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逐渐适应，缓慢流传，到东晋十六国时趋于繁荣，南北朝时出现了众多的学派，隋唐时更是形成了八大宗派，至此佛教进入了鼎盛阶段。盛极必衰，尔后，佛教在汉地逐渐衰落下去，但在西藏地区又出现了藏传佛教——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支，流传不绝。
在佛教的长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学者和广大僧人在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和制约下，从事译经、注经、解经和创造学说体系等种种宗教理论活动，以及建寺造像、坐禅修持等种种宗教实践活动，从而使佛教日益适应汉民族和其他有关少数民族的特点，佛教逐渐变成中国式的佛教。2000多年来，佛教不仅扩大了中国思想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并带来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多重的社会后果。
§§§第一节佛教初传中国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深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即通过南海路线传入我国内地。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商业贸易、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达疏勒（今喀什市一带）。东汉时来中国内地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以这南北两道为通道的。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可能是由于海路开辟比陆路晚一些的缘故。史载，在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播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且多属想象臆断，今已很难稽考。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谓明帝在位时，曾派人赴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着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来汉，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还洛阳。明帝又建白马寺供两位僧人居住。这是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广的佛教初传的史话。二是西汉安帝时传入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传中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以上两说，年代相差约70年，间隔尚近。若果综合这两种说法，则佛教的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时。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首先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在民间流行才能立足。东汉时，皇室信奉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佛教的教理也被视为“清虚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释迦牟尼佛则被认为是大神，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被视作和祠祀相类似，因而佛教为帝王所崇尚。如《后认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也奉佛，在宫禁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像并列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佛典只有译成汉文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此时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创造条件，打下基础。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是从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来的精通阿毗昙学和禅学的学者，他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等大量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另外，是从大月氏来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主要的是《大乘般若经》和禅经。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并称汉代两大译师。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他们也各有传译。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时候，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是和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同步的。先前的印度小乘佛教是和大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的。但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学经典。后来随着大小乘佛教译著的增多，中国佛教也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大小乘佛教异同的问题，后来又终于开拓了使大小乘佛教融为一体的道路。
§§§第二节三国西晋佛教的初步流传
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开始流传开来。史载，魏明帝曹叡曾兴建佛寺，陈思王曹植也喜欢读佛经。吴国孙权曾建寺塔，号建初寺。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佛教信仰也渐渐地流布到民间。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时以洛阳和长安两京为中心，修建佛寺180所，有僧尼3700余人。这说明佛教在政治中心城市已经立足，并具有一定势力了。
三国时佛典翻译事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译师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支谦。支谦是支谶的再传弟子，毕生从事译经事业。译出的重要典籍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和《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他还为自己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是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其次，康僧会也译出不少佛典，并注经作序。三国时译经有一个特点，就是惯于用道家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表现了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的趋势。
西晋时，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此时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十多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竺法护。据史载，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曾随师西游，通晓西域各国36种语言文字。他搜集了大量佛经，译出了《光赞般若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等约150部300卷经典。他也是继承东汉三国的传统，着重翻译大乘般若学的经典，阐发般若性空的学说。
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中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译出了戒律《僧祇戒心》，并举行受戒。这是中国有戒律受戒的开始。自此之后改变了以往僧人只剪掉头发，没有禀受归戒的不守佛制的状态。正因为这样，昙柯迦罗也被尔后的律宗奉为初祖。与此同时的安息沙门昙谛（法实）也译出了《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这是属于小乘上座部系统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对于中国律宗独尊《四分》的影响颇大。时人朱士行依《昙无德羯磨》登坛受戒，是为中国正式出家和尚的开始。朱士行还赴于田（今新疆南部）寻求经典，他是汉地和尚西游的先导。
§§§第三节东晋十六国佛教的隆盛
