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 ,是以我自 2007年以来在各地高校演讲的记录汇总、整理而成的。我之所以会准备这些讲演 ,是因为自 2007年初 ,我应聘成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长江讲座教授。依据 “长江学者 ”的合同 ,我在北大历史系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些相关课程为基础 ,就当代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变化和趋向 (当然以我的知识范围为限 ),开设了一系列讲座 ,有的对外公开 ,有的则采取小规模座谈的形式。这些讲座是本书得以成型的基础。以后 ,我又应邀在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和台湾大学等高校做了一些讲座 ,其内容大致与我在北大上课、开讲座的内容相同。在整理过程中 ,我个人对于讲座的录音整理 ,做了相当大的更动 —比如将原来的一次讲座 ,在这里分为两讲 ,而有时又将原来的两次讲座 ,合为这里的一讲。我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是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 ,因为开设讲座与整理成书 ,显然有明显的不同。讲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而整理成书 ,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叙述 ,因此可以有铺陈、可以有延伸,有必要显出叙述的某种顺序和连续性。不过虽然有这些更动 ,重复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所难免 ,这里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并原谅。
新史学与西方
本书冠名《新史学讲演录》,其内容大致讨论战后、特别是 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所发生的变化。毋庸赘言 ,这些变化 ,主要产生在欧美学术界 ,因此不可避免地体现西方在当今学术界的霸权地位。但本书的书名没有加上 “西方 ”两字 ,其原因是我在开设讲座和整理成书的时候 ,都想尽量避免这种 “西方中心论 ”,而把这些变化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讨论。而因为此书是以中文写出的 ,而那些讲座又主要以与中国师生交流为目的 ,所以我又特别注重加上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可是读者还是会发现 ,本书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变化为线索的。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一是上面所谈到的西方学术的霸权地位 ,二是中国学界对于当代西方的史学变化的兴趣。我在应邀做讲座的时候 ,常常开出一些可能的题目 ,但对方往往挑选的是有关西方的史学变化。也许他们考虑到我长期在西方生活、工作 ,讲起这些题目相对比较自然一些。但不管怎样 ,西方学术在当今中国 ,显然还是有不小的市场的。这一点我们无法轻易否认。当然我在讲演的时候 ,却常常是抱着希望听众能 “知己知彼 ”的心态的。我们都知道这句成语的后一句就是 “百战不殆 ”。我们最终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谁也无法预测 ,但至少在我 ,是颇有此心愿的。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将这些讲演稿整理成册、与更多的读者见面的原因。
有关 197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变化 ,也是我在《后现代与历史学 :中西比较》中特别探讨的一个内容。此书最早是在 1998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的时候 ,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瀛先生讨论有关问题 ,决定合作而写成的 ,于 2000年在台湾地区由巨流出版公司出版。然后山东大学出版社于 2003年发行了大陆版 ,据说在两岸销路都还不错。在这之后 ,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也有很多新的论著的发表 ,我也比较关心。但同时我也做了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近年的研究并不都与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关系有关 ,虽然我对这个课题一直比较关心。出了那本《后现代与历史学》之后 ,也有一些其它出版社邀我再写这方面的书 ,如《后现代史学入门》等。但我并没愿意、也没敢这么做。其中的原因是 ,我不想让读者看到由我署名的一本新书 ,但却发现与原来那本大同小异。我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至少尽量避免。就我个人来说 ,虽然电脑时代有的东西复制起来很容易 ,但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 :我不想 “炒冷饭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 ,读者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现与《后现代与历史学》重叠的地方 ,因为所处理的时间段相同 ,所以也许也无法完全避免。但我问心无愧的是 ,我在整理此书稿的时候 ,没有拷贝和复制原来的一些底稿 (甚至也没有再读一下原书 ),而是尽量想展现一些近年获得的新的思考和心得。
