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特征之一，是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沟通中外关系，揭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者说将中国视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受此主导制约，中外学者日益接近，联系交往日趋频繁。而欧洲作为国际汉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的积极倡导并且身体力行，欧洲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由个别行为逐渐蔚为风气。论地域则不分国别制度，论人物则不分专业好恶。而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机构增多，专业研究者数量大为增长，方法上又有意学习模仿欧洲汉学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留学生也改变以往唯理工政法等实科是求的偏向，师从欧洲汉学大家者不乏其人。俄国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政治剧变，汉学研究尚能一脉相承，并保持和发展与中国学术界的往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虽不及欧洲之盛，对中国的影响却别具特色。
§§§第一节 巴黎学派正统
“二十世纪法国对于汉学研究划一新纪元”（陈定民：《中法文化交换之回顾与前瞻》，载《中法文化》，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称国际汉学的沙畹—伯希和时代，两人师徒相承，统帅巴黎学派正统，先后执国际汉学界的牛耳。翻译介绍巴黎学派著述最多的冯承钧称：“近三十年欧洲汉学之发达，谓为沙畹提倡之功亦不为过。”（［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冯序》，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这一时期开始之时，中国尚无正式的学术研究机构，1902年12月4日，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河内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出席者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德国、挪威、暹罗、印度、日本和中国的正式代表37人，其他会员54人，发起组织会员22人，共113人之众，推举法国东方学院院长为总会长，日本的高楠顺次郎等5人为副会长。下设6个分会，依次为印度、印度支那、中国日本、音译法制定、印度支那言语学书、梵汉佛教学书。而代表中国与会的机构分别为法国驻华公使馆、帝国海关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代表者均为外国来华人士。其他亚洲诸国除日本外，代表者也都是西人。只有代表日本政府和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楠顺次郎、代表日本东洋学会的南条文雄和藤岛了稳为非白人学者。所以日本人有所谓东洋学会，实由日本人和西人掌管而成之说。而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却是举行对中国疆域的探险。（参见《万国东洋学会》，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1号（1903年1月）；《河内府万国东洋学会につきて》，载《史学杂志》，第14编第3号（1903年3月）。）
在此情况下，欧洲汉学界与中国人士的关系，依然部分继续以往传教士的风格，即借助中国人的帮助从事汉籍翻译。沙畹早年即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参见［法］戴密微著，胡书经译：《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见《汉学研究》，第1集，42页。）他于1889年来华，任职于法国公使馆，继续译事，次年以《史记封禅书译注》（LeTraitesurlessacrifices Fonget Chande Sen-maTs’ien）刊于《东方学会杂志》（J.of the Peking OrientalS.），以后将陆续发表的译文结集出版，被公认为历来的最佳译本。与一般翻译不同，在前言、评论和附录中，沙畹对国际汉学界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批判。其所加详细注释，比勘中外史料，实蕴涵多篇论文，尤其具有高水准的学术价值。他后来整理考释西域出土简牍，也得力于中国留学生吴勤训和魏怀的帮助。（参见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8卷第5号（1934年9—10月）。）1907年沙畹来华进行北方考古考察，时有某俄人提议翻译中国历代正史，以沙畹为主任，“遍求世界各国学者之赞成，更请中国、日本、俄国、英国、德国诸皇帝及法国、美国诸大总统为名誉保护者”（［日］桑原骘藏撰，J.H.C生译：《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原载《太阳》杂志1917年3月号，转自《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是时桑原骘藏留学中国，曾与沙畹会面。某俄人疑为沙氏弟子阿列克。参见［日］桑原骘藏：《考史游记》，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此事后来未能实现，但得到不少国家汉学研究者的赞成。
