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钟子期：春秋楚人，精于音律。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伯牙谓世无知音者，乃绝弦破琴，终身不复鼓琴。事见《吕氏春秋·本味篇》。比喻自己忠直却不遇明君，因此闭口而不言语。
［20］和抱璞而泣血：卞和，荆山（今南漳县境）人。春秋时楚民。相传他在荆山得一璞玉，两次献给楚王，都被认为是石头，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双脚。楚文王即位后，他怀抱璞玉坐在荆山下痛哭。文王令工匠剖雕璞玉，果是宝玉，遂称此玉为“和氏之璧”。事见《韩非子·和氏》。
［21］鹿鸣求其友：鹿鸣即为求偶之声，此处比喻求友。
［22］谷风：东风。举：高飞。景云：祥云。老虎在古代被认为是阳刚之物，呼啸则有阳春之风相应；而此处的龙则指水中生活的龙，是阴气之物，高飞则有同属阴物的云相应，意即同类相感、同声相应之意。
［23］列子：列御寇，传说中战国时期郑国人，《庄子》里面称其为“御风而行”，现今流传的《列子》是伪书。此处指列子隐居守贫。寄托：无可寄托之地。
［24］阖口：缄口不言。
［25］独：独自。便悁：愤怒、伤痛。怀毒：心里面烦忧怨恨。
［26］骋说：尽情地说。
［27］寝疾：卧病。
［28］精神：指志向。通：共通。
【段意】
从内容上看，这已经是整组辞的最后一篇。
《谬谏》之“谬”相当于“谲”，就是委婉含蓄的意思。《毛辞序》郑玄笺曰：“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因此，这一首辞总体上是通过写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来表现自己渴望出仕的想法，从而达到“谲谏”的目的。
这首辞其实具有双重线索，具有某种“复调”的特征。第一条线索，也就是本辞的第一、二层。写的是楚辞中常见的怀才不遇、小人当道的那种郁郁不得志，在这条线索里，东方朔第二次提到了和氏璧的典故：“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充分表现了自己这种郁闷之情。
第二条线索，则写的是无法寻求知音的痛苦。这在楚辞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同音的互相唱和，同类的彼此相似。
飞鸟为成群而呼唤，麋鹿为朋友而鸣叫。
所以叩宫音而宫声相应，弹角音而角声震动。
老虎长啸而山谷间风声萧萧，飞龙腾空而景云环绕。
音声之相和相应，象征着物类之相感相应。这一段，在整首辞中显得非常特殊，东方朔从周围对小人的憎恨和对君王的哀怨中抒发出一种寻求知音的感情。当然，这种感情的产生并不突然，但的确与上文的感情有些不同。周围都是奸佞小人——这是一种具有政治倾向性的抒情话语，而周围没有知音——这却是一种完全私人的抒情话语。因此，东方朔的这段知音难求的抒情，无疑令整首辞显得更加感人。
知音难求的境遇，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成为反复吟咏的主题。包括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亦是如此。而本篇这一段抒情则让楚辞不总是汲汲于政治，打开了一个更为幽深的内心世界。
而本篇最后，亦即整首《七谏》的正文的最后，东方朔并没有进行剧烈的抒情，也没有如《离骚》、《九章》那样“寻死觅活”。尽管他也说“欲阖口而无言兮，尝被君之厚德”，尽管本篇亦是一首代屈原体，但在结尾的时候，东方朔似乎已经把屈原忘到了九霄云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抒发里。
他说：“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这体现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与君王之间的沟通难以进行，更表明了他的周围都是“不知我者”。而这种痛苦，毋宁是一种超越了君臣、超越了政治的永恒的寂寞。
八、乱曰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畜凫鹅［1］。
鸡鹜满堂坛兮，蛙黾游乎华池［2］。
奔亡兮，腾驾橐驼［3］。
铅刀进御兮，遥弃太阿［4］。
拔搴玄芝兮，列树芋荷［5］。
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6］。
甂瓯登于明堂兮，周鼎潜乎深渊［7］。
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注释】
［1］鸾皇孔凤：孔雀、凤凰等。畜：养。凫：野鸭。鹅：野鹅。
［2］蛙黾：青蛙，指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堂坛、华池：皆指朝廷。
［3］：古代的骏马。原作“要”，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楚辞章句》改。橐（tuó）驼：骆驼，行走颇慢。
［4］铅刀：用铅打造的刀，很钝。进御：进贡。遥弃：远远地扔掉。太阿：太阿剑，古代的名剑。
［5］玄芝：黑灵芝。芋荷：芋头，因为芋头的叶子很大，像荷叶。
［6］苦李：苦味的李子，比喻没有才能的人。旖旎：茂盛之貌。
