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日本的楚辞学研究仍然方兴未艾。每届的楚辞国际研讨会上，都有日本学者的积极参与。
韩国也很早就接受了楚辞的影响，而且楚文化对朝鲜民族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朝鲜最古老的民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而死，将奈公何”可能就与屈原有着某种关系。但韩国对楚辞的研究很晚才展开，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近些年韩国的楚辞研究比较活跃，2002年的楚辞国际研讨会上，韩国学者朴永焕提交了《当代韩国楚辞学研究的现况和展望》的文章，对韩国当代楚辞研究做了梳理。2007年7月，韩国东国大学校举办了2007年楚辞学国际会议。不过总体来看，韩国的楚辞研究由于韩国学术界浓重的民族主义风气，在很多问题诸如“端午祭”上有着较为特殊的认识。
楚辞文本传入欧美已经是近代的事情了，目前可知最早的译本是德译节译本，由费慈曼于1852年译出，发表在维也纳的皇家科学院的报告上，这个文本后来又被转译成法、英和意大利文。1931年，德国孔好古的《天问》译文遗稿由他的学生爱吉士整理出版。1933年，鲍润生翻译了除《惜诵》之外的《九章》，也是德译本。意大利文有发表于1900年的桑克谛译本和发表于1938年的阿赖喇译本。而到1959年，终于有一位英国学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
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这些论著，有德国孔好古的《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英国学者鲍润生的《屈原的远游》、《屈原的生平及诗作》以及戴维·霍克思的《楚辞——南方的歌》，匈牙利学者F.托凯的《屈原的时代和诗人生平》，苏联学者费德林研究楚辞的博士论文、谢列勃里雅可夫的《屈原和楚辞》等。
当代欧美楚辞研究继承了过去研究的一些传统，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广泛使用，使楚辞资料的共享越来越便利，因此当代欧美楚辞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欧美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都是加入欧美籍的华人。（以上一节，参考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载《文学评论》，2000（2）。）
五、楚辞对中华文明之影响
楚辞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它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面貌，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所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评价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而纵观历史，又有多少文人墨客、忠臣孝子、游子楚囚都从楚辞，尤其从屈原那里得到了生命的力量。从我们这个文明，到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在这个影响中存在。
（一）楚辞与中华民族之精神
楚辞的精神主要就是屈原之精神。
屈原之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他对君王忠心耿耿，对故土热爱留恋。这种精神如果浓缩为一个词，就是“忠诚”。在屈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这种忠诚逐渐被放大定格为“爱国”精神。
另一个层次则是屈原的人格魅力，他坚守一种独立不移的价值观，珍惜自己独立自主思考的心灵，绝不会因为生存的艰难而退缩或者放弃，也不会蝇营狗苟，唯唯诺诺。这种精神如果浓缩为一个词，就是“独立”。在此后的历史中，这种独立也被逐渐放大，被蒙上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成为对抗强权、反对压迫的一种自由的精神。
事实上，忠诚与独立，这两种人格在某些方面是有冲突的。屈原本人也是在这种冲突中不断地迷路、碰壁，最终到死也无法解决这层矛盾。但这种冲突又是必然的，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有着两面性。有冲突才会产生张力，才会在冲突断裂的时候爆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从而影响后来人。所以，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屈原的“忠诚”，主要就是他对楚国故土的眷恋和对楚王那种甚至都有些卑微的感情。于是，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一旦被帝王疏远，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屈原类比。比如《楚辞章句》的汉代楚辞部分，几乎每一首都或多或少有些被疏远的怨言在其中。因此，屈原在这个层次上往往被借作酒杯，浇他人之块垒。
而屈原的死，又首先被司马迁将之与楚国之灭亡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屈原既死之后……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于是从这一时刻起，屈原的忠诚也逐渐成为对国家的效忠，而有代表性的人物死亡，也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灭亡的标志。
此后，每当政权更替、朝代更迭，尤其是外族外敌入侵的时候，屈原的爱国精神价值立刻凸现出来，并给予抵抗入侵的人们以强力的精神支撑力量。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屈原那样，那么中国一下子就有了千千万万个屈原，而国势就会又有了希望。如南宋词人辛弃疾《水调歌头》写道“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刘过《水龙吟·寄陆放翁》写道：“读罢《离骚》，酒香犹在，觉人间小。”屈原的作品给希望恢复中原的南宋人贯注了极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尽管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楚世家节略·按语》中说得有些夸张：“原死骨肉未寒，而国势土崩瓦解如此……呜呼！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尽管一人的命运不足以影响国运的兴亡，但在一人的影响之下，群体的精神力量一旦激发出来，必然是威力无穷的。
这种爱国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了顶峰。1942年是抗战的低潮期，国内士气民气都极其低落。而郭沫若在大后方写了话剧《屈原》，其中的《雷电颂》慷慨激昂，对鼓舞士气起了极大的帮助，这成为屈原精神之强大的一个事例。
屈原的另一种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和理想主义的人格精神。司马迁概括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精神令屈原本人对朝廷内的混浊极端反感，并拒绝与之同流合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奇装异服”上。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不仅是屈原的典型装束，也是后代之人表现自己清高孤傲性格的一种意象。它象征着正直、高洁、特立独行以及永不屈服。
这种精神得到洪兴祖的表彰发扬，洪氏释《怀沙》曰：“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因此，朱熹评价洪兴祖道：“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
考察屈原的这一层精神就会发现，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体制下，个体要保持一种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士大夫只能选择合作或者沉默，因此，屈原的这种独立精神和操守越发显得宝贵。不过，这也恰恰成为楚辞总是不被历代官方所完全认同，并被儒家伦理所一直诟病的最主要原因。古代的统治者们其实并不希望屈原的这一种精神被张扬广大。
因此，在士大夫的眼中，屈原的这种独立的精神也逐渐与某种隐居、明哲保身的意识合流，而理想主义也仅仅是一种理想罢了。所以，在今天谈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就必须把屈原的这种独立、坚守的精神重新提炼出来，并在肯定其理想主义特质的同时，防止这种独立精神被“出世”、“求仙”、“隐居”等道家或道教思想所同化。
在没有一神教信仰的中国古代社会，屈原的这种精神已经具有了某种宗教性的价值。它是追求个体理想与社会责任合一的一种精神，也是屈原的信仰。只有将屈原的忠诚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将屈原的独立与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让屈原的精神丰满立体起来，才能恢复屈原精神两个层次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但又不可分割的真正价值。屈原的精神，就是既热爱祖国、热爱故乡，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君王，同时又不因为对祖国和君王的热爱而放弃个人的操守与理想主义。这二者，共同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伦理。
（二）楚辞与中国古代之文化
中国古代的文化受楚辞影响甚深，从普通百姓日常的生活习俗，到整个民族的审美风尚，以及各种民间巫术、神话等，似乎都可以追溯到楚辞上。这里就简单讨论一下几个有代表意义的文化现象。
楚辞对文化最大的影响，恐怕莫过于端午节了。端午节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民俗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着具体的纪念仪式、龙舟竞渡的运动项目、作为民族特设食品的粽子、悬挂艾叶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等。各种民间风俗都附着在端午节，也就是附着在屈原一个人身上，这是中国其他的节日都不具备的。
其实，端午节的来源十分复杂，纪念屈原仅仅是很多种来源中的一种说法而已。其他比较重要的说法还有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起于三代夏至节、吴越民族图腾祭等说法。因此，尽管并不能确知端午节的来历，但其产生的时间一定比屈原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