结拜天地会和穷民做贼，对此反复譬喻威胁："结拜添弟会，是第一件大犯法的事。好好的百姓，进了添弟会，便是朝廷罪人。如今处处访查会匪，断断不能遮瞒。"（《乡约条规》，道光元年刻本，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18～26页。）他们一方面用刀剑，一方面用说教，幻想挽救已经开始动荡的社会秩序。但是，鸦片战争的某些后果却进一步冲击了这种秩序。
鸦片战争并没有马上引起中国经济形态的改变，并没有马上引起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它的直接的后果是老问题严重化，是清朝统治力量削弱和统治不稳定加剧。在广西，更表现为游民、"盗匪"等冲击社会稳定的势力大大加强。曾参与对抗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右江道严正基论述这一形势说：
自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页。）
太平天国起义时在籍办团练的翰林院侍讲龙启瑞所论大略相同：
盖自道光二十一年后，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毗连，地方大吏于梧州办理防堵。事平后，丁壮失业，狡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经德堂文集》卷二，《〈粤西团练辑略〉序》。）
金田起义时两广总督徐广缙指陈广西动乱的原因，也追溯了广东的水手、纤夫失业无所依归从而进入广西和无业之民前往广西耕种所引起的后果。（参见《徐广缙奏闵正凤畏葸无能并广西文武上下相蒙工于讳饰折》，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藏件。）他们都认为，由于裁撤兵勇，丁壮失业，激化了广西的动乱。龙启瑞并把太平天国起义之得以发动，同鸦片战争后广西的形势联系起来，这是符合实际的。道光年间，特别是道光后期，广西的人民反抗和社会动荡愈演愈烈：大致上道光初年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以前，人民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结会拜盟，抢劫殷户，而在此后则发展到攻城夺地，杀官劫狱。我们从下面的简略事实中可以看出大概的趋势。
道光八年（1828），融县"匪乱初起"。
道光十年（1830），浔州大旱，"土贼林某倡乱，劫掠四境"。
道光十五至道光十六年（1835-1836），桂平"会匪蠢动，聚众且千余人"，以分谷为号召，乡民闻风而集。
道光十八年（1838），桂平大黄江"游匪出没"，"土匪"、"游匪"互争雄长，官司疲于奔命。
道光二十一年（1841），越南贡使船在桂平石咀河被劫。
道光二十二年（1842），归顺"天地会匪初乱"。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田州八角山土客械斗，宾州"土匪"五百余人应之，路经县城，无敢问者。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广东龙门协副将赴任，座船过贵县瓦塘江口被劫。藤县邓立奇称"平地王"，钟敏和称"高山王"，在赤水墟聚党起事，"始而乘夜截抢，继而白昼横行"，"官兵不能"制"。
道光二十六年（1846），桂平李观保聚党"劫掠浔州河中"，继与罗亚丙、任文丙、刘亚鸟、陈亚贵等联络，为广西"艇匪"之始。
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与广西全州李世德等立棒棒会起事，张八等率众攻扑平乐府城。广西各府县"土匪乘机窃发"，桂林、平乐、浔州各属"土匪"至是活动大增。梧州张烂颈木聚党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在梧州、浔州地面活动。容县冯六在自良墟起事，"打家劫舍，包江食水"。贵县徐亚云在瓦塘"啸聚匪类"，截劫船只，河道为之不通。阳朔董光寿起事，攻扑县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天保县黄维业、黄天宋起事，杀知县沈毓寅。彭亚富率党数百攻破上思州城，"劫掠财物一空"，复入衙劫印，土官黄济以银二千两赎印。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聚党于浔、梧江上，劫掠商贩，当局者被迫招张钊等巡河，商贾求其保护。武宣陈亚贵联合陈香晚率党起事，攻劫修仁、荔浦，并到宾州、桂平活动。
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沅发起事，攻陷湖南新宁，杀署知县万鼎恩，毁衙署、监狱，后入广西兴安、灵川、永福等县活动，所在响应。武宣区振祖率党张"顺天行道"旗，至象州"劫掠"。陈亚贵等"伙劫象州大乐韦泰山，大获钱布，于丰元界散给党与"，事后匿入桂平紫荆山。张嘉祥在横州百合墟竖"劫富救贫"旗，遣党四出，勒富户财物。继在贵县覃塘，"张贴伪示，纠人入伙"，至宾州杀清参将段炳南等。张嘉祥起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经失败，本年复起。容县"游匪冒称饥民"，千百成群，向殷户强索钱米。
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陈亚贵等攻入修仁、荔浦两县城。八月，贵县徐亚云聚众五千余人陷迁江县城。任文炳与梁阿长大掠平南，"浔、梧两府沿江，艇贼纵横，水道不通"。九月，贵县莫十五聚党万余，"焚劫"十村一市。"土匪"入贺县境，副将、都司闻风逃窜，知县愁急自尽。（①以上均据各地方志及《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
