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如何依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运用攻守两种不同的形式，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孙子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对比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主张在军队作战中努力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要寻求敌人的可乘之机，以压倒性的优势，予敌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作战指导原则。为了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孙子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第一，“修道而保法”，从政治上加以保证。第二，认真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综合对比，在此基础上预测战争的胜负。“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第三，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采取恰当的攻守策略。“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孙子强调，在“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方针的指导下，就可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实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意图。
不管《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把“锦囊妙计”吹嘘得如何神乎其神，也不管《三十六计》等坊间兵书把“骗人招数”渲染得怎样煞有介事，战争归根结底还是拼实力。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的天平上的砝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孙子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用专门的篇章加以深入详尽的探讨，这反映了其军事思想注重实际、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精神。
纵观古往今来的战争历史，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后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由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势的转换，使得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这实实在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战争一般规律。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熬白了头发，累酸了腰腿，“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头来依然是僻处西南一隅、“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太过于悬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后人除了替他一掬同情的眼泪，“长使英雄泪满襟”，还真的不能多说些什么。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人心向往统一、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较之于陈后主方面，好比是“以镒称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本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镒称铢”，“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既然敌我力量对比对战争胜负结果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孙子便提出了在军队作战中要努力确保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此基础上，则要积极寻求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即所谓“以待敌之可胜”、“不失敌之败也”，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采取行动，乘隙蹈虚，以压倒的优势，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能为胜败之政”，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应该说，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认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顺理成章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不意味着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自己的实力，在战场交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用孙子的话说，便是“不能使敌之可胜”，“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之所以高明，见识远胜于其他军事家，乃在于他在宏观上认识战争中军事实力的地位作用的基础上，又系统地论述了运用军事实力的原则和建设实力的方法、途径等问题，从而使自己以实力制胜的理论体系完备、逻辑严谨，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启示性。
如何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孙子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要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道而保法”，从政治上加以具体保证。所谓“道”，就是清明的政治，和谐的秩序，调动起广大民众和参战士兵的积极性，即《计篇》中所提到的“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从而造就同仇敌忾，举国一致，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理想政治局面。所谓“法”，就是严格的制度、正确的法纪。表现为：赏罚公正严明，上下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用人唯才是举，办事有章可循。由此可见，“修道而保法”的核心便是修明政治，严肃法制，提高军队的凝聚力，鼓舞民众的士气，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必要的条件。很难设想，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离心离德、一盘散沙，还能算是有实力、有前途。指望它们打胜仗不啻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肯定会让人失望。
第二，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认真的综合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预见胜负，指导战争。预知胜负，是高明军事家指导战争的必有之义。孙子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计篇》中即开宗明义加以深刻的阐述。本篇的主旨是探讨军事实力地位作用以及运用原则，因此同样要把衡量军事实力列为重要的环节。孙子在这里提出了综合对比衡量双方军事实力的具体标准，这就是“度”、“量”、“数”、“称”、“胜”。即从双方的所处地域位置、地幅面积大小、物质资源丰瘠、兵员多寡等客观情况，来比较分析双方军事实力强弱关系，并进而预见战争胜负趋势。按孙子的理解，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是可以所向无敌、横扫一切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认为这种“度、量、数、称、胜”五个方面依次相生、层层递进，链条式的因果关系，具有法则的性质。所以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愿望符合这种客观的规则，紧紧围绕这个因果关系来从事自己的军事实力建设。
