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更为频繁的过去与现在的互动 ，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争议 ，因为虽然它们力图表现一种公众的记忆 ，但这一记忆到底有多 “公众 ”，则显然因人而异 ，特别是如果一些当事人还活着的话 ，那么就会出于各种原因 ，而引发争议。我们前面说过 ，记忆研究的发达 ，与人们对二战的回忆 ，特别是对一些异常的事件 ，如偷袭珍珠港、希特勒屠犹、南京大屠杀和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等 ，有密切的关系。一些纪念馆的建立 ，是为了让人记住这些事件 ，缅怀过去。但这些纪念馆在建立以后 ，大部分都引起了争议 ，甚至国际争议。比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入门处和其它地方 ，都明确地提示参观者 ，日本在南京的屠杀 ，使三十万人受难。而对这个数字 ，不但在日本而且在其它地方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都有人提出质疑。德国在战后建立的屠犹纪念馆和德国历史博物馆，也引发了不少公众的辩论。美国的航空博物馆 ，也因为是否应该陈列轰炸广岛和长崎的飞机 ，而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
饶有趣味的是 ，这些争论 ，不但没有妨碍记忆史学的发展 ，反而增加了它的吸引力。显然 ，战后史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已经为史家转向研究记忆研究，扩展记忆史学 ，提供了研究手段和思想准备。因此这里要强调的是 ，当今史家从事记忆研究 ，并不主要是为了追随大流 ，而是与学科发展的 “内在理路”有不少关系。举例来说 ，如果说记忆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采访 ，搜集口述材料 ，那么史家在这方面 ，既有传统 ，又有创新。古代史家的写作 ，基本上都取自口述的史料。而在二战以后 ，口述史的兴起 ，更早于记忆研究的兴盛。口述史的兴起 ，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战后西方殖民主义的终结 ，不少西方的殖民地走向独立。这些国家原来没有历史记载的传统 ，因此文献史料缺乏。但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 ，历史著述又是重要的一环。因此史家便从事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为写作民族史发掘、掌握和提供素材。而在发达国家 ， 1960年代蓬勃开展的学生运动、人权运动和妇女运动 ，又促使了史学研究的平民化 (democratization)，一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事件 ，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口述史料的整理和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写作口述史 ，也慢慢形成风气，并进而成为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由此看来 ，口述史的研究 ，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和记忆史学的兴起 ，提供了一个前提。当然 ，两者之间又有许多不同 ，特别在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 ，这里没有办法详细讨论。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口述史在 1960年代以后兴起的背景及其反映的历史意识的变化。应该说 ，口述史的兴起与社会史、公共史 (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的兴盛 ，殊途同归 ，有着内在的联系。简单而言 ，如果史家仍然像十九世纪的兰克那样 ，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 “硬邦邦 ”的一手史料 (最好是政府的档案 )，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 ，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因此史学观念的变化 ，是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特别是口述史研究联手的主因。而史学观念的变化 ，又是思想文化变动的产物。这些变动 ，我们在前面几讲有所涉及 ，但为了方便理解 ，还是在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公众史、心态史、口述史
首先 ，二战的爆发和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动 ，使得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 ，有了新的感受。原来认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 ，能引领世界历史的演进。但残酷的现实却是 ，这一竞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也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变化 —表现为英法等国的衰降、美国的兴起及美苏之间的争霸等。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 ，又导致了后殖民时代的来临 ，孕育了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一崛起 ，到了今天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势不可挡 —其主要表现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亚洲四小龙的发达和当今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腾飞。原来西方政治家纵横捭阖、主宰世界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精英人物无法像以前那样影响历史的进程 ，那么史家的眼光也渐渐从他们身上转移开了。
