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的正式兴起 ，应该要到 1970年代以后。而且它的兴起与当时史学科学化的努力 ，有不小的关系。1970年代由于计量史学的出现 ，可以说将史学的科学化推向了某种极致。但中国有句老话 ：物极必反。当时的史家 ，希望把所有的历史现象 ，都做计量的研究 ，比如中世纪教会的教谕、社会暴力行为等等 ，但结果却发现 ，虽然掌握了不少数据 ，但研究这些数据 ，并不能对这些现象做出更好的解释。相反 ，史家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每个时期、每个地区和每个人对每一件事件的反应 ，都有明显的差异。而且 ，他们也发现他们想解释的对象 ，如妇女、男人、商人、犹太人 ，在各个时期和地区 ，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地位。因此有趣的是 ，1970年代以后 ，正好是电脑走向普及的时候 ，史家却不再对计量史学有兴趣了。
史学科学化的转向
在这以后 ，史家的科学化兴趣开始有了明显的转移 ，从向经济学、社会学靠拢转到了向人类学以及以后的向文学靠拢。即使在借鉴社会学的社会史的研究上 ，他们力图做出解释的 ，也往往是一些属于 “中层理论 ”的现象 ，而不像十九世纪的历史思想家和第一、二代年鉴学派的史家那样 ，希望探讨长程的、“长时段 ”的历史规律。这些属于 “中层理论 ”的规律性探索 ，其主要表现为如生活水平的下降与犯罪率提高的反比关系等等。这些现象 ，其实也为人所熟知。比如一个城市的穷人多了 ，而工作 (打工 )机会又没有增加 ，那么犯罪率就很有可能提高。不过 ，这里面的变数又很大、很多 ，所以虽然可以概括这样的趋向 ，但显然对每一个社会 ，都须做具体的分析。
若要举一个中国史的例子 ，或许许倬云先生的春秋战国史研究 ，可以做较好的说明。大家知道 ，许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的权威学者 ，又是中文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先驱。他在 1960年代后期曾有一篇力作 ，用数据分析的方法 ，来探讨春秋战国时代 “士”的社会地位的升降及其含义。这样的研究 ，与以往注意探寻那一时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重心 ，显然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这区别就在于考察的时段不同、观察角度的不同。许先生注重的一个时代的内部变化 ，而讨论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显然是为了得出一个长程的历史规律。
我在前一讲说过 ，1970年代以后 ，历史学开始与人类学结合。而这一结合，直接导致了新文化史的兴起。我们或许应该简单讨论一下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的研究 ，范围很广。但一般分为四个方面 ，社会、文化人类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就其对历史学的影响来看 ，自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比较重要。但我想要了解为什么人类学在 1970年代以来会对历史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还须看一下人类学研究本身的变迁。
人类学的诞生 ，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思想家康德就写过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本人类学的著作。不过 ，如果我们采取对人类学最广义的界定 ，也就是对人类的行为、种类及其延伸的文化、语言和制度等的研究 ，那么其渊源显然更早。有的人会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也视为人类学研究的始祖 ，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考察了他所知道的世界中各种人的行为和文化。希罗多德在现代的地位 ，超过了修昔底德 ，这也是一个原因。
不过 ，人类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显然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在启蒙运动的时代 ，西方人不仅开始大规模地接触非西方的人和文化 ，而启蒙思想的普遍主义，又使得他们有兴趣去探寻和比较各种文化 ，希图获得对人类历史演变的整体理解。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人类学的研究 ，都明显受制于启蒙历史观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大写历史”的影响。那时的人类学家与史家一样，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线的演化，所有的文明都循着同一个道路演讲，只是快慢不同而已。因此研究和比较非西方的人和文化，特别是一些尚未进化的人群和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寻找西方历史的早年或者童年。这就像早期心理学家研究儿童的心理，是想了解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一样。
大家知道，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寻找一个地方 (如一个原始部落)蹲点，然后做细致的田野工作，也就是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组织、语言结构和血缘关系等等。他们的工作一是比较整体性的，其描述往往事无巨细，都要有所展现。二是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人的行为，人类学家就不得不尽量摒弃自身的文化偏见，不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来评判被研究者的行为。