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从中国赶来的庄士敦重逢，由此结识了医生颜慈。后者来华4年，归国后继续研究中国文字文物，所写多为杂文。胡适从中受益的是谈论八仙的文章，还写信将此事告诉对民俗研究兴致正高的顾颉刚；另外在颜家的茶会饭局上，认识了不少名流。而胡适给予的帮助则是口译《营造法式》陶湘的长序及代为修改英译文。颜慈正对中国古代建筑和美术感兴趣，但毕竟半路出家，中文功夫不足。后来他能出任伦敦大学中国美术及考古学教授，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胡适的关照多少起了作用。（参见《胡适的日记（1926.7.17—8.20）》，见《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349～350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日，12月3、19日。）
由法国回到英国后，胡适再显风采。他在影印写本较巴黎贵一倍、天气又不好的伦敦反而待了三个月（其间赴法兰克福一周），先后在中国协会、剑桥大学、东方学院、Wordbrooke等处发表演讲，听众中不乏知名人士，因此与水准较低的英国汉学界的交往远比法国普遍。他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留美时已结文字之缘的翟来乐，赴法前胡适曾几度登门不值，此公正主持该馆东方部汉籍科写本股，得近水楼台之便，获准看敦煌卷子。翟氏对其帮助甚大，后来胡适因演讲活动多，便请翟先将要看的卷子取出，待演讲完毕，有空就每天去看。所以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将翟来乐列于最感激者的首位。（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24、28日，10月30、31日，11月3日，12月3、29日；《胡适文存》，第4集，290～291页。）此外，胡适结交的旧雨新知还有翟来乐的父亲、已过80高龄的汉学大家翟理斯，研究中日绘画、多所撰著的宾阳，计划重游马可波罗之旅以研究其游记的伦敦大学中古经济史教员鲍威尔以及一些研究语言宗教的东方学名家。
不过，最令胡适感到投缘的，莫过于维列。后者任职于大英博物馆，是罕见的语言奇才和文学家，他自称仅从路经伦敦的丁文江学了十几天中文，靠自学便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参见萧乾：《欧战杂忆》，见《负笈剑桥》，194页，香港，三联书店，1986。石田干之助称维列是在伦敦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东方学院学习中日文。（参见《海外东方学界消息》，载《东方学》，第33辑，1969年）），又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成为国际著名的东方文学翻译大家，译著风行欧美。同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思想，著述极丰。但他“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陈源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07页。），希望“在心目中保持唐代中国的形象”（《魏礼先生》，见《萧乾选集》，第2卷，351页。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中外学人，不乏因向往过去的辉煌而愿活在古代者。）。尽管如此，他却是翟理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其成就迄今无人超越。
维列之名显于时，当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20年代，他还只是崭露头角。胡适赴法之前就与之结识，谈过两次，觉得其“甚可爱”。回到英国后，两人多次共餐畅谈，互赠书籍。在致函徐志摩谈及访欧感想时，胡适仅举出维列与伯希和的名字，后者多半由于名，前者则显然发乎情。胡适对其关于佛教与艺术关系的书评价不高，但对维列称《胡适文存》的文字易懂则如遇知音，因为将“说就要人了解”奉为金科玉律的胡适文风，正以此见长。两人还就古代短篇小说的体裁及其来源有所论难。以后双方通信往来，维列“论《白话文学史》颇有见地”，引发胡适作关于《参同契》的考证。胡适称赞其“是绝顶聪明人，他的中国文字和日本古文的知识都很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8年8月18日；《胡适的日记（1926.7.17—8.20）》，见《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350～351页。），可谓识人。1938年胡适再度访欧，与之重逢。战争期间维列见到来英伦的中国人，第一句话几乎总是打听胡适的近状，并相信其任驻美大使“是今日中美邦交最好的保障”（1940年6月3日萧乾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469～470页。）。
胡适访英，受款待使其有发言资格，而一些小刺激又激发其抗争心。一次，几位英、德学者当面讥嘲美国，尤不赞成美国的哲学，却并未读过美国的哲学著作。胡适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不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9日。）后来维列指出其所见英国人都是老辈，所以对于英国思想界的感想不佳。胡适部分接受，但不承认抱有成见。
其实，历史较长的欧洲在精神文化上轻视后起的美国，其源有自。胡适与《学衡》派的争议，某种意义上也有欧美文化异趣的味道。至于彻底与否，见于思想或许不过激进，见于学术则难免偏蔽。胡适参观牛津大学图书馆时认为其目录学不高明，中国部的错误“大可骇人听闻”，并骂所谓中国学大家巴克斯（E.T. Backhouse）“是一个大浑人”（《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2日。巴氏伪造《景善日记》，是显著一例。），让人觉得像是出了口恶气。现在的研究显示，胡适的评语确有先见之明。不过，该校的中国哲学宗教讲师修中诚喜用胡适的书。其人原为来华牧师，1922年5月与胡适相识于北京。1934年2月，在史语所的宴会上再度见面。（参见《胡适的日记》，357、507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4年2月25日；《汉学发达史》，120页。）陈寅恪到任前，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持牛津大学的汉学事务，并有所改革振兴。