第三，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顺利实现敌我军事实力对比的转化。一般地说，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临战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尽管有强弱之别，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作为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势，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使己方的军事实力得以充分的施展，已有优势则进一步加强之，若处劣势则设法改变摆脱之，处处高敌一筹，稳操胜券。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采取适当的作战样式，仍是一大关键。通常的作战样式不外乎攻与守两种，两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一般地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高明的军事家应该按照“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作战规律，从自己的军事实力条件出发，灵活主动地实施进攻或进行防御。若是实施防御，要善于隐蔽自己的兵力，“藏于九地之下”，令敌无法可施；一旦展开进攻，则要做到“动于九天之上”，使敌猝不及防。总之，只有在攻守问题上真正做到因敌变化，随机处置，才算是完全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之精髓。这时候无论是实施进攻，还是进行防御，都可以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无往而不胜，“故能自保而全胜”。孙子认为，这乃是正确运用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能够进入用兵的理想境界：“战胜不忒”、“所措必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千多年之后，西方近代军事学鼻祖，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一书中，也曾对攻守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出了和孙子一样的结论。他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攻容易。”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的作战形式要显得优越。这是因为防御者可以得到的“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不仅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如陡峭的山谷、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们隐蔽的配合军队行动的地形”。因此，在“力量弱小”之时就不得不采用防御的作战样式，“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下卷），36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克劳塞维茨说得自然不错，他在西方军事学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可惜他的这番见解要比孙子的攻守思想晚了两千多年。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把实力看做运计设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认识。可惜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大多眼光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那里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而且流露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什么“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的种种高论大行其是，甚嚣尘上，一手硬，一手软，光讲谋略而忽视实力建设（至少是不够充分），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弊端。
应该说，后世重谋轻力军事文化价值取向的滋生和风行，是中国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悲哀，是对孙子军事思想基本精神的一种曲解，属于歪嘴和尚念经，把经给念歪了。更严重的是，这客观上也让人们对《孙子兵法》产生误解，降低了（甚至毁坏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声誉。这么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就是一回事。什么“借刀杀人”、“指桑骂槐”、“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美人计”、“走为上”之类，一锅煮，统统划归到《孙子兵法》的名下。前些时候，有人拍电视剧，题目便叫《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中央电视台也不问虚实，二话不说便拿到频道上播。可见大家都把两本书搅和在一起了。这一方面说明《孙子兵法》的确有巨大的名气，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还是很粗浅、很模糊的，往往从阴谋诡计、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似乎《孙子兵法》只不过是小人的伎俩，而非君子的哲学，这显然是偏颇的看法，也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档次大大降低，好像咱们中国人只会搞一些玩权术、施诡计的东西，《孙子兵法》就如同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一样，是泯灭是非的界限，教坏人们的心术。（ 参见黄朴民：《新读孙子兵法》，见《传承的神韵》，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其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完全是两码事，所反映的是两种兵学文化价值观。如果《孙子兵法》就像《三十六计》这么一个档次，那么它就不配被称作《孙子兵法》了，也没有资格充当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杰出代表了。《三十六计》从头到底是一个“骗”字，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一股理直气壮的“痞子”劲。“瞒天过海”、“趁火打劫”、“无中生有”、“上屋抽梯”、“李代桃僵”、“借刀杀人”，只要看看这些计策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多么阴损毒辣，多么厚颜无耻，让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说白了，《三十六计》是玩空手道的，做无本钱生意，赌徒心理，赌一把碰碰运气，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押宝押中了，皆大欢喜；押不中，输个精光，那就自认晦气。所以它不讲求什么军事实力建设，通俗一点说，就如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早晨给猴子三个桃子，傍晚给四个桃子，猴子觉得自己吃亏，便大吵大闹；以后换成早晨四个，傍晚三个，猴子就高兴了，便又唱又笑。实际上换来换去、颠三倒四，仍是七个桃子的实力。所谓《三十六计》，穷其究竟，不过是在那里把七个桃子横过来又竖过去，做做各种各样排列组合的拼图游戏罢了。总之，《三十六计》是纵横家、阴谋家的思想宝典，张仪、苏秦的所作所为才和《三十六计》的原理一脉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口若悬河，伶牙俐齿，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察言观色，脚踏两方之船；兴风作浪，搅动天下之局。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缺陷，这就是都忘了向自己游说的对象提醒一件事：该静下心来好好发展实力，加强综合国力的建设。
孙子要比那些只会耍小聪明的兵学家高明得多了。这种高明，便是他思维的全面性、逻辑性、辩证性。他既讲谋略，也讲实力；既讲诡诈，也讲仁义；既讲功利，也讲道德。真的是无懈可击。《三十六计》的作者，他的军事学术水平和孙子相比，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孙子的实力为胜利之本理论，在后世纪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先秦时期僻处西北一隅的秦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最后统一六国，其关键就是依靠了“农”、“战”两手，始终不渝地把发展军事实力放在首要的位置。它重视农业，奖励耕织，结果是粮食成山成堆。粮食充足，布匹够穿，军队就养得多，士兵就吃得饱，穿得暖，打起仗来就特有力气，特有热情，形成了一支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师”，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云云，实际上就是秦国较之于六国占有实力优势的一个缩影。粮食产得多，打仗打得狠，两者相辅相成，就像一辆车子有了左右两只匹配的轮子，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也便水到渠成了，这叫做“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