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实证主义的，与兰克当年在史学研究中提倡 “客观史学”、“如实直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但有趣和重要的是，这一本来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却为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那就是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在一定时空上的价值，没有一个文化一定高于另一个文化。我们大家熟知的、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 (Clifford Geeertz)，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实证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提倡的所谓“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就特别注重研究一个文化的体系，认为人的行为 (相互沟通、交往和联系)，一定要放在这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方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而已，因为它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 (context)。
人类学与历史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吉尔茨 “厚叙述”里的 “叙述 ”这个术语。他没有用分析、也没有用评判，而只是希望做一个深入的叙述。这已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在1970年代以来再度为史家所吸引。1979年，原籍英国后来一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劳伦斯 ·斯通 (Laurence Stone)在英国的左派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一篇有时代意义的文章：“叙述的复兴：有关一个新的旧史学的感想”(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就是一个标志。斯通指出，作为 (西方)史学传统的叙述史体裁，又开始得到史家的青睐———因此他称为新的旧史学 ———而那种以社会科学为导向的历史研究，渐渐显出其缺点来了。而叙述史的复兴，或者叙述的运用，便成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结合的桥梁。
斯通所讲的 “旧史学 ”，其实就是近代史学。所以我们讲叙述史的复兴，其实是由来有自。就拿兰克史学来看，我们一般认为既然他是近代科学史学之父，他的历史著作一定是干巴巴的。但殊不知，兰克在那时是被誉为叙述大家的。他投身历史著述，还受到了他的同代人 19世纪英国畅销作家、以历史小说闻名的华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的刺激。兰克看到人们喜欢读司各特有关英国历史的小说，他感到不满，或许也有些嫉妒。他认为，其实真实的历史，一定会比虚构的小说，更为吸引人。兰克注重历史的叙述，由此可见一斑。
上面已经说过，战后、特别是 1960年代以来，“大写历史”，也就是历史的 “宏大叙事”，已经被瓦解了。史家的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正与人类学家的工作，形成了一种交接。我们上面提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其兴趣就很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相比仿。比如拉杜里的《蒙塔尤》，就是一种 “厚叙述”，而他希图展现蒙塔尤村庄人们生活的全景，也与人类学家的做法相似。
应该这么说，人类学家如吉尔茨，也在乎社会的现实，或历史的真实性。比如吉尔茨强调要 “厚叙述”，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如实地反映当地文化的真实性，也就是那个文化内部的体系。如果学者太急于概括一个文化，并拿来与另一个文化比较，那就容易失于粗疏。在这点上看，科学化的意图，仍然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以前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共同性，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那个共同性就是文化受制于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也就是生产力的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但人类学家和受到人类学影响的史家则认为，文化与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之间有一种不分轩轾、相互依赖的关系。换句话说，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都必须通过语言沟通和文化体系来得以表现。用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新文化史的倡导人夏梯艾 (Roger Chartier)的话来说 ，就是 “物质并不决定精神、精神也不依赖物质。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展现 ，构成了社会的现实 ”。换句话说 ，精神与物质之间 ，没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 ，而是相辅相成的。
语言学与史学
文化的表现或再现 ，大部分通过语言。因此新文化史家 ，特别注重对语言的研究。这种倾向 ，与战后语言学的发展 ，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产生 ，又产生许多关联。这里无法细谈。但就它们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不再透明 ，也就是语言虽然是交流的工具，但本身又有其内在的结构 ，因此如果不同文化的人交流 ，会产生各说各话、无法真正理解的情形。二是语言既然受制于内在的结构 ，因此通过语言交流，就会产生词不达意或意在言外的情形。因此 ，若想对意思有真正的、深入的领会 ，还必须考察语言出现的场合 ，以及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达的意思的不同 ：是平时生活还是节庆假日 ，是在世俗的场合还是在宗教祭祀的场合 ，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 ，讲话的时候有没有使用手势等等。由此缘故 ，新文化史家往往注意研究嘉年华和其它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事件和场合。