因为有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沙畹感到治中国学须与中国社会实际接触，并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他本人喜爱中国风物，客厅中摆满中国古董，日本学者称之为最同情中国之一人。（参见［日］榊亮三郎：《シヤワアンヌ教授の长逝を悼みて》，载《艺文》，第9年第5号（1918年5月）。）伯希和说：“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沙畹几次来华，与中国学者有所交往。而中国学者游历欧洲，也往往登门拜访。1910年10月下旬，张元济访问巴黎，曾与沙畹畅谈。（参见张树年主编，柳和城、张人凤、陈梦雄编著：《张元济年谱》，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一个月后，金绍城由美国到欧洲考察司法监狱审判制度，也前往拜访，并得其见赠自著书籍及石印画册。金氏还与另一位法国东方学家微希叶（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ere）会面。其人能操北京语，善行书，治中国回教史事，后来曾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校长。（参见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1辑，151页。）
1913年，沙畹通过伯希和与罗振玉书信往还，应罗氏之请，将所撰考释斯坦因（MarkAurelStein）所获西域简牍校本寄往京都。罗见其错误较多，与王国维协商，重新分类考订，编写成《流沙坠简》。因此机缘，罗振玉表示以中国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所见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国阅览。沙畹闻之欣然，联合各国学者邀请罗振玉访欧，协助审定东方古物，罗复邀王国维同行。不料巴尔干战争突然爆发，事遂中止。（参见罗振玉：《集蓼编》，26页，见《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台北，大通书局，1973。）1917年，沙畹在巴黎大学法华学会发表演讲《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其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编者注，载《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连被人目为激进的蔡元培也称其“阐明中国儒士之优点，尤足引起吾人特殊之感情也”（《欢迎柏卜演说词》，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戴密微《中国汉学研究史》（见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称，1917年沙畹在巴黎大学授予徐世昌荣誉博士学位时参与接待，并发表此演讲。但该校授予徐世昌博士学位在1920年（参见《巴黎大学赠老徐学位》，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1日），当与沙畹无关。20世纪20年代，巴黎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分别授予徐世昌、柯劭忞博士学位，中外学界对此不无微词。）。中国政府曾赠以勋章，表彰其在汉学研究及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1918年1月，正当盛年的沙畹不堪战争环境的严峻以及友人被难的刺激，52岁即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法国驻华公使柏卜（Auguste Boppe）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其介绍沙畹的学行。柏卜一面称赞沙畹“学极淹博，性尤谦逊，在欧洲一生精于演讲贵国历史美术文学，宣扬贵国名誉不遗余力”，一面感叹“具有首倡此项演说资格”的沙畹“天夺其寿，实我中法两国之不幸也”，希望众多法国人士“步其遗尘，时来贵校交换智识，及贵国多数学生前往巴黎暨法国各省大学，研究学问”（《法公使莅本校演说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63号（1918年6月15日）。）。
不过，当时正为推陈出新大造舆论的《新青年》，却对国粹派趁机鼓吹“东学西渐”大为不满。署名“冰弦”的《蔗渣谭》一文，为了反对国粹派引沙畹的“东学瘾”之深以自重，对其不免亦庄亦谐，出言不逊：“嗟乎！夏先生死矣，我固为好学不倦者哭。然而夏氏其人者，决不出两途：尊之则为采译《春秋繁露》冀与《天方夜谭》齐名之某氏；卑之则直作公牍读八股试帖诵缅甸佛经之俦耳。”（《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作者为梁襄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动向截然相反，沙畹之死的不同反响，虽然反映学问价值与时势人心的顺逆正比关系，毕竟显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学行浅薄的弊端。
沙畹的努力使法国的汉学研究进一步确立了在国际汉学界的领导地位，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主义动摇、东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交相作用，法国的相关学术团体开始注意与中国学术界的沟通交流。1922年1月，“西方专心研究东方学团体领袖”巴黎亚洲协会筹划于当年7月联合法国埃及古物学各团体，举行庆祝该会成立二百周年大会，特致函北大校长派遣代表参加。（参见孙芳译：《巴黎亚细亚协会致校长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995号（1922年3月30日）。）受沙畹的影响，其成就卓著的各大弟子如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高本汉、阿列克、叶理绥乃至及门戴密微等，均重视与中国学者学人的交往。只是各人侧重不同，分别而言，除高本汉外，均不及伯希和那样密切而且影响重大。
