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无限，时间永恒，岁月飞逝，风流云散，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类早已进入了高科技的时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远得几乎令人淡忘……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现代生活日新月异，在新技术、新信息、新观念如同潮水般涌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下，人们只能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而无法也不应该沉湎于往昔的峥嵘、执著于消逝的彩虹，以至于让旧的束缚住新的，死的窒息了活的。
然而，孙子及其兵法著作却是这一历史法则的极少数例外之一。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大浪的淘洗，既不曾沦落成古董，更没有化作泡沫。恰恰相反，其合理的思想内核在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到了明天，同样将会异彩纷呈，魅力无限。
道理很简单，因为《孙子兵法》所总结和揭示的一般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而其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求实进取的文化精神，也业已顺理成章地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企业管理、商业经营、外交角逐、体育竞争等活动中获得极为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更为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模式提供着不竭的文化启迪。《孙子兵法》所彰显的实事求是、关照全局、高明预测、掌握情况、把握机遇、权衡利弊、辩证分析、主动积极、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灵活应变等等，始终是人们在从事各项事业时，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和指导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已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一大笔取之不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全局意识
古人认为，“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一域”不能代替全局，“一域”之得更不能弥补全局之失。换言之，全局决定着一域的存亡，所以任何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全局、驾驭全局。而谋全局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宏观控制的大见识、大魄力，处处高人一筹，时时占得先机。
在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战略家总是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醒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态势，充分考虑当时的战略地缘关系、综合实力以及战略布局与互动，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站在最高层次上寻求全盘皆活的战略转机。尤其是夺取和掌握战略主动，营造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良好战略环境。
《孙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把握克敌制胜的奥妙，驾驭治军用兵的方法。无论是政治与军事主从关系的分析、经济与战争依赖性质的阐述，抑或是敌我战略优劣态势的判断，作战指导原则各个层面的协调，都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互补性的特征，如战略预测上的“五事七计”，治军手段上的“令文齐武”，作战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战争观念上的“仁诡相济”等等，无一不是以系统综合的视野切入，由全局呼应的途径造就。处处体现出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大局意识和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预见能力。
这种全局意识，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启迪。就任何一个追求事业成功的人士而言，大局观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只有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性，才不至于在应对时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只有认识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才不至于在处理时挂一漏万，畸轻畸重；只有把握趋势的多样变化性，才不至于在前瞻时一厢情愿，进退维谷。从而以联系的观点审时度势，以辩证的态度关照一切，以互补的手段多管齐下，以稳妥的步骤循序渐进。防止因偏执一端而轻躁冒进，避免因忽略细节而功亏一篑。真正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深刻理解红花还须绿叶扶的要义。很显然，立足全局，明了大势，关照整体，和谐协调，是推进事业并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也是强本固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重点意识
关照全面，不等于事无巨细平均使用力量，恰恰相反，抓住重点，强调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最糟糕的情况，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拾了芝麻丢西瓜”，“样样都懂，样样稀松”。大路货，万金油，加一个不多，缺一个不少。
《孙子兵法》不愧为“兵学圣典”，对这层道理有十分深刻的阐释，在它看来，即使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如果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讲主次，四面开花，全面受敌，撒胡椒面，那么这种优势也就像今天某些果汁饮料一样，完全稀释了，变得淡而无味，毫无口感，其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且将处于极大的窘境，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正确的方法是，在充分关照全面、有效照顾整体的同时，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突出重点，高明选择战略主攻与突破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创造最经济、最优先的效益，达成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兵法》全书既坚持全面论，更强调重点论。其所有命题，均以两点之中抓重点的方式来表述，如攻守一体，以攻为重点；奇正相生，以奇为优先；主客相对，以客为侧重；常变并行，以变为主体。“全胜”“战胜”不可或缺，而以“战胜”为重中之重；“避实”“击虚”相辅相成，而以“击虚”为根本选择。
《孙子兵法》这种思维模式，是符合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在哲学上，同一个事物内部往往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决定和制约着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要处理和解决矛盾，就必须从处理与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从而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以四两拨千斤，以抓纲而举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简单地对立起来，不能让关照全局与强调中心机械地割裂开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切不可不择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去应对，见招拆招，而必须沉着镇静，以静制动，突出中心工作，解决关键问题，循序渐进，化整为零，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创新意识
任何事物的活力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从本质上说《孙子兵法》的完成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换言之，“创新”精神融入了《孙子兵法》的整部著作，是《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其前代兵学理论，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孙子兵法》的创新包括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对“古代王者司马法”的创新与超越。
“古司马兵法”的军事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原则上，充分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正是汉代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孙子兵法》则完全不同，它排斥了“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旧“军礼”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迎合新的战争形势的兵学理论，用“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取代“鸣鼓而战，不相诈”；用“掠乡分众”、“拔其城，隳其国”取代“不杀黄口，不获二毛”；用“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这些全方位的创新，使其兵学理论成为与时俱进、符合战争现实的指导原则，实现了中国古典兵学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飞跃。
《孙子兵法》的创新意识，对我们今天从事各项事业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抱残守缺，得过且过是人生进取中的致命弱点。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提升境界，实现升华，关键在于不安于现状，能够以“知昨非而今是”的健康心态，对旧的传统、旧的模式进行挑战，不落窠臼，打破常规，勇于开拓，锐于创新，做到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这也就是《易经·系辞》上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当然，创新不是不着边际的胡来瞎搞，不是割裂传统的标新立异，那样，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反而会未获其利而蒙其害。真正的创新，是继承与汲取传统基础上的开拓，是尊重与借鉴前人前提下的进取。这方面，《孙子兵法》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明亮的镜子，它固然汲汲于创立崭新的兵学理论，但同时也充分吸取了以往兵学的合理成分，保留了“穷寇勿迫”、“合师聚众”等有价值的上古兵学原则，从而在新与旧、常与变的结合上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
四、机遇意识
机遇指的就是时机，而所谓“时机”，在战略的层面上就是对我方行动的最有利态势，是关系战局胜负趋势的基本条件，用一句俗语作比喻，便是“时来天地共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故《将苑·应机》云：“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
在利用“时机”问题上，一方面自然应该持重，不可忘乎所以，轻举妄动，所谓“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另一方面更应该善于把握战机，一旦遇上有利的时机，就要坚决利用，毫不犹豫，以避免贻误战机，葬送胜利的前景：“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不及”；否则便会“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孙子兵法》的高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它对创造和把握机遇的重视。它主张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即通过“造势”、“任势”、“示形动敌”等手段，寻得最大的机遇，争取最好的条件。所谓“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而一旦捕捉到机遇，则要毫不犹豫地把握住，使之转化为胜利的现实：“始如处女，敌人开阖；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