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阐》也有注释。它注释的最大特点，只注自己认为是注家该注而没有注的地方。不像一般的杜诗注释著作，求详备，太繁琐，它的注释非常简明。《伤春五首》其四(卷一六)：“《平准书》：‘上北出萧关。’”以注“萧关迷北上”的语典，甚确。《山寺》(卷八)注：“按《天水图经》，东柯谷南麦积山有瑞应寺，阁道萦旋，上下千余尺，故诗云‘山园细路高’。上下水纵横可涉，故诗云‘乱水通人过’。又《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故诗曰：‘悬崖置屋牢，高槛可以眺。’故诗曰：‘百里见纤毫。’”引《天水图经》和《玉堂闲话》认为诗所写的“山寺”即麦积山瑞应寺，虽不能必，但可备一说。有考证，也有新意。不仅对阅读《山寺》有好处，也为杜甫在天水的行踪提供了新线索。《杜诗阐》对事典语典、名物制度注释较少，而注释最多的是与诗内容相关的政治时事、社会背景材料。不少注和诗意的阐释融为一体。《所思》(卷八)注“郑老身仍窜”云：“郑窜已久，曰仍窜者，乾元元年六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问未毕者，毕释之，贬降者续处分。公冀郑得邀恩典归，竟不可得。故曰仍窜。”注出朝廷敕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诗写作的背景，理解诗的内容，非常有益。《巴山》(卷一六)注云：“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车驾至华州，幸鱼朝恩营。辛巳方至陕，时吐蕃焚劫长安，欲掠城中士女，整众归国，又还至凤翔，逼城请战，是‘还奔突’。车驾逗留，尚未发陕，是‘恐未回’。初，上出幸，官吏藏匿，至华容，奔散无复供职，故曰‘群臣安在’。”材料与诗对应，可以把诗理解得更为透彻。《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三)云：“蜀自上皇还京后，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疲于调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藉为兵者，无宁岁矣。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将士大掠为害。蜀民既苦寇，又苦兵。为吏者，李若幽、崔光远拊循乖方。读公《枯棕》等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蜀民长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营农醵钱作社。严武镇蜀西川兼摄，蜀民始稍苏息。公是年《说旱》云：‘中丞下车，军郡之政，罢敝之俗，已下手开济矣。凡百冗长者，又已革削矣。’合之此诗，严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见。又本传载公住浣花里，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此诗既曰‘邀我尝春酒’，再曰‘遗拾能住否？’又曰‘盆中为吾取’，‘欲起时被肘’，狎荡之趣，大是可想。”所注的关于严武的材料，关于杜甫在成都与野老狎荡的材料，对于阅读全诗、理解诗的主题，都非常重要。作者注释不单纯罗列材料，而是边列举材料边阐释，充分发挥了材料对诗的解说作用。这也是《杜诗阐》与一般杜诗著作的注的重要区别。
《杜诗阐》是一部体例有创造的杜诗研究著作。它克服历来穿凿的弊病，对杜诗作了基本忠实原文的阐释，又用以史证诗和以杜证杜的方法，对杜诗作了深入的研究，笃实厚重。其间虽也有一些穿凿，而正确的创见不少。鲁超云：“卢文子潜心杜学二十余年，所著《杜阐》一书，穿穴钩擿，直取古人精意于千百载之上，举前此诸家巵词曲说，牵合附会之陋，一扫而空之。事类意义，两者兼尽，可谓至当而无遗议者矣。”(《杜诗阐序》)虽然赞美太过火，可也不是瞎吹捧。《杜诗阐》确实是一部“事类意义”兼善的杜甫学著作。
七张溍
一
张溍(1621—1678)，字上若，直隶磁州(今河北磁县)人。顺治九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淡于做官，以母病乞归故里。家居二十余年，静坐书斋，著述自乐。《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后汉书》皆批注数次。特别喜欢研究杜甫，有《杜诗注解》二十卷。又有文集《读书堂集》十卷。
二
《杜诗注解》倾注了张溍的半生心血，历时二十四年方才完成。“自言于是书起于己丑，迄于癸丑，阅二十四寒暑，五易稿而成，盖用心之勤如此。”(宋荦《杜诗注解序》)它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杜甫学著作。
《杜诗注解》有以下特点：
（一）从读者的角度来作《杜诗注解》。杜诗自来就号为难读，尤其难注。一些学者就是有感于杜诗太难读而注杜的。研究张溍的笔记(张榕《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杜诗注解》)，知道张溍作杜诗注解的过程，也是他自己真正读懂杜甫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张溍作杜甫集的注解，自然与一般为杜甫集作注解的注释者有所不同。一般为杜甫作注的人，是站在学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学术上才最完善。而张溍则是根据自己的体验，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读者才能完全读懂，收获才最大。注释的角度和理念不同，《杜诗注解》的体例和内容自然也与很多杜甫学著作不同。
