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认为不对的，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默翁的评论多有辑入，多是赞同，有时辑入后也发表不同意见。“[默翁曰]前四句卧病不得出游，而又多风雨也。况味亦无聊矣。后四句羡花柳禽鸟之得时适性，而吾乃卧病。赋而兴也。”单复评云：“诗言卧病峡中，且值风雨拥塞，欲之荆岳，不可得，故曰‘潇湘洞庭虚映空’。至于暮春柳暗莲红之时，见鸳鸯之立洲渚，且挟(蛱)子翻飞还依一丛，殆叹己不若彼，得以遂其生耳。同时对杜诗的艺术特色也进行认真的解说。赋而比也。须溪谓此等诗可以不作，此评毋乃大(太)率乎？”单复的阐释更清晰，更符合杜诗的原意，同时对刘辰翁的批点提出了批评，俗称鱼老鸦。《巳上人茅斋》(卷一)：“[欧阳公曰]僧齐己也，是有发明的。单复对前辈学者的态度往往一分为二，批评其错误，肯定其成绩。在对待刘辰翁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单复对于刘辰翁批点杜诗，有时批评很严厉，但有时也很肯定，并辑录其批点。单复云：“且近世咸重视须溪刘氏批点杜诗，家传而人诵，亟取读之。其开卷第二首《赠李白》诗曰：‘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刘评云：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对膻腥，故思青精饭耳。余疑未解。又《望岳》诗曰：‘荡胸生层云。’评曰：登高意豁，自现其趣。余益疑矣。及观评《上韦左相》‘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云：颂相业多矣，未有如此轩豁快意者。余乃知须溪所评，大抵只据一时己见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然颂相业语实误后学。”(《读杜愚得自序》)批评是尖锐的。但在《读杜愚得》中多次辑或引刘辰翁批点。如《新婚别》：“[须溪]谓‘曲折详至，缕缕几数转，微显条达’者是矣。”
单复本人的评论占所作的解的大半。其主要内容为三方面：（一）论杜诗的思想内容；（二）论杜诗的艺术；（三）标赋比兴体。长诗分段进行解说。标赋比兴体和长诗分段解说是受朱熹说诗骚体例的影响。实际上，单复解的体例乃是直接受默翁的影响。单复《读杜愚得》所辑默翁的评语的体例正与我们前面所讲的单复评论的体例完全相同，就是最好的说明。
《读杜愚得》在内容解说方面尽量按杜诗文字本身的含义来解释杜诗，不深求，少附会。解释中力求突出杜甫的忠君仁爱思想，突出杜诗的社会意义。在艺术解说方面，主要解说篇章结构、艺术手法、语言艺术和基本风格。
单复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很端正。对内容与艺术的解说，善吟诗，往往融为一体。《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卷八)云：“此诗公自叹衰老，一破愁颜，又难屡得，是以有阮籍、杨朱之哭泣也。是诗写征途早发及跋涉苦乐之事，委屈详尽，读者详之。赋也。”《日暮》(卷八)云：“此诗主意在首一句，其下三句应风起，后四句应日落，言日落风起而乌尾讹，云未动而水扬波。当是时，羌妇哭，胡儿歌，则将军拥雕戈别，上马而夜出焉。赋也。”对短篇的分析，很多都简洁明白。《洗兵马》云：“此诗厌乱思治，欲天洗兵而作也。首一节喜皇威之清海岱，而言捷报已收山东。唯邺城未下，不日可得，以及独任郭相并宴劳回纥之事。‘已喜皇威’言肃宗今收山东，以成中兴之业。‘常思仙仗’言明皇岁幸骊山，以致蒙尘之祸。是故，三年士卒暴露悲笛里，关山月，万国生民涂炭，伤兵前草木之风。第二节纪车驾还京，而言成王、郭相、光弼、思礼二三豪俊能济时，而苍生已宁，对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特色进行解说，紫极已正。第三节，喜中兴之业已成，而言‘攀龙附凤’之从，当知蒙帝力以致为侯王，莫夸身强而妄想，戒之之词也。且关中留萧相，幕下用张子房，以致乱臣贼子之灭迹，而中兴之业喜其已成。谕之之词也。末一节结上三节而言，远人贡琛，诸山呈瑞，‘隐士休歌紫芝曲’而遁世，‘词人解撰河清颂’以纪瑞，奈何布谷催春而田家惜雨。今虽邺城未下，不日可克。苟克之，则琪上健儿当急归以慰城南之思妇可也，不宜久劳于外，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厌乱思治之词也。”紧扣诗的语言文字与内容进行解说，又用分段的形式，解说正确，清楚细致，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杜诗的本意。有些诗也注意挖掘杜诗的忧国忧民思想，但仍然不脱离诗歌文字表达的内容。《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韵》云：“此诗公自言留蜀之久，今将之吴楚，留别章梓州及幕府诸公，其说甚误。杜甫诗中的“巳上人”并非僧齐己。
第三，既自道其所以，又忧中原盗贼之多、乘舆播迁及别后寄书相忆之事。赋也。其解说如已有好的前人的评论，则用前人的评论。首言入蜀之久，常恐有酒失而辞酒徒，今将适吴楚，吾知免夫。次自言今昔之不同，而行止复何有耶。今将适吴楚，且相逢有新故，相知有深浅。是以取别随薄厚焉。其曰‘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言之吴楚也。次言章梓州饯别而宾客留欢之厚。次言此行三峡波涛之险，未足为畏，而盗贼之多，衣冠之走中原，君王之安否，消息未闻，为可忧耳。末言拜东皇，上南斗，以适荆蛮。有使即将寄书，否则，唯长忆不忘而已。吾于是诗见公之自道其真，忧国尤至，章彝诸公闻此亦有感焉者与。”解说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仍然是从杜诗本身的内容出发，故不使人觉得牵强附会。
