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的兴起，代表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新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在史学上看，是挑战了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史学主持史坛的局面。如果要了解这个挑战的现状与结果，也许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民族国家史学的形成。有关这一课题，许多人也许读过人类学家贝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著作，还有哈伯马斯 (Jürgen Habermas)的一系列著作。这两个作者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的著作是重要的跨时代的著作，对人们认识民族国家的兴起，它的渊源和它的建构，有一种非常大的挑战意义。安德森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有关东南亚，如泰国越南等地，但有开阔的视野。哈伯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建树，比如有关现代性的问题、近代社会的形成以及特点等等。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当今学界仍然有点热火朝天，但似乎以批判的眼光为主。以此为结果，民族主义史学目前正在经受一场挑战，正在慢慢转型。
我们要了解民族主义史学如何转型，也许要看一下学界如何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这里还有一本书值得一读，那就是埃里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 ·兰杰 (Terrance Ranger)所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也很大。他们所用的“发明"（ Invention）这个词，也为许多人所引用。比如“发明”(Invention）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就叫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直译就是 “在历史中发明中国 ”，但其实我是翻译胡适的那句 “整理国故、再做文明 ”。但 “再造 ”与 “发明 ”，也有相同的意思。
霍布斯邦和兰杰观察道 ，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 ，学者往往回溯过去 ，“发明”一个有关的传统 ，来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将之合理化 ，或历史化。事实也的确如此。民族国家史学 ，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我们一般所见到的民族史 ，是近代史学的主干。而民族史的写作 ，往往追随某个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如写英国史的话 ，往往会追随到罗马帝国的时代 ，凯撒如何征服英格兰。但其实那时在英格兰居住的人 ，与近代的英国人 ，并不是同一族类的。我们写作中国史 ，也往往会追溯到先秦 ，但中国的民族从先秦到汉代 ，再经过五胡乱华，已经有了重大的变迁。因此现代人写作民族史 ，就一定掺杂 “发明 ”的成分。
民族国家的形成
写作民族史 ，有想象和发明的部分 —因此安德森和哈伯马斯的著作 ，就值得一读。但民族国家史学的形成 ，却有其一定的背景。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之一。换句话说 ，民族国家史学 ，并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它的发生和发达，在西方有其一定的背景。我们在前面讲到兰克史学的时候 ，说过兰克的史观，那就是他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 ，勾勒了近代历史演进的主线。应该说 ，这个观察是有合理性的 ，有一定的洞察力。因为在近代以前 ，西欧中世纪的时代，王室之间经常进行政治联姻 ，其结果就是王国与王国之间没有固定的边界。如果一个王子娶了另一国的公主 ，就会获得该国的土地。这种情况其实还延续到近代 ，比如维多利亚女王 ，就有许多称号 ，与英国的扩张相对应 ，如大不列颠、北爱尔兰以及后来的印度等等。
再举一个例子。西方的鸡尾酒种类繁多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鸡尾酒有一个奇特的名字 —“Bloody Mary”(血腥玛丽 )，其实是用番茄汁和烈酒混合而成的。“血腥玛丽 ”的背后有一段历史 ，指的是英国的玛丽一世女王 ，也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英国继承王位之后，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联姻。这一联姻 ，会让两国结合成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很迥异的政治上的联合。但是在玛丽上台以前 ，英国的新教已经兴起 ，而西班牙是天主教的一个重镇。而玛丽上台以后 ，立即恢复天主教 ，并对新教 ，也就是圣公会教徒 ，实行血腥的镇压 ，所以后者就把玛丽女王的统治叫做 Bloody Mary，指的是这么一个非常血腥的统治。据说在玛丽女王去世的时候 ，伦敦的街头响起了欢呼声 ，表达了人们的愉悦心情。这个例子既说明宗教改革对于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 ，也可见到政治联姻所造成的国家疆界的变化。