读者稍微瞥一下本书目录 ,便可发现 ,本书所讲的 “新史学 ”,以 “新文化史 ”为中心 ,尽管在许多方面 ,“新文化史 ”的兴起与记忆史学和全球史的开展以及民族国家史学的式微 ,都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后者也是 “新史学 ”的表现。就本书的写作来说 ,有关 “新文化史 ”,一共有两讲 ,一是有关其兴起的背景 ,二是有关其特征。这样安排 ,主要是出于讲演的需要 ,基本是以介绍、分析为主 ,而不是一种专题论述 ,因此没有着重呈现个人对这些流派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就个人来说 ,我对 “新文化史 ”主导当今史坛的状况 ,是颇有些批评的 ,虽然 “新文化史 ”的内容 ,颇有一些让我欣赏的地方。我想借写作这个前言的机会 ,稍微做一些陈述 ,简单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
坦白说来 ,笔者自 1978年入学、1982年开始攻读研究生 ,然后再远渡重洋来美求学 ,进而参加工作 ,我在历史这一行里也折腾了大半辈子了。但个人治史这么多年 ,近年以来 ,却常常会对史学界的最新发展 ,产生一种隔膜感 ,甚至有一种 “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感觉。这一形容 ,并不是指自己有意想离开史学界 (到了这把年纪 ,似乎也有点太迟了 ),而是指自己虽然身在史学界 ,但却有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或许 “沉舟侧畔千帆过 ”能更好的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 “沉舟 ”,或者是啼叫不止的 “猿声 ”,而同人就像是 “轻舟 ”,倏忽之间已经过了 “万重山 ”了。
史学与史学史
我形容自己像是史学界的 “沉舟 ”,或者是在河岸上旁观舟帆轻渡的山猿 ,是因为长期以来 ,我所感兴趣和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史。史学界之外的朋友可能会认为 ,这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领域 ,如某人想研究文学 ,就必得学习文学史一样。但其实不然 ,史学工作者虽然研究过去 ,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抑或对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 ,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研究热忱。史家愿意研究其它的过去 ,对此十分投入并由此而 “忘我 ”,因此颇有些 “大公无私 ”的姿态。比如欧美国家历史系的本科生 ,虽然也上 “史学方法论 ”或 “史学入门 ”这样的课程 ,但并不像英语系的学生那样 ,必得学习文学史。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史学史 ”(historiography)成了一门必修的课程 ,但在许多学校 ,这一课程并不是以 “通史 ”的形式出现的 —大部分修课的学生 ,并无法从其中获得对史学学科从古至今发展的通盘了解。这一课程的侧重点 ,常常是史学界时髦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对这些理论和方法的选择 ,也往往取决于授课教授自己的兴趣。其实 ,我将 Historiography这门课程译成 “史学史 ”,也有点一厢情愿 ,因为该词的原意只是历史编纂学 ,其中虽然有 “史”的部分 ,但并不是全部。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 ,因此中国的大学里 ,“史学史 ”(包括中外 )是必修的课程 ,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历史系学生 ,对史学史这一类的课程就特别有兴趣。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大量招收研究生 ,但投考史学史专业的并不多 ,就是一例。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属于很冷门的一个专业的。而就我所认识的一些史学界的朋友而言 ,其治学的兴趣 ,也都显得很 “大公无私 ”,像我这样含一点 “私心 ”,企求在研究中回顾、关照一下史学本身学科发展的人 ,实在很少。我长期处于这样一种 “独学无友 ”的状态 ,也许读者看官会理解为什么我会在前面将自己比喻为 “沉舟侧畔千帆过 ”里的 “沉舟 ”了。
读者看到这里 ,也许会感到我牢骚满腹 ,其实不然。坦白地说 ,我虽然在史学界相对有点孤单影只 ,但我的那些同行 ,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在现代社会 ,变化日新月异 ,从事史学教学研究的人 ,都是被视为有点 “落伍的 ” (quaint)。比如你在美国如果告诉一个陌生人 ,你在大学研究、讲授历史 ,一般的反应总是简单的 “好啊 ”(Oh,good)。对方其实是想讲几句恭维话的 ,但实在想不出来 ,因此就作罢了。运气好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说 ,“历史很有趣的。我在念中 (大)学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历史课了 ”。你乍听之后 ,也许有点沾沾自喜 ,但事后想一想 ,如果他 (她 )那么喜欢历史 ,为什么现在从事的是其它的职业呢 ?你试图想问一下他 (她 )现在是否还读历史书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对方用的是过去式 ,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何必自讨没趣 ?