如勒华拉杜里就写过《罗曼的嘉年华》一书。一般而言 ，嘉年华是一个节庆的日子 ，大家相互嬉闹、取乐 ，享受生活。但拉杜里书中描写的那个嘉年华，发生在 1580年法国的一个小镇罗曼 ，则充满了血腥 ，因为有二十个工匠被谋杀了。拉杜里想通过这个故事的描述 ，展现 16世纪法国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冲突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当然 ，这个事件是否有典型意义、是否能说明 16世纪的法国就是如此动乱不安 ，这是见仁见智的。
因为上面这部著作 ，勒华拉杜里也被人视为 “微观史 ”的首创者之一。所谓的 “微观史 ”，又与人类学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 ，包括范围、方法和手段。而 “新文化史 ”的研究 ，大致上也可视为一种 “微观史 ”，因为专注的对象 ，往往是一桩事情 ，或者一桩特别印象深刻或戏剧化的事情。
可是 ，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 ，并不是所有的著作 ，都处理一个微小的事件，以求对事件背后的文化体系 ，获得某种深入的体认。相反 ，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的著作 ，考察的是重大的、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 ·汤普森 (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 ，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汤普森是将 “文化 ”引入史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所考察的英国工人阶级 ，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换句话说 ，他没有把这些工人的行为做一种机械的解释 ，视他们为一个被动的、一成不变的对象。相反 ，他所要突出的是那些英国的工人 ，如何逐渐形成自己的 “文化 ”，然后这一文化又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中心到边缘
提到新文化史 ，美国当代史家琳 ·亨特 (Lynn Hunt)是一位公认的领军人物。她在 1989年和 1997年，分别编写了两本书 ，现在都成了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读书 ，那就是《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的转向》。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人看了后一本书的题目 ，以为亨特要号召超越新文化史 ，以为美国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 ，没有几年就翻新花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亨特的第二本书 ，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为了做新文化史而做新文化史 ，而是要对 “文化 ”这个概念及其用途 ，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透彻的分析 ，既看到它的用处 ，也看到它的内在不足。这是一种有益的学术检讨。
其实亨特本人的研究 ，或者更具代表性。因为她出版于 1984年的第二本书，考察的是法国大革命 ，题做《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显然处理的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同我们所说的 ，近代史家研究历史 ，不但注意重大的事件 ，而在研究中 ，又注重事件的发生和结果 ，如对一次和二次大战的研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在亨特以前 ，也同样如此。许多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 ，都试图探讨革命的起源及其影响 ，而忽视大革命本身的过程。如果说亨特选择法国大革命还显示她受到了近代史学的影响 ，那么她的研究方式和角度 ，则在当时十分新颖。亨特在书中开章明义 ，指出以前的研究 ，虽然有价值，也产生不少争论。但其实没有能真正展现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及其历史意义。为此目的 ，她深入探讨大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形成 ，也就是革命者如何希望改变过去、用什么样的语言塑造新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象征意义等等。她注意到这一政治文化的共同性 ，但也注意到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和革命者之间的不同态度。所以这部著作 ，可以视为一部新文化史研究的先导 ，难怪在出版以后 ，一直再版 ，直到今天。
亨特的著作虽然重要 ，但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学派 ，则不断更新。像亨特本人以后的著作 ，也开始从重大的历史事件 ，转到了比较边缘的、以前为人所忽视的领域。比如她在 1990年代 ，就比较关注近代的情色文化。这些领域 ，在近代史家的眼里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上面已经提过 ，“微观史 ”是当今史学的一个新潮。而新文化史近年的发展 ，正朝着这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