政治联姻导致的国界变化 ，但其结果也会造成两国的不和 ，甚至战争。如英法两国之间的所谓百年战争 ，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而且通常认为是欧洲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原动力。我们也许知道 ，英国的王室是法国王室的亲戚。 1066年的威廉王子的诺曼底登陆 ，到了英国 ，击溃了当地的国王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但以后 ，英法两国开始交恶 ，到了 14世纪的时候 ，就开始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事 ，双方各有输赢。这个战争的起源之一 ，就是由于这个亲戚关系。当法国的王室的继位出现问题的时候 ，英国的国王成了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但法国人不愿让一个外人来执政 ，因此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经过了好几个阶段 ，在法国面临一败涂地的时候 ，圣女贞德出现了 ，她号召法国人团结起来 ，共同抗敌。因此这场战争 ，激发了英法两国的民族对立情绪。圣女贞德也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也可说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英雄 ，因为在这以前，人们没有那种明确的 “敌我 ”之间的区分 ，也就是 “我是法国人 ”、“你是英国人 ”的区分。
推动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另一场大的战争 ，就是拿破仑战争。如果说英法这个民族意识是在百年战争中诞生的话 ，德意志这个地方还没有这种民族意识，所以德国要到 1871年才建立。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史 ，要到那个时代以后才开始。以前只能称之为 “德意志 ”或 “德意志地区 ”，里面四分五裂。其中一个原因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有很大关系。德意志人感觉他们是 “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而这一帝国是欧洲的统帅。但实际上 ，正如伏尔泰在 18世纪的时候就说过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既不神圣 ，也非罗马 ，更非帝国。但这种心态在德意志地区保持了很久，造成该地区各个王宗之间互相争权、分崩离析的状态。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的遗产，开始向中欧进军，意图将法国革命推向欧洲。在抵抗拿破仑的侵略过程当中，德意志人、意大利人以及其它中欧、南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也开始慢慢孕育了民族国家的意识。所以这个民族国家兴起也是一种缓慢的过程。
说它缓慢，是因为在中世纪，君主的权力有限。所谓封建制，其中一个定义就是君主和诸侯之间分享权力，也就是在王国内部分成各个等级，各等级的贵族各自统辖一个领地。而他们与国王的关系，通过这个等级制、或封建制来构成。有关西欧的封建制，有句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 “My vassal’s vassal is not my vassal”，翻译过来就是 “我的臣属的臣属就不是我的臣属”。换句话说，国王只能管辖他的直接臣属，而再下面的臣属就不属他的管辖了。所以欧洲封建制下的国王，权力有限。这与中国的封建制有所不同。中国的封建制从西周开始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人都是王臣。但为了团结一致、抵抗外敌，就必须建立一个君主强权，让所有的人都为国王，或对以国王为代表的那个国家效忠。因此这里就有一个让臣民转变成为公民的过程。让以前一盘散沙的民众，都具有一致普遍的公民意识，愿意为这个国家效力，甚至牺牲生命。
所以当代美国有一个著名史家，名叫尤金·韦伯尔 (Eugen Weber)，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写过一本经典著作，题目就叫《从农民到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从农民到法国人就反映了一个塑造公民的过程，而其中心理的塑造，也就是让当地的人感觉自己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与外人不同，并愿意为这个共同体效力，十分关键。这种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需要慢慢培养。所以韦伯尔写了这部篇幅很大的书。
甲午战争必败吗？
像法国一样，中国的民族意识，可以说历史悠久，但也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经过了一番苦苦挣扎之后才形成的。因为中国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 ，但因为疆域通常比较辽阔 ，所以一般的民众又有 “天高皇帝远 ”的想法。所以在外敌入侵的时候 ，并不那么容易凝聚成一团。比如在近代中国 ，日本迅速崛起 ，然后挑战中国 ，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清王朝。甲午战败 ，是对中国人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而根据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艾尔曼 (Benjamin Elman)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清朝主要输在武器的运用上。但他也指出 ，甲午战争中国人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当时在朝的官员 ，都认为这场战争 ，主要是李鸿章淮系的事情 ，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在南洋舰队被法国歼灭以后，李鸿章在清廷建立了海军部。他这个做法本来其实是很好的 ，想用海军部来统筹规划所有的海军建设 ，但是很多的官员都把这个海军部看成是淮系想扩大势力的一个步骤。所以当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 ，许多其他的军队或者官僚不想支持他 ，这也可以表明民族意识不强。但与之相对照 ，日本较早就培养了民族意识。北洋舰队成立之后曾去过两次海参崴 ，途经日本的时候 ，引起日本朝野恐慌。明治天皇就宣布说 ，如果日本不建立海洋舰队的话 ，我就不吃肉了。于是群情激奋 ，都为日本建立海军和确保作战的胜利 ，贡献力量。