马伯乐学问渊博，对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或谓其“方面不及伯氏之广，而精深过之”（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虽是见仁见智之说，但马氏深沉有思，则为公认。其治中国语言，足以与高本汉抗衡；所著《中国上古史》（巴黎，1927），尤为当时国际汉学的权威之作。1936年，他继伯希和之后，入选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得到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他曾于1908年、1914年两度来华，前一次据说参加过光绪和慈禧的葬礼，后一次则主要在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天台山进行宋元时代佛教美术资料的考古调查。马氏通晓日语，与日本中国学界的联系更多，曾任日佛会馆学监。但喜爱中国文物故事，其中文名字即取自伯乐相马的典故。后来虽然未再到中国，却始终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1927年他为《最近五十年的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撰写了中国及中亚部分，评介整个国际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提及的中国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胡适、朱希祖、顾颉刚、张凤举、梁启超、陈垣、刘复、贺之才、朱家健、蒋瑞藻等，尤其注意归国留学生努力运用西洋研究法的新兴学问运动，认为时日虽浅而作品甚多，显示了令人感兴趣的结果。（参见《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1—6号（1935—1936）。）1935年，马氏又撰文对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予以评介，后者为此专门写了《答马伯乐教授》，以谢其称许，并有所讨论。（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313～317页。）1937年冯沅君翻译出版了马氏的著作《书经中的神话》，顾颉刚在序言中称此书打破了中国一班研究古史的人“建设‘真善美合一’的历史的迷梦”。
马伯乐“喜与中国人士接交，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盖其不唯一代汉学大师，且一爱护中华之高士也”（高名凯：《马伯乐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他曾担任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一度任教于该学院，后因与校务长葛兰言不和而退出，中国留法学人陈定民、高名凯等与之交往甚多。其客厅陈设简单，满壁中国字画，几上摆放中国瓷器，好与来访者鉴赏切磋。1931年吴宓访欧，在英国与之会面，曾共同考释一中国碑文，两人“为指出若干字，尚留阙文”。吴宓称“陈寅恪必能解之”，并对马氏竟不知陈氏其人而大感惊讶和遗憾。（参见《吴宓与陈寅恪》，78页。）陈寅恪为学，不仅以考据治有形之史事，更能进而显现无形之精神义理，一般难以领悟。在中国行内人士学问愈精深者愈是由衷钦佩，但在国际汉学界，包括号称理解中文较西人优的日本，真正的知音却十分罕见。马伯乐虽然全面关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动向，也很难超越其局限。
马伯乐“爱好中国古物，中国古代的文化，爱好中国朋友，自然更不会忘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每见到中国人，“必谆谆以中国抗战情形相询”，“对于我国单独抗敌的勇敢精神，寄以深刻的同情”。并且表示：“待中国胜利之日，他将再来中国一行。”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马氏反对德法合作，唯一的爱子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后又为躲避逮捕，逃出法国参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恼羞成怒，将马伯乐夫妇投入监狱以为人质。1945年5月15日战争结束前夕，马氏不堪虐待，死于集中营。（参见陈定民：《记念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载《中法文化》，第1卷第7期（1946年2月）；［日］通口隆康：《マスペロ、ゴル—ビエフ两教授小传》，载《东洋史研究》，第10卷第6号（1950年2月）。）其高足叶理夫（Vadime Elis-seev）时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在新闻处出版的周报中向中国学界通报了这一噩耗。方豪、陈定民、高名凯等人相继为文，悼念这一“全世界研究汉学同志的损失”（方豪：《敬悼马伯乐先生》，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6日。此文后略修改，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2126～2129页，台北，学生书局，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