古人解说杜诗，总难免有偏离杜诗本意的地方，单复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古人评诗，喜欢以意逆志，知名于唐。”“己”与“巳”是两个不同的字。齐己为晚唐人，解诗时难免求比兴，求讥刺，求褒贬。单复解诗也用这样的方法，自然也容易违背杜诗原有的旨意。《奉寄高常侍》云：“此公殆讥高之无功而朝除，且伤己之迟暮而滞留，故作是歌欤。言我与高相交于汶上，年已久矣，而其飞腾为尤甚，盖以其为节度也。为节度则其总戎，楚蜀应未全全乎，言其出师之无功也。为文章则方驾曹刘，不啻过之，言其文辞之藻丽也。今日须汲黯之在朝，中原忆廉颇之为将，言其朝除而别思良将也。今我在蜀，惟春色催其衰老耳，故别泪如水之东注也。”题曰“奉寄”，本是尊敬之辞，而诗称其为汲黯、廉颇，言其方驾曹刘，皆是赞美恭贺之辞，而解为“讥”，真谬以千里。殆受黄鹤讥刺说之影响，加以发挥，更觉荒谬。单复对杜诗艺术的解说，不少也嫌过于简略，过于浅俚。
总之，宋儒已做了很多工作。单复的创造在于，单复是明代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读杜愚得》是一部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
《读杜愚得》的解说也带有集注性质。它在著述的体例方面有所开拓，在杜甫的生平研究和诗的注释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杨士奇云：“考事究旨，必归于当。其疑不可通者阙之。”“简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为多。”(《读杜愚得序》)评价是公允的。
单复的研究著作出版于明代前期，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著作体例，对明代的杜甫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明代杜甫学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他的《读杜愚得》为明代学者所重视。陈明更辑其五言律注成《杜律单注》行世。其《重定杜子年谱》更成为学者的重要参考，张《杜诗通》、周甸《杜释会通》、邵傅《杜律集解》都用过。其解用类似古文翻译白话的方式解说杜诗，可以说在杜诗学研究上开了一种风气，也可以说开创了一种解说杜诗的流派。后来明代学者邵宝、张、谢杰等均是走的这条杜甫学路子。
三邵宝
一
邵宝(1460—1527)，字国宝，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正德四年擢右都御使，总督漕运。后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为诗文，典重和雅。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也有一些创造。对杜诗的解说，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著《学史》、《简端》、二《录》、《定性书说》、《漕政举要》。学者称二泉先生。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署名为邵宝著，学术界对此署名有怀疑，认为非邵宝所作，然检证据似嫌不足。具体说来，所辑主要是默翁和刘辰翁的评论。故我们认为《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应定为邵宝所作，可存疑，待以后做进一步研究。
二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对杜甫的研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概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对杜诗进行分体分类编排。先将诗按五古、七古、歌行、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的顺序排列，也有古体和律体互参的。分类按内容分为纪行、述怀等五十三类。颇为重复杂乱。
其次是注释。注释体例：（一）在诗题下简单标明诗写作的时间、地点。（二）仿效朱熹注《诗经》的体例标明诗的赋、比、兴之体。有时标“赋而比也”(如卷二〇《百舌》)。有时标“兴而比又赋也”(如卷一〇《君不见》)。（三）对难字注音。（四）对典故、名物制度进行注释，对难懂或有诗意的诗句进行解释。《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释体例是相当完备的。邵宝书中有的虽题为“邵二泉先生集注”，其实未标所集注者之名，所注也比较简略，故不能完全看成集注之作。而实际上是注者利用前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发明来注释的。
第三，对每首诗都进行了完整而简明的阐释。
从以上列举可见《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所包含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其主要内容和有特点的内容是注和释两部分。
