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史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的出版就反映了这种悲观的心态。这本书的出版非常适时 ，一时洛阳纸贵 ，虽然史宾格勒所阐述的历史哲学 ，其实很深奥难懂。但书的内容 ，正好点出了一战以后许多人的心态 —世界末日到来了。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再回忆 1900年尼采所讲的那句近似疯人呓语的 “上帝死了 ”的话 ，感觉十分真切 ，不免百感交集。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 ，如果真有上帝 ，如果人类的历史真像兰克所言 ，在每一个关头都能见到上帝之手 ，那么这个上帝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呢 ？如果上帝还活着的话，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么相互残杀呢 ，怎么能让我们的文明走到这么一个痛苦的境地呢。所以他们那时感觉尼采的话是一种先知先觉。当时中国的梁启超 ，去了战后的欧洲 ，目睹了欧洲的陵夷衰微 ，写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 ，已经烟消云散 ，中国人应该好好发掘自己的文化遗产 ，为世界历史重觅新途 ，做出贡献。
文明史观的视角
回到历史观上来谈。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民族国家历史和民族史学的一种深刻反省。他一方面不用民族国家的这个视角来观察历史的发展，而是回到了文明这个角度。他指出世界上有过十七八个的文明，而文明都有一个诞生、发育、成熟、老化、衰亡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因此西方文明，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一种多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他又使用了一个很宏阔的时间观念，希望跳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这样的历史三段论。史宾格勒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上去看。他大意是说，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发展看做是一座时钟，那么从 0点开始，一直到上午的10点可能只有一些古老的生物。人类的出现可能是在上午的 11点钟，而我们当今可能只是上午的11点25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代中国和日本文明等等，都是和我们是同时代的，没有什么古代、中世纪、近代。史宾格勒的做法，等于是否定了近代的历史的先进性。他所观察到的十七八个文明，因此就是同时代的，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历史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走出了一线发展的历史观。而我们现在还在讲 “落后是要挨打的”，仍旧在延续民族史学的思想传统。
史宾格勒的思想，后来启发了英国的汤因比 (Arnold Toynbee)，后者写出了《历史研究》，是一部十卷本的皇皇巨著。但在汤因比写完《历史研究》的时候，也是民族史学开始受到全面质疑的时代，也就是二次大战以后。所以他的著作，一时很受人欢迎。其中原因，与新文化史的兴起的背景相同，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此处不再赘言。战后以来，民族国家史学之所以走向衰微，首先是因为在欧洲，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形式开始转型。其中原因，与美苏两国超级大国在当时的对峙，有些关系。欧洲在战后衰落，但也不甘人后，由此而组成了欧洲共同体，以后发展成欧盟。一些欧洲国家并在1985年订立 “申根协议”，开放了边界控制，其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甚至就业定居。这一做法，在近代史上，无法想象，因为不少战争，就是由于边界纠纷而打得不可开交的。
欧洲的变化，可以说是学界提出超越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现实基础。目前的欧美学界，对于跨民族 (transnational)、跨边界 (cross-border)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都十分活跃。也许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衰落，欧洲科学基金会前几年资助了一个庞大的五年研究计划，研究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衰，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斯蒂芬·博格尔 (Stefan Berger)教授主持。这个计划，也就等于是为民族国家史学走向寿终正寝之前，尝试做一个盖棺定论。
当然这只是欧洲学界的情形。在欧洲以外，甚至在美国，民族史学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而在东亚，民族主义史学通过官方教科书的形式，仍然主导着历史教育，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而即使在欧洲，历史教育的主体，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兴衰为单位和视角的，所以要走出民族国家史学和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还有待时日。
反省民族国家史学
但是，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当今学界反省民族国家史学，正是因为它有许多明显的弊病。首先，如果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有其历史的背景，那么这一背景，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其它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有牵强的地方，其形成是由于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发展所致。上面提到中国很早就有一种萌芽状态的民族意识，那是因为中国文明相对有些孤立。西边是沙漠与高原，东边是大海，北边是西伯利亚，南边也是大海，所以区域相对封闭、自成一体。与之相比，日本是岛国，文化单一，因此更易产生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但其它地区，如南亚次大陆，幅员辽阔，人口繁杂、语言多样、文化多元，民族意识的培养，就十分困难。所以英国能轻易统治印度，也是得此地利之便。而非洲的民族国家，大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如一些国家的边界，都是笔直的，显然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如果按照民族国家史学的形式 ，研究印度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 ，显然就有牵强附会、以今度昔的状况。