其次 ，1960年代以来的人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展现了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社会史的兴起 ，也就是历史研究在战后的社会科学化 ，正好反映了这一趋势。史家把眼光从精英人物身上转到了社会大众 ，并相信社会大众才是历史运动的动因。而为了研究社会史和公共史，就必须突破原来有关史料的观念 ，尝试运用新的、政府档案以外的史料。于是不但实物史料 ，而且口述史料也开始为人所重视 ，由此而推动了口述史、公共史的研究和当今的记忆研究之间的密切互动。
当然 ，史学界开展记忆研究 ，并不局限在口述史和公共史等领域。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的 “心态史学 ”(history of mentalités)，其所谓 “心态 ”，其实指的就是一种 “大众心理 ”，而这一大众心理的构成 ，在史学上看，与记忆的分享和研究 ，大有关系。再具体一点说 ，那就是 “心态史 ”研究的对象 ，与记忆研究或记忆史学的研究对象 ，有不少交合之处。与以前专注精英人物的做法不同 ，它们的研究从利用成文的材料 ，转到了使用不成文的材料。这一转变十分有必要 ，因为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下层、公众和非精英的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表现 ，就往往没有能在当时诉诸成文字 ，而且即使诉诸成文字 ，也可能没有能得以保留下来。于是研究者就必须突破文献材料的限制 ，转而利用实物史料 (博物馆收藏)、神话传说、视觉形象和其它公共活动 (祭祀仪式)。
第三 ，史家能接受和运用口述史料 ，其实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上所述，口述史研究与记忆研究之间 ，起初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 ，既相互支持 ，又相互抵触。这是因为史家整理口述史料 ，往往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规范 ，以求做到整理者 (采访者 )在整理的过程中 ，不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强加在被采访者的身上。这种作法 ，显然还是反映了近代史学的传统 —史家希望其历史著作能让历史说话 ，尽量不带作者主观的意见 ，所谓 “如实直书 ”。但记忆的研究 ，主观性和现实性很强。就史料而言 ，往往是受害者的创伤回忆 ，可以让人声泪俱下。即使研究一些如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物 ，其中的设计也明显反映了建造师或者营造着的主观意念。如果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一仍其旧 ，那么记忆研究也就无法在史学界登堂入室。有趣的是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 ，兰克等人所标榜的 “客观史学 ”，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不再为人所信奉。
而且 ，已经有学者指出 ，如果我们专注文献档案材料 ，有许多课题就无法研究。像二战中日军所建立的慰安妇制度。这一制度 ，在档案里语焉不详 ，而那些慰安妇长期以来 ，为此事受尽羞辱 ，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也不愿出来公开作证。因此如果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不变 ，一味强调档案史料的说法 ，那么对这一课题不但无法深入了解 ，甚至还会转而支持日本右翼人士的观点 ，认为即使有慰安妇的存在 ，那些人都是自愿的 ，或者本身就是妓女 ，从而否认日军强迫良家妇女从军做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因此 ，记忆与口述回忆、采访等虽然带有个人性 (individuality)、时间性 （temporarily)和主观性的特点 ，但并不因此而阻碍它们成为有价值的史料。相反 ，有学者认为 ，当代史家之所以研究记忆，抑或史学界 “记忆的转向 ”的出现 ，正是因为记忆不像历史事实那样 “客观”和 “硬邦邦 ”。相反 ，史学界 “记忆的转向 ”所突出的 ，正好是史料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和史家如何从现在出发再现历史。上述特征 ，都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 ，有人甚至提出 “记忆 ”应该取代原来的 “传统 ”(tradition)、“民俗 ”(folklore)和 “神话 ” (myth)等观念 ，因为后者其实都并不客观存在 ，只是依靠记忆或通过记忆打造出来的。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史学界的 “记忆的转向 ”所揭橥的史学观念变化，那就是近代史学的前提 ，是尽量要把过去与现在隔离开来。史家虽然在现在回顾、研究过去 ，但其目的是让读者通过阅读其作品 ，重新回到过去。这一态度无法容忍 “现在主义 ”(presentism)的治史态度。而当今史学的记忆研究和记忆史学 ，则不但容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 ，而且还把这种交融和互动 ，亦视为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用詹姆斯 ·杨 (James E.Young)的话来解释 ，就是 “一旦我们把目击者的回忆、他们回忆中的确实或不确实的部分以及他们回忆中的解释的成分一并加以考虑的话 ，我们会对受害者的遭遇 ，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对于过去的叙述已经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如何叙述他们的遭遇，也就成了历史现实的一个部分了”。换句话说，剔除口述史料中的主观成分，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了。
集体记忆=公共记忆？
