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概说
一
唐朝自开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百花齐放，国力强大，社会富实繁荣，生机勃勃，史家艳称为“开元盛世”。随着统治者的日益享乐腐化，重用奸佞，政治混乱，在富庶太平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朝廷在军事上重用胡人为藩镇，更埋藏着致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安史叛军攻占了首都长安和广大地区。经过数年的战争，安史之乱才平息，而局部的战争仍然在延续。战乱重创了唐王朝，虽然中唐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很短暂，力度也弱，唐王朝已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沉重的负担，使王朝日益衰落。最终，唐王朝在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灭亡。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杜甫正是生活并创作在封建社会由极盛而大衰的盛唐至中唐时期，杜甫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发展的。我们只有站在封建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和他的作品，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学。
二
唐代是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杜甫学初始的时期，也可以称作基础时期。
唐代的杜甫学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杜甫生前时期。
伟大文人的文章能流传万载，必定生前已名震天下。杜甫的诗在当时已有巨大影响，杜甫又与当时众多的著名文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交往唱和，在当时文坛有重要地位，杜甫学在杜甫生前就已经发端，当时即有大名。李肇载“开元曰……位卑而著名者”(《唐国史补》卷下)即有“杜工部”杜甫。严武说：“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韦迢说：“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的研究最为重要，他这样描述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见《右玄集》上)他评论杜诗的风格和历史地位道：“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同上)对杜诗宏伟磅礴、浑涵汪茫的诗风有准确的把握，认为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经将杜诗称为“诗史”。孟棨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所谓“当时”，按常理应该是指杜甫在世之时，或逝世不久的一段时间，故我们将此说放在这一时期。这里所谓的“诗史”，按孟棨的记载，有两层含义：其一，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杜甫自己的经历，这就是“毕陈于诗”；其二，表现了杜甫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就是“推见至隐”。换一个角度说，所谓“诗史”，就是杜甫用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与生活、思想与感情。这样来评价杜甫是非常准确、精彩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人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非常深刻，也反映出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非常崇高。杜诗为“诗史”之说，经孟棨记载，遂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是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
第二时期为中唐时期。
准确地说，是杜甫逝世后的中唐时期。这是杜甫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杜甫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
重要的杜甫学者有韩愈、元稹、白居易、樊晃、刘禹锡。
这个时期的杜甫学主要是有四大成就。
（一）编辑杜甫文集和杜甫小集。
杜甫文集为六十卷。从樊晃记载“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杜工部小集序》，见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看，又从郭受“新诗海内流传困”(《杜元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见《杜工部集》卷一八)推知杜甫在湖湘时尚未有文集流传，杜甫文集的编纂当在杜甫逝世后的40年内。杜甫之子宗文、宗武能文，杜甫文集当时是由他二人编成的，我们推测杜甫集编成的大致时间当在杜甫逝世后20年内。这时编成的杜甫文集是一切杜甫集的始祖。杜甫以文鸣世，杜甫文集的问世对于确立他在文坛的地位至关重要。从杜甫学的角度说，他为杜甫学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在杜甫文集问世后，樊晃在未能见到的情况下，搜集杜甫作品290篇，编成《杜工部小集》。作序说：“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樊晃编《杜工部小集》，表现了当时的人对杜诗的热爱，而到宋代它又成为人们重新编杜甫集的重要资料。
（二）确立了杜甫伟大诗人的地位。
韩愈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他认为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伟大作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对杜甫与李白在文坛的定位最高，也最准确。韩愈还对杜甫与李白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形象化的论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元稹在高度评价杜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后，推崇杜甫是古今第一诗人。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的评论作于墓志铭中，真可谓盖棺定论。实际上，杜甫逝世后，社会已经安定，历史需要对杜甫进行评价和定位。韩愈和元稹站在历史高度对杜甫的评价和定位代表了社会的公论，因而也代表了历史对杜甫所作的评价。盛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韩愈和元稹对杜甫诗歌的评论和定位，尽管是中唐作的，但中唐的诗歌成就没有高过盛唐的，他们的评论即便在后世来看，文字也一直是正确的，遂成为经典。自然，元稹将杜甫评为最伟大的诗人和韩愈将李杜并称，其间是有区别的。后世或宗元或宗韩，也产生了杜甫是最伟大诗人和李杜并称的区别，也产生了关于二者定位之间的争论。
（三）将杜诗的研究心得，运用于创作之中。
白居易、元稹和李绅等为了更好地使诗歌为政治服务，准备大量写作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的诗，以引起朝廷的关注，促使朝廷改革弊政，关心民间疾苦，促进社会的中兴与繁荣。于是他们发动了新乐府运动。怎么进行新乐府的创作？杜甫的创作对他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寅恪说：“二公(今按：指白居易和元稹)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楷模，固可推见也。”(《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其实，杜甫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乐府运动首先是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包括使用生活的语言。元稹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其次，是学习杜甫表现现实的诗歌形式与技巧。元稹说：“近世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白长庆集》卷三〇)第三，是学习杜甫诗有深刻的寓意。元稹说：“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同上)杜甫学与新乐府的密切关系说明，杜甫学一开始就注重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合，杜甫研究始终具有强烈的新的时代色彩。这是杜甫学的重要特点，也是杜甫学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四）中唐已将杜甫的创作经验上升为诗歌创作的理论。