其次 ，民族国家史学所提倡的历史观念 ，其根本就是一种目的论 ，那就是用现在的目光考察过去 ，并进而塑造过去 ，使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在中国史的领域 ，原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里拯救历史》，颇有启发性。他的观察就是 ，现在的中国人 ，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近代中国的兴起 ，就是民族主义的结果。但其实在中国受到西方侵略、欺辱的时候 ，中国人还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抵御这种侵略。有些有名的近代民族主义者 ，如傅斯年、毛泽东等人 ，都曾考虑过采用地方割据主义 ，也有其他人为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努力 ，那么我们写出的历史 ，就表现为一种目的论。换句话说 ，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从 A到 B，那么发展的线索是开放的、多元的。最后从 A到 B走了哪条线 ，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而且肯定不是直线。史家需要展现这种历史的多元性、偶然性。
再者 ，民族国家史学 ，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如果要突破西方中心论 ，显然就有必要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规范。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民族国家为西方历史的产物 ，如果一个非西方的人用这一视角来考察其历史的轨迹 ，就是用西方的视角来过滤自身历史的多样性 ，也就不免会削足适履。因此 ，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 ，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的。相反 ，它们都反映了一种强势文化的优势 ，抑或文化的霸权。近代英国的培根讲过 “知识就是力量 ”这样的话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反其道而行之 ，说 “知识就是权力 ”—英文里面 “权力 ”和 “力量”是同一个词，都是 power。
福柯认为所谓知识系统 ，其实都不是中立的 ，而是权力的产物。
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来看 ，似乎波折相对较少。也许是因为自隋唐以来，中国人已经将学问分成经、史、子、集，大致上可以和西方的文、史、哲等分科相对应 ，因此接轨比较容易。但是其他的文明 ，则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印度学者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krabarty)就指出 ，原来那些梵文的文化传统 ，都是有生命的 ，并且代有传人。但到了现代 ，大学、研究院的建立 ，这些学问为现代的学科所分割 ，因此就真的死了 ，成了化石了。于是 ，查克拉巴蒂写了一本《把欧洲区域化》( 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书 ，号召大家走出西方中心论 ，也就是用西方文化的过滤镜来考察文化变迁的做法。
其实中国人原来的学问 ，在现在也差不多走向灭亡了。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一个湖南山区的私塾先生 ，并将他称为 “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但这位私塾先生 ，自1993年以后就退休了 ，再不收弟子了 ，并在 2009年去世了。换句话说 ，以前中国人虽然有经、史、子、集之分 ，但把它们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生在私塾里把它们一道学习 ，而不像现在的大学里面 ，分系学习 ，甚至在系下面还有各个专业之分。所以私塾的消亡 ，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寿终正寝。
民族国家的弊病
最后 ，民族国家史学的弊病 ，其实也是民族国家本身的弊病。我们在前面说过 ，民族主义的思想、民族国家的建立 ，为非西方地区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所以这种政治形式 ，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但是 ，民族国家所存在的弊病 ，则很早就让人看到了。如印度的下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以及后殖民研究 ，与思考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些问题 ，其实是有普遍意义的。比如中国人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许多人从小就读这类的小说 ，如鲁迅的《故乡》。《故乡》说了闰土的故事 ，表现了辛亥革命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 ，先进知识分子所产生的一种无奈和不满以及焦虑。因为许多人以为把满族推翻以后 ，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小说中的 “我”回来以后 ，发现社会结构根本就没有变化。“我”很期待他的幼时伙伴闰土的见面。闰土带着小孩 ，当看到 “我”的时候眼光也一亮 ，也很高兴 ，但是很快就暗淡下来了 ，然后就毕恭毕敬地对 “我”叫了一声 “老爷”，于是 “我”的心里面就一冷。这也就是说 ，知识分子认为通过革命的成功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能够解决。
印度和其它国家 ，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推翻殖民统治的时候 ，大家塑造和培养一种民族意识。但是一旦革命成功 ，那些上台的民族主义者 ，又经常沿用原来殖民者的一套方法来统治同胞 ，甚至还变本加厉。也就是说现在的印度由印度人管了 ，没有外族欺凌这样的事了 ，于是管理者更能随心所欲了。那些领导人用同样的方式压制下层 ，剥削民众 ，而又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比如说当代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 (Robert G.Mugabe)，是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家。他在津巴布韦的地位可以和孙中山、毛泽东相比。但是一旦他担任了总统之后 ，政治上贪污腐败 ，采取独裁手段 ，用各种方法压制民意。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 ，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一种扬弃 ，那么妇女史、性别史的研究 ，则往往直接挑战其思维模式。比如在民族革命兴起的时候 ，妇女的形象常常被用来激励民族精神。但是从妇女地位的改善而言 ，许多妇女史的研究都指出 ，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妇女的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改变。而在民族国家交战的时候 ，妇女也被要求为国家做出牺牲 ，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上战场 ，还让她们毫无还价地、义无反顾地去这么做。所以从妇女史的角度考察民族国家史学 ，更能发现其中所隐含的不平等的 “权力关系 ”。
不过 ，虽然说民族国家史学面临很多挑战 ，而且确实也存在很多方面的缺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看 ，维持并持续民族国家的史学的写作传统 ，就无法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还是给非西方地区为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有力的武器。我们要突破西方中心论 ，但没有必要依样画葫芦 ，因为当代西方在检讨民族国家史学 ，所以我们也要赶紧跟上、齐头并进。而应该因地制宜 ，注意到民族国家史学的暂时性 (temporality)和局限性 ，也注意到它的历史功用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