还有，当今史学界的记忆史学，也得益于记忆研究在其它学科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学家莫瑞斯 ·赫尔瓦赫 (Mauie Halbwhs ，1877—1945)在上世纪初提出的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这个概念以及在此以后其他人对之不断提出的商榷和修正。有人主张用 “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来取代 “集体记忆”，还有人主张去掉 “集体”或 “公共”这些形容词，因为记忆虽然看起来是个人的，但其实都是在特定的集体、文化等场域形成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修正的工作，都有助于推动人们对记忆的了解和认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提出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记忆形成的各个层面以及记忆形成这一过程在民族建构、族群构成和文化变迁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记忆研究在这些层面所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也吸引了史学家，因为这些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举例来说，台湾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张瑞德，就曾经对海峡两岸纪念抗日战争的形式及其用语，做过一个详细的比较研究。他的研究，不但考察了纪念活动本身，如纪念日是否定为国定假日等等，也考察了纪念活动的用语。而且，他还着重比较了这些纪念活动和用语在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台湾民主化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所引起的公众讨论。如是否应该沿用 “光复台湾”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战争的结束，甚至是否应该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庆祝 “光复节”等等。因此对于抗战的这些纪念活动，也能映照出公众记忆的变化以及推动这一变化背后的多种因素，如族群心理的产生、政治态度的转变、两岸关系的紧张等等。因此，从这一有关公众记忆的研究，可以折射出当代台湾人文化、政治认同变化的趋向。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史学与记忆研究今日再度联手，因此也似乎是一种势所必然，因为它们探讨的往往是共同有兴趣的题目。
史家的不安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 ，虽然记忆史学是当今史坛的一个新发展 ，对于这一发展 ，应该说不是所有的史家都抱有充分的热情和肯定的态度的。我们在上面主要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 ，而这种解释 ，说明了记忆史学的产生的发达 ，有其充分的、合理的背景。但我们在上面也说过 ，记忆的研究 ，在许多其它学科领域有先行的发展。史家从事记忆研究 ，有一种急起直追的意图。换句话说 ，史家起初对于记忆的研究 ，是有点轻视、甚至不屑一顾的。这里的原因就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记忆研究其实是对史学研究的一种有力挑战。记忆与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史学的发展 ，特别是近代史学模式的建立和普及 ，让史家主导和垄断了有关过去的发言权。他们建立这种垄断 ，甚至还排斥了其它回顾过去的方式 ，如通过瞻仰遗物、祭奠仪式、神话传说、(历史 )小说创作等等。而记忆研究的开展 ，正是为了突破这种垄断 ，使对过去的回忆的方式多元化、多样化。于是 ，有关过去的回忆 ，就不是史家所能独霸的了。
不过 ，史家对与这种独霸地位的丧失 ，也显然有些不安 ，甚至有点困惑。举例来说 ，美国大众对于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 ，目前基本还是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的。我在上课的时候 ，与学生交流这段历史的看法 ，也能发现这一点。学生作为美国人 ，都倾向认为虽然原子弹的轰炸 ，造成了日本人的大量伤亡 ，但杜鲁门的目的 ，是为了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而从美国的立场出发 ，这种做法没有错 ，因为作为美国总统和军队的总司令 ，这是杜鲁门应尽的职责。美国外交史家萨缪尔 ·瓦克尔 (J.Samuel Walker)也有与我同样的观察。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虽然美国史家的最近研究 ，已经大致证明杜鲁门当时决定使用原子弹 ，有不少疏失之处 ，但美国公众的舆论 ，与史家的结论 ，还是大相径庭。他进而指出 ，美国公众的这段历史记忆 ，与他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有关 ，因为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 ，对于原子弹的使用 ，还是沿用以前的传统看法 (日本军队抵死抵抗、为早日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等等)。因此史家如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与公众记忆沟通 ，并进而影响后者 ，仍然是一大挑战。记忆史学的产生 ，或许也可以视为史家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在新的情势下调整自己的研究手段和观念 ，重新出发的一种努力。毫无疑问 ，记忆史学的产生 ，大大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 ，将以前为史家所忽视的题目 ，都纳入了考察的对象。我个人以为 ，这种学科之间的不断重组和整合 ，固然对史家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也许史学的生命力 ，就在于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研发出新的战略 ，从而更为健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