先谈注。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中注的最大特点是简明扼要，较为准确。书名虽是“详注”，实际上其注较为简洁。但注者其实下过一番认真的功夫。对于前人的注释择善而从，又加上自己的见解，融会贯通。注不旁征博引，只是注明所应该注明的内容，但其间仍有一些学术发明。过栋序云：“悉加训诂。虽列分类，井然不紊。对于前人好的成果充分肯定，加以吸收。参之国史，质之家乘，事则核而不讹，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解说，词则质而易解，取喻显而无艰深之病，据理近而寡牵合之嫌。”(《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时有新意。《宿次空灵岸》注“空灵岸”云：“在今长沙府湘潭县，有谓在归州者，非也。”(卷一)注释准确，纠正了注“归州”的错误。注“霞石岭”云：“空灵岸下水深五六丈，其清见底，五色石子鲜明，可见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亦指岸石如朝霞也。”注释细腻，不仅注出了“霞石岭”，而且特地注明霞石也指岸石如霞，有助于对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秦州，邵宝注云：“乾元二年在秦州作。”诗其二是怀念孟浩然的。“遥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注云：“东南云：梁瑄不归第，璟每见东南白云，即立望惨然久之。几悲咤：《曲礼》：毋咤食。以舌口中作声曰咤。咤似于气之怒也。浩然襄阳人，襄阳在秦州东南，时公思而不见，故望云悲咤耳。”学术界多以为此诗是杜甫居三峡时所作。邵宝定于乾元二年秦州作，不同于众说。而注出梁璟望东南云思梁瑄之典，注出襄阳在秦州东南的地理位置，非常贴切。而注的内容也恰恰说明乾元二年秦州作的系年的正确性。反观学术界的三峡之说，与“遥望东南云”的内容不合，则无法使人心服。《东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在注完陈子昂生平事迹后，与杜甫的时代相隔久远，注云：“按，拾遗与公之祖审言亦为交游。审言常贬吉州司户，拾遗亦有序送云。”这个注释很有新意，通过考证说明陈子昂与杜审言有很好的交谊。说明杜甫对陈子昂的敬仰固然出于对其人品事业的推崇，同时还有个人感情的因素。这包含了注者对诗理解的深刻和新见解。
其注对诗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君不见》(卷一〇)题下注：“大历元年，苏傒摧颓太甚，故公以弃池折桐为比而赠此诗。”对诗的写作时间和背景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过总体说来，辑评较少，更多的是单复自己对杜诗的评论。对前人错误的说法进行辩证。《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至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一)注：“按史云公至耒阳，聂令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诗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湖，欲归襄阳，尚有《别湖南幕府亲友》及过洞庭湖、适汉阳等诗。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则其牛酒之诬，不攻而破矣。”以诗的内容，对杜甫死于牛酒之说进行批驳，非常有力。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释是对每首诗的写作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思想进行说明。其特点是：
（一）以杜证杜，就杜诗本身的深入理解、融会贯通来阐释杜诗，不离开杜诗本身，曲征旁引，穿穴附会，以发所谓言外之旨，以发隐秘，力求忠于杜诗本身。其方法近似现代的作品赏析。由于历来研究杜诗多是以意逆志，对诗的主旨求之过深，单复的集注也有很多因误辑而沿袭错误的地方。《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沈存中曰]乌鬼：鸬鹚也。”实际上乌鬼是一种饲养的类似乌鸦的黑色水鸟，反而失却杜诗的真正本意。《剑门》(卷一)云：“公过剑门而赋此诗。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剑门乃天设之险以壮西南者也。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今也斯民困于诛求，恓惶之气见于岷峨，则生民又将如何。盖三皇五帝之前，不通中国，虽鸡犬亦不容入关，况珠玉之可宝者乎？后王虽尚柔远，状职贡之道，已或间阻。至今奸雄之徒，辄欲高视以图王霸，并吞割据，若不相让。故吾深为此虑。直欲罪真宰而削平迭嶂，使不险固，今亦不可得已。所以临风而默然惆怅者，盖恐偶有复为割据之，或一时无以御之耳。”对诗的阐释完全符合杜诗的本意，既不肤浅，也不附会。《遣兴五首》(卷二)其二云：“诗又言庞公有济世之策，且素怀刑而不肯出仕，故处士之中，其节独苦。盖林茂水深，则鱼鸟皆有所归宿。今也天地闭而贤人隐，是以举家隐于鹿门，虽刘表亦不能屈致矣。此公自比以自遣耳。”对诗的解释完全符合杜诗的实际，而结尾说杜甫自比庞德公以遣兴很有新意，发前人所未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