我说我不想、不在发牢骚 ,更因为从事我的研究 ,在河岸上观察万帆竞渡的场面 ,正是我的职责。我有这样的机会 ,是一件幸运的事。因此我虽然有不少迟疑 ,但最终还是决定动笔了。因为长年考察史学的变化 ,也的确有些想法,可以讲一些旁观的话 ,写出来供读者批评。这实际上也是我研究史学史的工作之一。
中美史学异同
上面在谈到 “史学史 ”课程的时候 ,我提到了中外史学界的一些异同 ,而此书又尝试突破一些 “西方中心论 ”的桎梏 ,也许我的观察就从中外史学比较开始吧。我这里 “中外 ”的 “外”,主要指的是美国 ,因为我自己长期在美国工作 ,所以对之比较了解。相较传统中国对史学的重视 ,美国的历史研究 ,实在有点相形见拙 ,因为美国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相比 ,实在太短了。比如中国明清史 ,在全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 ,都是一个显学。但对我的美国同事来说 ,将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历史 ,用 “late imperial China”那个 late”这样的字来称呼 ,实在让他们有点忍俊不禁 ,因为那时的美国 ,还不知道在哪里。所谓 “早期美国史 ”(early American history),也即美国的 “古代史 ”,只是在清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只是中美历史研究差异的一个例子。
美国的历史研究 ,大致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 ,而且那时从事历史著述的人,大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吏和闲散文人 ,如号称美国史学之父的乔治 ·班可罗夫特 (George Bancroft,1800—1891),就曾是美国的海军大臣。我们现在奉为国际史学界牛耳的《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在 1895年才正式发行的 ,不但比《英国历史评论》( 1886)晚,更大大迟于法国和德国的专业历史刊物。甚至 ,日本的第一本专业历史刊物 ———《史学杂志》,出版于 1889年,也比《美国历史评论》早上了六年。因此美国的专业史学 ,建立相对较迟 ,第一代的美国专业史家 (包括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驰骋美国史坛的风云人物),都需要在德国获取一个终极学位,或者混个留学的资格,才算有资本回来在美国史学界立足。①(Carl Diehl, Americans and German Scholarship,1770—1870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有关美国史学的权威和全面的论述,见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中文学界的同仁,自然要吸收美国史学在短时期内取得的长足进步,但也实在没有必要将美国的史学,视为世界史学发展的圭臬而竞相仿效。那些研究中国史的同学,更没有必要为了获取一个美国学位,而对那些连中文都讲不利索的美国教授,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我有时不免困惑,由傅斯年在1928年创办,其原意是为了抢占世界汉学中心地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招收的研究人员,也常常以获取美国的学位为尊。其实以我对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了解,他们如果没有美国的终极学位,照样可以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当然,如果你去美国留学,是为了追随杨联升、余英时这样的大师,自然是例外。
美国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但借助其国力和英语的话语霸权,其历史研究进步当然很明显,没有必要故意贬低。但美国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 “反智”(此处借用余英时的术语 ②（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1976),2 -12）)的社会,没有东方社会尊崇学问的传统,因此其学术研究的环境,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受到传统儒家 “学而优则仕”的深远影响,而且又有程朱理学 “天下己任”的激励,因此总以为自己是社会的先进、社会的良心,不免有点自命不凡。但美国的学术界人士,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因此没有这些心理的包袱。他们研究历史,一半出于兴趣,一半由于如果学得好,也可以谋个职位糊口。用一句美国人常讲的话,那就是 “这是一份工作”(It is a job)。这样的平常心态,其实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学者,不但平时为人处事,相当平易近人,而且治学亦是如此,没有那种高高在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傲气,因此有助于让自己的学问,与 (平民)社会 (也即日语里的 “世间”)进行更频繁与更及时的互动。从外观者的角度来看,美国史学界新潮迭出,据我观察,至少在许多层面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一个反映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