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此前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此后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所谓四裔，原为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政治文化概念，此借指中国研究偏重中外交通，无视本土资料成果和观念方法以及所用方法多由域外初民社会生成的偏向。），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载《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20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Remusat）与儒莲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和叶理绥（S.Elisseev），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堃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107～108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PaulWilhelm.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undeter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莫东寅：《汉学发达史》，111页，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 “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罗益增译：《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载《旅欧周刊》，第81号（1921年5月28日）。）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参见［日］和田清：《西洋诸国に於る支那学の现况》，载《北京周报》，第228—230号（1926年10月17日至10月30日）。）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参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86页，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4。）傅斯年在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高本汉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514～515页，1922年11月8日所附高本汉英文来函，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高本汉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董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作者赠言。）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凭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俗学》，111页。）。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6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辅大欢宴伯希和》，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22日。）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ungP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法］戴密微著，胡书经译：《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1集，47页。）。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以英、德、俄为典型。（参见［日］狩野直喜：《支那研究に就て》，见《支那学文薮》，285～289页，东京，1973。）“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见叠出，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参见［日］宫崎市定：《历史家としての狩野博士》，载《东光》，第5期（1948年4月）。）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de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治学方法。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葛兰言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俗学》，113页。）。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法］葛兰言：《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转自幼椿（李璜）：《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载《新月》，第2卷第8号（1929年10月10日）。）。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Fêtesetchansonsanci-ennesdelaChine）、《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事实做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关于葛兰言的方法，参见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李璜《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和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因其方法曾引起极大争议，而本文又不重在介绍，有关表述当以上述三文为准。三位作者均曾受教于葛兰言，领会当较贴切。）依照杨堃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锋芒所向，首先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俗学》，137页。）
王静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结论要旨则完全一致。他将法国汉学分为三期，兴隆期用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巅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全美备且理论精透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理董中国史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此说似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印证，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列入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白氏倡导综合史学，同人多为《社会学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说是影响20世纪史学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源头之一。因此杨、王二人均预言葛兰言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将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