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分立，北方更是四分五裂。有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等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夏、成（成汉）十六国。南方则为东晋王朝所统辖。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长年的战乱，民不聊生，生命难保的境遇也使劳动者希图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群众的需要、向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佛教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佛教僧侣学术论文的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的竞相成立，民间信佛者的剧增，这一切就汇合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一、十六国佛教
北方十六国中提倡佛教最积极的是后赵、前后秦和北凉，其中又以二秦为最。二秦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道安和鸠摩罗什。他们两人的活动对后来佛教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前秦的首都长安，处于与西域往还的交通要冲，是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前秦的最高统治者苻坚笃信佛教，为此还曾发兵攻陷襄阳以迎请道安去长安主持佛事。道安（312—385，一作314—385）早年师事后赵名僧佛图澄。史载佛图澄曾用道术感化过后赵统治者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并吸引众多信徒，推动了佛教的发展。道安跟随佛图澄10多年，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佛图澄死后，道安就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领袖，影响很大。道安一生的主要佛教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二是弘化南北，建立僧团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关于第一方面，道安在长安主持译事，共译出众经10部187卷，并纂集佛经目录。史载其著作约有60种，现存各种经论序16篇和《人本欲生经注》1卷等。关于第二方面，道安非常重视亲自讲经说法，积极培养弟子和扩大影响。他在河北和襄阳时都有弟子僧众数百人，是当时我国南北方最庞大的僧团。在长安时，更领僧众达数千人之多。道安有高足弟子10多人，其中慧远是继他之后的东晋佛教领袖。道安曾两次分散徒众四出传教，使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佛教进一步流传起来。此外道安还决定出家和尚无姓、沙门同姓释子；勒定僧律，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仪式轨范，为佛教僧侣所共同遵循，为后来的丛林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道安自诩为“弥天释道安”，表现了雅人深致。事实上从主译、弘化、育才、整律各个方面来说，他真不愧为最早建设中国佛教的一位大师。
后秦佛教比前秦更为兴盛。尤其是后秦主姚兴，因得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而使译经、教化事业都远远超越前代，在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鸠摩罗什（344—413），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其父弃相位出家，为龟兹王国师。鸠摩罗什17岁时随母出家，同游北印度，学习佛法，广究大乘，尤其精通大乘中观学说，深得般若性空义理的三昧。后在西域说法传教，声誉煊赫。由于道安一再劝说苻坚迎鸠摩罗什来华，苻坚果真派遣将军吕光率军攻龟兹，去迎请鸠摩罗什。但不巧的是吕光回凉州时，苻坚已经亡国。后来后秦主姚兴又出兵凉州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对鸠摩罗什备极恭敬，奉为国师，并请他主持佛经的翻译。他曾译出《阿弥陀佛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大智度论》、《百论》、《中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经论，约35部，294卷。在此之前，佛经只有零星翻译，到罗什才开始大量翻译，大乘各部经典也都初步具有。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在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而务求达意，译文臻于成熟。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般若空宗学说，对于大乘佛教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和弘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鸠摩罗什重视传译“论藏”。如《中论》等佛典的译出，对于佛教宗派的创立意义很大。鸠摩罗什除了在译经方面的成就以外，另一个佛教业绩就是结合佛典的翻译讲说众经，培养出一大批佛门弟子。当时从四方前来长安的义学沙门达3000人，多趋于鸠摩罗什门下。其中如僧肇、道生、道融、慧观、僧叡、道恒、慧严、昙影等都十分著名。僧肇、道生都是中国佛教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人物，僧肇以擅长中观性空缘起学说而著称，其著作后人编为《肇论》，道生则在般若学的基础上深究涅槃佛性学说，开创了一代新风。
二、东晋佛教
南方东晋的佛教有两个中心：一是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二是建康道场寺。慧远（334—416）曾跟道安约25年，是道安最得意的高足和得力的助手。慧远住庐山东林寺30多年。他在庐山开展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活动。聚众讲学，撰写文章，阐发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等。这一切对后来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慧远深感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于是派遣弟子法净、法领赴西域取经。当他得知鸠摩罗什来长安时，便立即致书通好，交流学术，就经义往复问答，又请佛驮跋陀罗和僧伽提婆译经，从而推动了佛教禅法、般若学、毗昙学等在南方的广泛流传。此外，慧远还培养了一大批弟子，为江南佛教流传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还率领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123人，在精舍无量寿佛像前设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的极乐世界。慧远的活动对东晋以来佛教在南方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晋首都建康佛教也很兴盛。当时著名僧人佛驮跋陀罗（觉贤）、法显等都以道场寺为据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佛驮跋陀罗精于小乘禅法、律藏，自印度来华后，先住长安，因与鸠摩罗什的见解相违，遭到鸠摩罗什门人的排挤，最后和弟子慧观等40余人南下。先在庐山译出《达磨多罗禅经》，后又在道场寺译出《华严经》五十卷（后世作六十卷），还与法显合作译《摩诃僧祇律》等。佛驮跋陀罗传授禅法，尤其是译出的《华严经》对佛教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东晋十六国佛教活动的特点
东晋十六国在政治上虽然南北分立，然而两地的佛教活动往来却很频繁，表现出同一时代佛教流传的基本趋势和共同特点。这主要是：
（一）佛典翻译的重大成就
由于苻秦通西域，除鸠摩罗什和佛驮跋陀罗以外，经西域来中国内地的僧人络绎不绝，而且大小乘各系的僧人都有，为各类的佛典翻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综观东晋十六国100多年的译事活动，译出的佛典主要有：
1.大乘经论：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的经论为隋唐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的创立提供了最重要的经典论据和思想基础。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华严经》成为唐代华严宗的根本典据。
2.小乘经论：在道安主持下，昙摩难提译出了早期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念传译了《四阿含暮抄》和《长阿含经》。至于僧迦跋澄译出的《毗婆沙论》，慧远请僧迦提婆译出的《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都是重要的小乘论藏。鸠摩罗什译出的《成实论》，是由小乘向大乘空宗过渡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成实论学系。
3.大小乘禅经：如佛驮践陀罗译出的小乘《达磨多罗禅经》、鸠摩罗什编译的大乘《坐禅三昧经》，对于后来的禅学的流行作用很大。
4.密教经典：帛尸梨蜜多罗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5.律典：在印度流传小乘佛教5部广律，我国此时先后译出了61卷《十诵律》、60卷《四分律》和40卷《摩诃僧祇律》三部，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的基本依据。
（二）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