1938年7月至9月，胡适再度访欧，先后到了英、法、瑞士，除会见伯希和、维列、翟来乐等老朋友外，还在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慕阿德的陪同下参观了该校图书馆所藏中国书（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10日。），这是上次到英国时未曾看过的。其时慕氏已退休，陈寅恪愿为后继，两个月前胡适曾为此写信推荐。而最令胡适高兴的是出席国际史学会会议时结识了已75岁高龄的德国汉学大家福兰克。因为在此之前，两人曾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其事在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PrussianAcademyof Science）函聘胡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当时中国报纸称：“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一时甚为轰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代表中国学术界致电申谢。（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62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该院正式成员限德国人，外国人只能做通讯会员。福兰克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这时已退休。）胡适复函也说：“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奖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并以羊公鹤的典故，表示将努力在学术上多做贡献。（参见耿云志编：《胡适年谱》，20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为此，胡适对福兰克心存感激。开会期间，两人多次聚餐、游玩和交谈，临别“彼此都很恋恋”，预感后会不易。（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27—31日，9月3、4日。）
不过，胡适获此殊荣，来历却颇为曲折。据深知内情的蒋复璁说，1930年他在柏林见到福兰克时，后者称：“法兰西学院已经举了罗振玉先生做通讯员，我们——普鲁士学术院本想举王国维先生做通讯员，可惜死了。”问有什么人可举，蒋提出章太炎，但福兰克毫无所知，“他要这个人的学问是贯通中西的，要外国人知道”，于是蒋举胡适，得到赞成。后蒋向胡适取得全部著作并经过提议审查通过，足足费了一年多时间。（参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载《幼狮文艺》，第47卷6期（1978年6月）。蒋复璁在《追忆胡适之先生》中的描述与此有所不同，他说是福兰克主动提名胡适，“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他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西洋学者目光中，是代表着中国文化。”（《文星》，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虽然时间早，但为纪念胡适而作，又在哀悼期间，似不及后说客观。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称：“当先生自沉之前，汉堡中国文学教授德人颜复礼（F.Jaeger）奉其政府之命，拟聘先生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介上虞罗振常氏为之先容；书未发而先生死，惜哉。”（《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1927年7月）戴家祥《海宁王国维先生》亦有此说。后戴氏《哭观堂师》附注称，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政府聘王国维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尚在途中，而讣告至，乃改致函唁。（参见陈鸿祥：《王国维年谱》，321页，济东，齐鲁出版社，1991）此即蒋复璁所说《北平图书馆月刊》记载之事。）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屡屡推崇王国维和陈垣，而绝口不提胡适，或是有所为而发。他于1926年在法兰克福曾公开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这次大概是隐指所举非人吧。而胡适后半生治《水经注》公案，多少有力图表演长袖善舞之意，以免连补王国维缺的资格都不具备。只是那种过于专门的研究，并非四面出击者力所能及。曾经以考据为拿绣花针作玩意儿的胡适，不得不下磨铁杵的工夫，结果还是事倍功半。史料愈近愈繁，近世与近代史真相之难求，决不下于古史，与胡适原来以为“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胡适年谱》，193页。）之说迥异，这倒是胡适此举留下的宝贵经验，足以令一味偏重古史的学术界有所觉悟。
战争中福兰克在家乡附近的小镇艰苦度日，并继续撰写长篇巨著《中国通史》，虽侥幸挨过战祸，却于1946年出席学术院会议时因营养欠佳而暴卒。福兰克实为德国首任正式汉学教授，在他之前，汉学在德国仅为个人业余研究而无学院化，德国本土汉学家也受排挤。由于福兰克的不懈努力，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远东语言历史讲座，次年福兰克就任。他还促成1919年兴建汉堡大学，并将殖民学院并入其中。荷兰人哥罗特（J.J.MariadeGroot）去职后，他又成为柏林大学首位德人汉学教授。因此有人认为，福兰克之死，可象征早期德国甚至西洋汉学的结束，“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参见WalterFuchs：《德汉学家福兰克教授逝世》，载《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UrsulaRichter，“PortraitofaGermanSinologist：OttoFranke”，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期（1987年3月）。）
§§§第五节 关怀东亚
日本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另一中心，陈垣在20世纪20年代多次提出汉学正统在西京还是巴黎的问题，希望努力将中心地位争回北京。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旨趣中，也明确表达此意向。（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不过，日本原有传统汉学，受近代欧洲学术影响而兴起的中国研究，则标名为“支那学”或东洋学（范围稍宽）。后因“支那”一词演变为含有侮辱性质，今人主张直呼中国学。（关于“支那”一词含义的变化，参见周作人：《老人的胡闹》、《怀东京》，见钟叔和编：《周作人文选》，第2卷，528～529、541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关于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详见《日本中国学史》。）而京都的中国学与东京的东洋学在方法、取向等方面，都有明显分别。在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乃至胡适等人看来，就中国研究而言，西京显然要略胜一筹。
胡适与日本中国学者的因缘，亦可追溯到留学时代。他转学哥伦比亚半年后，在该校研究化学的东京商业学校教员泽田吾一登门请教白居易诗，知道胡适治哲学，即告以“过日本时当访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尝为京都大学文学院长，其人乃‘真哲学家’，藏汉籍尤富，今以病居东京”。胡适归国行色匆匆，虽途经日本的横滨、神户，却未前往东西两京。只是在停船时买了《新青年》第3卷第3号，对所刊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颇有共鸣，认为所说“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之言极是，并赞同其将中国古籍重新整理以适于今用的主张。（参见《胡适留学日记》，857、1166页。）这至少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