（二）著作形式是读书札记。如前所述，张溍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作杜甫研究的，而其著作《杜诗注解》实际上是他多次阅读杜甫著作和杜甫研究著作的读书笔记。其自记云：“今夏以长洲许君自昌校刻千家注披阅一过，心目爽然，似有所得。”“合修远五七律注，孝辕注及文庄旧注，参以己意，酌裁楮上，解悟较多。”“照钱牧斋又阅杜一匝，疑者解十之九，不特知其用意佳处，即率笔晦笔具得其故。”“兼采朱长孺杜注，疑难尽豁。”(《杜诗注解》附《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这种读书札记的性质，决定了《杜诗注解》有两大特点：其一，集注性质与心得体会相结合。一方面，张溍集录了大量前人的重要的注解，利用前人的成果，带有集注性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自己的思索，自己新的注解。因此，张溍的注解既不同于一般的集注，也不同于完全自己进行注解的著作。其二，体例颇为特殊。初看，《杜诗注解》整个体例混乱，并非按正规的注文所需的体例排列。细看，注解是按张溍读书顺序先后排列，再按所注作品应有的注解次序与体例大致排列的。看清了它的特点，对它的体例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对杜甫之文全部进行了注与解。《杜诗注解》其名虽是“诗”注解，而实际注解却包括了诗与文两部分。古代杜甫集的注解著作汗牛充栋，但所注解皆集中在杜诗上，对杜甫文的注解，却付诸缺如。在整个杜甫学史中，将整个杜甫文集的诗与文全部作注和解的，只有张溍一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张溍在杜甫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在张溍之前，朱鹤龄为全部杜甫之文作了注，其功甚伟，可惜的是他未对杜甫之文作解，未作解说与评论。对杜甫之文作注又作解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张溍肩上。张溍关于杜甫之文的注解问世后，很快受到很大关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未对杜甫之文作注与解，而将张溍之注解载于书后，以成杜甫文集注解之完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溍的杜甫之文注解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四）注解呈现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首先，张溍力求注解周全。凡是费解的地方，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尽量进行注解，以便读者真正周全准确地理解杜甫的作品。杜甫的作品是非常难以注解的，有些注家会有意回避一些特别难注解的地方，而张溍则尽量注解所有应该注解之处，不放过任何应该注解的地方。其独到之处，是对很多作品文意看似非常明白、容易理解，实则真实文意与字面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进行了注解，使读者不致误入歧途。其次，注解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直接切入，不旁征广引，钩奇炫博。为了节省篇幅，很多时候甚至不注典故的原始出处，而只概括讲述典故的大意。解运用流行的批点方法，力求短小精悍，文约意丰，给读者以启发，不故弄玄虚，故作高雅。第三，注解多有新意。张溍学识广博，善于独立思考，其注解的角度又与一般的学者不大同，故其注解创获颇多。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一般注者不注，张溍则尽量注解。有些前人有注有解的地方，他则提出新的注与解。特别是在解得方面，发表了很多很好的个人见解，创新尤多。第四，注解平实。学术讲究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张溍基本上是无征不信，无征少言。他的注解力求笃实可靠，避免华而不实。他的注解较少穿凿附会的东西。因此，张溍的注解形成了这种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这是一种良好的风格。
《杜诗注解》确实是清代初期一部颇具学术功力的有创新性的、有特色的杜甫学著作，在当时即受到很高的赞誉。宋荦评论说：“原注能疏瀹千家之蹖驳，弃瑕而存瑜。评点往往独标新隽，间亦欲助以近代诸名人，可谓稡诸家之长而擅其胜者。韩愈氏有言用功深者其名也远，则是书之传亡疑。”(《杜诗注解·序》)阎若壉说：“先生灵心慧眼，标新抉异，其措辞尤温润静好，读其书，每想见其为人。于旧注不苟同，亦不尽废，斑斑然错落于行间。”(《杜诗注解·序》)评价完全符合实际。而学术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杜诗注解》也有贬斥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多依傍旧文，尚未能别开生面”(《别集类·存目一》)，近乎完全否定。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推其贬斥的原因，除学术偏见外，恐怕是评论者并未细读此书，仅凭浮光掠影的印象，就妄下雌黄。因《杜诗注解》辑有前人的注，很容易得出“多依傍旧文”的结论。因其注解较简洁，较为平实，乍看显得平庸，就对它的创新视而不见，产生“尚未能别开生面”的论断。《四库全书》在学术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贬斥之说自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至今仍有学者追随其说。然而，决定学术著作生命的，是学术著作本身的质量，谬评虽能一时使好的学术著作受到伤害，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掩盖其光辉。自《杜诗注解》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仇兆鳌、杨伦、浦起龙皆推《杜诗注解》为杜甫学的重要著作。《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皆大量采录张溍的注解，《杜诗详注》更是全文附录《杜诗注解》中文的部分，作为文的注解。清范辇云《岁寒堂读杜》二十卷，实际上是《杜诗注解》的删改本，即将其中集注部分删去，对张溍注解作一些改动(此说根据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清顾庆淳的《杜诗注解节抄》，则是《杜诗注解》的删节本。这些事实说明，《杜诗注解》在清代始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