［7］甂瓯（piān ōu）：瓦做的器具，比喻资质浅陋的人。周鼎：传说夏代制造的青铜器，后来入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段意】
这是全篇的尾声，起着总结全篇的作用。
这几句辞描写的，全都是贤人不得重用，而恶人、小人、无能之辈却登堂入室，扬扬得意。因此，这也提示了全篇的主旨：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这固然是一句牢骚，但以这样一句牢骚总结，不能不说是一种失望与失落，甚至带着消极的情绪。也可以看出，这一句话是东方朔而非屈原的表白。而东方朔以这样一句无奈的辞句结束全篇，已经提示了这首《七谏》的独特之处。
【品鉴】
《七谏》，西汉东方朔所作。由七篇有题目的短辞和一首乱辞组成，一共八段。本篇作者问题，历来并无太大争议，尽管刘向所录东方朔之作品中并无《七谏》，但据各家考证本篇为东方朔所作无疑。王逸《楚辞章句》曰：“《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
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卒于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曾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其人性格诙谐，言辞敏捷。尽管在武帝旁边以“滑稽”的文学侍从面目出现，“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不过，在当时，汉武帝仍然把东方朔看作俳优，而后世之史书亦归之为“滑稽”，《汉书》本传称其为“滑稽之雄”。出于这种不得重用与理解的苦闷，东方朔写了不少抒发胸臆的作品，如《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皆有一定影响。曾有文集两卷，已佚，《汉书》本传载文辞十二篇，明人张溥编有《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七谏》之含义，历来有一些争议。王逸《楚辞章句》曰：“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
《说文解字》曰：“谏，证也。”单独解释“谏”，王逸的看法并没有太大问题。但“七谏”显然不是反复进谏以至于七次之意，亦不是天子有谏臣七人的意思。
李善注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他认为《七谏》的“七”是一种文学体裁，即“七体”。
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亦延续了这个说法：“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曹植作《七启》，张协作《七命》，皆《七谏》之类。”认为《七谏》是七体的一种。
把这个观点概括得最为完备的，是明代徐师增，在其《文章明辨序说》中说：“七者，文章之一体也。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故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而《楚辞·七谏》之流也。盖自枚乘初撰《七发》，而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崔瑗《七苏》、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陆机《七征》、桓麟《七说》、左思《七讽》，相继有作。”
但是，《七谏》并不是对问之体，而是由七首短篇辞加一首乱辞组成的组辞。所以，认为本篇是古代“七体”的代表，恐怕亦是不正确的。从文辞的结构体制上看，“七体”必须是问答之体；从内容上看，必须赋写出七件事，并在最后一件事里归结主旨。而《七谏》只是有一个带“七”字的题目，并非问答之体，亦没有铺陈敷衍出七件事，而是以抒情、咏叹为主，与《九章》之体相同。因此，本篇绝非“七体”之代表。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曰：“其言‘谏’者，或乃第七为《谬谏》，即申诗人主文而谲谏、托辞以讽之意。”这个说法比较正确，但仍显模糊。概而言之，《七谏》犹如《九思》、《九怀》等，七，表示这组辞包括七首短辞；谏，则是写作本篇之目的。
本篇的主旨即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通过展现屈原的生与死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看法，王逸《楚辞章句》曰：“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这个概括还是比较正确的。
《七谏》，七首短辞和一首乱辞组成的组辞，其表面的意思就是代屈原吟咏，但内在的目的则是抒发自身的愤懑之情。这七首短辞，从题目上看，并不是按照屈原传记的顺序来写的，而是有很大的随意性。
《初放》、《沉江》，前两首已经把屈原的传记写得很清楚了。而《怨世》、《怨思》、《自悲》、《哀命》，更像是东方朔自己在哀怨。最后的《谬谏》，则表达了“谏”的真实目的，从而统一全篇。
辞的风格比较平易，这也是汉代楚辞的一个特征，但抒情的层次仍然比较多，情感的表达也很感人。《七谏》成为东方朔作品中一篇比较个人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