其他小股活动和各股忽此忽彼忽起忽落的情形，难以尽举。大致广西"盗匪"活动到道光三十年夏秋，以陈亚贵等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为标志，达到了一个高潮。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综合各地的报告，概述道光三十年夏秋广西地方动乱的情况说：
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私逞强梁。逮至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两江及府江接境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行旅戒途……（道光三十年）七月间，遽至修仁、荔浦县城，相继为贼攻破肆掠。……于是宁明、迁江、永康、明江、龙州、馗纛龙等州县厅营所在陷失。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众率（脱"千"字）余人至数千人者不等。所有被害之处，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求和。上林县官被执勒赎。武缘县官，贼至自裁。来宾官吏逃亡，监狱尽脱。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
此皆去年（道光三十年）夏秋间事。自是以来，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杜受田奏两广各地情形单》，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由于这样的局势，道光三十年（1850）秋广西庆远、南宁、柳州、平乐、浔州、梧州、思恩各府的举人、秀才、典当商等数十人向都察院呈诉称，"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以保他们的身家性命。
这些起义者的情况自然是千差万别的。他们有的坚持斗争到底，有的接受招安，时起时降。他们主要从事"劫掠"。有的虽以"替天行道"、"顺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号召，但大都没有推翻清朝、建立新朝的政治意识。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打击了清朝在广西的统治秩序。
正在密谋起义的拜上帝会同这些纷繁的"盗匪"活动没有联系，主要原因是拜上帝会的政治思想主张同这些起义势力很不相同。洪秀全认为，天地会的最初宗旨"反清复明"，时经两百年以后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开创新朝，而不应以恢复明室为号召。而且演变到当时，天地会"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追其献财为会用"，与拜上帝会的宗教信条大相违背，所以洪秀全对这些起义势力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但这些起义力量实际上是拜上帝会的同盟军。他们打击了封建秩序，他们吸引了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力，这对拜上帝会的崛起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之中被官兵击散的人，也多在舍弃旧习皈依新教的条件下投奔拜上帝会，壮大了拜上帝会的力量。
广西封建统治势力是拜上帝会和其他起义力量共同的对立面。这一势力，在封建统治者自身日益腐朽和人民不断打击之下而愈益削弱。关于统治者的腐败，嘉庆初年，封建文人之有识者曾慨乎言之："盖人才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莫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不可解。"中央的部院大臣"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的督抚，"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既贪酷又委靡。（参见《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传》。）这种普遍的情况，在广西更有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一省最高统治者的腐败。自道光十六年（1836）起任巡抚的梁章钜，以名士风流自命，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对政务放任不问，"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之摈斥"（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任巡抚五年的郑祖琛，从知县升到巡抚，经历了四十多年，是"世故太深、周旋过甚"的老官僚。在他任内，广西各地各股起义者杀死清兵，包括守备、千总等军官至少一千多人，而向上呈报的不过千百分之一。军官被杀都以病故上报，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上粉饰太平以容身固宠。郑祖琛又有"佛子"之称，"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郑祖琛这种统治术，当然不是对人民有什么好感，而是封建统治者极端腐朽颟顸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