刘禹锡总结杜诗的用语，提出诗用僻字要有来历。他说：“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尝讶杜员外‘巨颡折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刘宾客嘉话〉三事》)另外，从这条材料也可以看出，唐代虽然没有杜甫文集的注释工作，而有关典故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
第三时期为晚唐时期。
晚唐的杜甫学又有新的发展。杜甫学的学者更多，关于杜甫的研究又有新的开拓。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的诗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认为他们的诗是“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实际上也赞美了他们经天纬地的无比巨大的才华，赞美了他们诗歌无比巨大的力量。杜牧则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述了杜诗神奇的感染力。司空图认为作家的文和诗的风格往往是一致的，他认为杜甫与李白的文均宏拔清厉，和他们的诗风是一致的。他说：“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衒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又尝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言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庶俾后之诠评者，罔惑偏说，以盖其全工。”(《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这是杜甫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从诗与文比较的角度，对杜甫之文所作的崇高评价。
杜甫生活在唐代，唐代留下了很多有关杜甫生平和诗文的重要资料。最重要的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余如李肇《国史补》、郑处晦《明皇杂录》、孟棨《本事诗》等。尽管很多记载较简略，甚至有错误，但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材料，供我们研究。
唐代由于人们对杜甫诗的学习和研究，杜甫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唐书》说：“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特别是文人，从杜甫那里受益良多，包括思想、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技巧。中晚唐的著名文人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受到杜甫的显著影响。
二任华
一
任华，盛唐时人，与李白杜甫同时。唐玄宗时官秘书省校书郎，出为桂州刺史参佐。狂狷之士。曾留书责京尹贾大夫恃才傲物，与杜中丞书责其始以文章见知而终不相顾。上御史严大夫笺，以为失在于倨，阙在于傲。任华与庾中丞书云：公幸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公顷谓李太仆曰：任子文词，可谓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耶？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当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皆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任华有当世之志，故书有干谒之意。(事见《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二二，《全唐诗》卷二六〇，《全唐文》卷三七六)
二
任华是一位诗风独特的诗人，他擅长作长篇歌行，语言参差不齐，有特殊的节奏与韵味。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寄杜甫，对杜甫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对杜甫的诗作了崇高的评价。诗云：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诸葛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任华与杜甫有交谊，而诗又是直接寄给杜甫的，其诗内容的可信度非常高。诗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任华对杜诗的风格概括非常准确精彩：“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写出了杜诗那种千汇万状、沧海激荡的雄奇闳深的风格。（二）任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诗名隆盛的情况：“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足见杜甫在身前诗文之名已非常大。（三）描绘了杜甫性格狂狷的一面。杜甫为人文质彬彬，儒雅清淳，但有时却是“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里常醉卧”，“半醉起舞理髭须，乍低乍昂旁若无”，与李白的狂放颇有几分相似。任华的诗虽是诗，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三樊晃
一
樊晃，中唐时人。官润州刺史。
二
樊晃是杜甫身后第一个编杜甫小集的人。他将搜集到的杜甫诗290篇，以事相类，编为六卷，让其在江左流传。《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杜甫集》六十卷。又《小集》一卷，涯州刺史樊晃集。(周采泉按：涯为润之误。润州即今镇江。《嘉定镇江志》卷一四唐润州刺史条，有樊晃。又一卷应作六卷。)”《小集》在宋代尚存，今已佚。
可以说，樊晃也是第一个给杜甫以最高评价的人。他的《杜工部小集序》云：“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阨，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从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杜甫诗生前就在江南流传。（二）杜甫去世不久，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流传。因为战乱，江东对杜甫文集知之较少。（三）樊晃认为杜甫后期的作品是大雅之作，认为杜甫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四）樊晃寻求杜甫文集，想进行研究，并进行评价。樊晃的序很有史料价值。
樊晃是早期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
四韩愈
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幼孤勤学，擢进士第。为宣武节度府观察推官。后为宁武节度府推官。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累官职方员外郎。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谏佛骨事，帝大怒，贬潮州刺史。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为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六本传)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