《杜诗注解》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即《杜氏世系考》和《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二）杜甫诗注解。（三）杜甫文注解。现在我们就分别对这三部分的研究成就、研究方法与特色进行论述，以期从根本上扫除前人《杜诗注解》谬评的影响，让《杜诗注解》不断放出自己的光辉和热能。
现在先谈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
《杜氏世系考》对自杜甫远祖杜预至杜甫父亲一系的父祖血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母亲一系及兄弟姊妹也进行了考证。考证精确、详细，用图表表示，非常清楚、直观，代表了当时杜甫世系研究的最高水平。其间有自己的发明。杜甫出生地，一般皆认为是河南巩县，而张溍则认为是长安杜陵。《杜氏世系考》云：“杜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至公时又居京兆之杜陵，岂依艺(曾祖)为巩令，故徙河南，闲为奉天令，故徙杜陵邪？然则公实生于杜陵。”(《杜诗注解》卷首)其说虽未详细列出证据，但不无值得重视的价值。
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
研究杜甫的生平，要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研究与杜甫有关的人和事，研究杜甫本人。杜甫的作品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材料。张溍对杜甫作品的研究全面深入，尤其是对杜甫文的研究更为独到，而杜甫文中有关自己生平的材料更具体，也多，这就使他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较一般的杜甫学学者更为深入，成就也更为突出。明白地说，《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杜甫年谱。作为年谱，《读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胜过它以前的绝大多数年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年谱。其优点有三：一、年谱列时代背景，背景材料具体、简明、扼要，背景与杜甫息息相关，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所生活的时代，进而解读杜甫。二、全面。现举两年系年为例。“丁酉，至德二载。……公年四十六。在贼中，间至东都。四月，公脱贼中，谒帝行在，拜左拾遗。会房琯罢相，上疏救琯。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镐救之，获免。时公家在鄜州。八月，奉诏自凤翔还鄜州。十月，扈从还西。”“戊戌，乾元元年。……公年四十七。是年春在谏省。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系事精确到月，一年的行迹非常清楚。而如“在贼中，间至东都”，“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则是多出一般年谱的系事内容，为一般年谱所少见。文系年，也为一般年谱所少见。就年谱系年的准确和细致而言，张溍的年谱在很多方面超过古代一般的年谱。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水平，超过古代一般的杜甫学学者。
四
现在来谈诗的注和解。
张溍在诗的注释中有不少发明。首先是补注了一些应注而未注的名物与典故等。《重过何氏五首》(《杜诗注解》卷二，以后略去书名)其一：“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在阐释中，将“休沐地”一语加以注释：“以休沐而作野人居，正形将军忘势而耽幽。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以譬山林。”故杜诗的休沐地，即“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之休沐地。这样的注说明了“休沐地”的特殊内涵，对读者准确理解原文非常有益。《丽人行》(卷二)注“蹙金”：“蹙金：……如今之累丝金也。”用清代的用语来注，使读者明白“蹙金”的含义。《玉台观》(卷一○)“浩劫”，张溍注解云：“浩劫，大塔也。塔一级二级为一劫二劫。”称大塔为浩劫的并不多见，完全有补注的必要。其次，补注了一些语典。《严公仲夏枉驾草堂携酒馔得寒字》(卷八)“自识将军礼数宽”注：“《廉颇传》：不知将军宽至此也。”将“宽”字的语典注出，顿觉杜诗的语意丰富深厚了很多。《丽人行》(卷二)注“炙手可热”云：“唐时进士荣贵，长安市语：郑杨段薛，炙手可热。”炙手可热本是成语，张溍的注告诉我们它又是唐代的俗语，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杜诗的“炙手可热”就是用当时的俗语，使我们对杜诗俗的一面有更新的认识。第三，注出典故背后隐含的事实与意义。诗文用典故，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是用古人和旧事来写事实。既是一种隐喻，在一些情况下，是极难理解的，因为作者本身就没有明示。自然，要理解杜甫的一些典故所写的现实内容，更不容易。因而理解典故的真实含义需要深入研究，需要想象。否则，即使对典故烂熟于心，而对它所表现的实际内容却茫然不知。因而，在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非常隐蔽的时候，注出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是相当必要的。《玉台观》(卷一○)“彩云萧史驻”，张溍注解云：“萧史句：观中或有公主遗迹。”“文字鲁恭留”，张溍注解云：“鲁恭王制宫室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滕王必有诗文遗迹在焉。”“萧史”“鲁恭”并非僻典，张溍或不注，或简注，而重点注明诗写玉台观有公主遗迹和滕王诗文遗迹。不看张溍注，恐怕很多读者未必体会得出。而体会诗的现实含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两句诗重点在写玉台观与最高地方长官和唐王室的密切关系，从而展示玉台观的崇高社会地位。故张溍的注释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