当然民族意识在日本之所以容易培养 ，也与日本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人向来有一种岛民意识 ，也就是一种天然的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虽然日本人对你非常客气 ，但是你永远会被视为是外人。有的在日本生活了好几代的中国人、韩国人 ，还是在日本有被歧视的感觉。这是很真实的一种感觉 ，有的人日文讲的很好 ，但是还无法融入日本的社会。由于这种岛民意识，所以在日本民族意识就很容易产生。在甲午战争的时候 ，他们等于是倾全民族之力来打这场战争 ，但中国的一方只是李鸿章的一些随从。当然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还有其它的原因 ，如当时北洋水师的将领几乎个个都是烟鬼 ，还嫖妓。但是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为是否能凝聚一个国家的力量 ，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一力量可以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中不断的磨砺出来 ，不断的增强。
战争会培养民族意识。但民族意识的形成 ，也靠其它手段。这就是安德森和哈伯马斯所探讨的问题。哈伯马斯没有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建构特征 ，但他的研究注意到统一文字对民族国家形成、公民意识形成的重要。他指出 ，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 ，古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印刷术的普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其原因就是通过印刷 ，能够使得文化统一起来。像德意志地区，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 ，而且语言也不统一。但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 ，用的是高地德语 ，而该译本的大量印刷 ，使得德意志的语言得以统一。这一统一语言的结果 ，在哈伯马斯看来 ，有助于形成一个 “公共场域 ”，其中公民通过各种出版物和沙龙、读书会和咖啡馆等场所 ，自由地交流、沟通 ，并形成对政治权力的一种钳制力量。这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在 18世纪的欧洲开始普及开来。
文字、印刷与民族性
我们说中国人以前就有一种民族意识的萌芽 ，就是在秦朝统一以后 ，有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的政策 ，统一了文字 ，而且为后来的王朝所一直效仿。其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多语言的国家 ，有些语言 ，如广东话 ，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字的。而所以没有形成 ，就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 ，也有不少学者注重中国传统社会的 “公共场域 ”，如乾嘉学派的形成、书和印刷文化的发达 (近年王笛教授研究茶馆 ，也是一例 )等等。但中国的 “公共场域 ”，如果有的话 ，对中央政府有多少牵制的作用 ，学界还没有定论。另外顺便再说一点 ，其实德意志和其它地区的统一 ，也有类似 “车同轨”的政策的推动 ，那就是取消了各地区的关税 ，促进各地区之间的通商贸易。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关注的也是印刷品与民族意识的形成。他所考察的对象 ，是在多民族的共同体中 ，民族意识如何形成。他的观察是 ，在多民族、多语种的地区 ，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更多地仰赖统一的文字和印刷品。而这些印刷品的出现 ，与政治权力的运作 ，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换句话说 ，“民族 ”其实是一个 “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 ”，也即是说 ，这个共同体首先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所以他的观察与哈伯马斯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注意
到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我们上面提到广东话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 ，也主要是因为政治条件的限制。但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 ，大主教黎世留 (Cardinal Richelieu)所建立的法兰西学院 ，其工作之一就是统一法语。所以语言的统一 ，显然也可以是一个政治权力的运作。
历史写作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德国史家兰克。有关兰克的形象 ，我们已经谈过 ，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形象 ，与一般人心目中的 “近代科学史学之父 ”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兰克的历史观和对民族国家的重视 ，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3年何兆武先生翻译了伊格尔斯教授的一篇经典的文章 ———《德国与美国思想中不同的兰克形象》，发表于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 ，其中指出兰克在德国史一个唯心主义的史家 ，而到了美国 ，则摇身一变为一个实证方法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了。其实兰克在东亚的形象 ，也大致属于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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