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矛盾的合体，人也是矛盾的合体。当入世时，个体的小世界要融入大世界，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当这些矛盾汇集而无法调和时，幽愤的诗人、迁客、豪杰就选择了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处理。
屈原：我要清醒地活着
举世皆浊我独清
屈原的“活着”具有深刻的民族意义，人们为他对国家发展的拳拳之志而深深感动，也为他不遇明主而感到悲哀。对其打捞的仪式衍生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节日，后人在这天划龙船、包粽子，据说这就是端午节的真正来历。
悲愤到极点之人多有不凡之举，屈原不会料到其执著会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精神标本，其诗歌会成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这个战国末年的楚国贵族博闻强记，通识国家盛衰之道，擅长外交辞令。楚怀王即位不久，因赞赏屈原的见解而任命其为左徒和三闾大夫，当时他只有20多岁，可谓少年英才。参与讨论国事，制定政策法令，接待外宾友朋……这时的屈原不可能没有成就感，得到赏识的他决意做一番大事。
通过楚怀王的支持，屈原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主张任用贤臣、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全国。
如果仅仅主张富国强兵，屈原的命运大概不会陷入后来的境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贵族的济世情怀决定了他的很多计划至少能间接地照顾到百姓利益。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很难得到士大夫的主流认同，素以骄奢淫逸为能事的官老爷们不理解屈原的举动，他们觉得这个贵族实在有点儿另类。
屈原毫不在意，他要温暖自己的良知，但这个“修洁之士”的政治理念要付诸实践，必然触动贵族利益。由于楚王之子子兰、楚王之姬郑袖和上官大夫靳尚在楚怀王面前屡进谗言，屈原终于被免官流放到沅湘流域。
对屈原来说，遭到流放意味着耻辱；对楚国来说，流放屈原意味着更大的耻辱。楚国政事从此日渐衰微，秦国攻占楚国八城后，约楚怀王到秦国相会，示意两国结盟交好。屈原认为秦是虎狼之国，劝楚怀王千万不要去，但是子兰主张要楚怀王赴会。素来喜欢吃猪大肠的楚怀王到秦之后即被扣留，秦国对这个不懂得纳谏的傻蛋国君没什么兴趣，其意在胁迫楚国割地，楚怀王最后客死秦国，这个结局很窝囊，但是也活该。其后楚顷襄王即位，这个国君并不比其前任聪明多少，他任用子兰为令尹，子兰让上官大夫到楚顷襄王面前进谗言，屈原因而永远不许回郢都了。
楚国这样对待屈原，屈原却没有因此投敌，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被放逐的他仍对楚国始终不渝，但楚国的命运并不因其期待的目光而得到改善，秦国再度攻楚，并且顺利地占领郢都。
对于洞察世事的屈原来说，这丝毫也不意外，但洁身自好的他还是为此悲痛欲绝，这种悲痛似乎带着自责的成分，他无力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绝望的屈原创作了《怀沙》，再次抒发了其忠贞的爱国情怀和“受命不迁”的崇高志节，倾诉了他无奈的苦闷。后人阅读时能领会这种苦闷，甚至想起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的：“我是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屈原的境遇大抵如此。要做忠臣而不能，要当隐士而不得，不懂得理想和实现之间的差距，感到举步维艰，最后只好自沉汨罗江。
长时间没有受到国家重视的屈原选择了五月初五这天完成他人生的最后告白，其辞世前与渔父有过对话。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其？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
有思想的渔父面对更有思想的屈原，在醉与醒之间，不如归去也。
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人爱他的，生计艰难的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戴，划船打捞他的尸体，包粽子喂鱼以免其尸体损伤。臧克家先生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们并不富裕，却要划船打捞承载精神的物质存在，使本应“活着”的生命不因社会的卑污而“死了”，使死者的精神永驻人间，激励后人的脚步。
为了纪念屈原而产生的端午节如今已成为世界遗产，很多地方过节时的仪式至今还保存着多年沉淀的文化内涵，我们确实应该感谢屈原！
屈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却以其爱国主义大诗人的身份流芳千古，其骚体作品深沉而丰富。《楚辞》中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大量使用楚国方言口语，还有明显的音乐痕迹，美好的道德情操化做文字，读来朗朗上口。毛泽东《七绝·屈原》曰：“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屈原的诗句至今仍掷地有声，青春或可与骏马、美人、高爵罗列，却不能与其一样买卖，后世称屈原为“屈子”，屈子思想穿越古今。
《楚辞》在整体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自由灵活的句式富有人生境界，《离骚》通过对昏暗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表达自身爱国主义情怀，继而鄙视丑恶的灵魂。贾谊因之作祭文，司马迁为其作“列传”，在其中感叹道：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李白有“屈平词赋悬日月”的由衷赞颂，杜甫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而汉魏乐府诗“莫不同祖风骚”。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个执著的贵族是可敬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以民族富强为己任的大我意识使中国的发展成为时代必然。回眸中华民族发展史，仁人志士用激情和正义力量谱写的篇章，都无一例外地为后世所景仰，屈原的崇高人格和伟大的斗争精神将超越历史而抵达未来。
项羽：项王并非政治家
不肯低下贵族的头颅
项羽的目标直指胜利，但胜利之后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没有进入他的决策视野。“成者为王败者贼”，历史总是这样残酷，尽管残酷并不忽略瞬间的美。清高的他内心世界脆弱，他从来不懂得团结的重要，而是一个人在打群架。
项羽的家族很有来头，可追溯至黄帝后代的封国首领，在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来楚国灭鲁，项氏家族精英世代做楚将，直至秦国攻破楚国都城郢，项氏成了流亡贵族。
流亡的贵族毕竟是贵族，这大概是项羽的血液中流淌的历史基因，其祖父项燕是战国末年楚国的名将，其叔父项梁将他养育成人。
培养项羽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贵族少年“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接触到能敌万人的兵法，只是浅尝辄止。但这个怀疑学习意义的人“长八尺余，力能扛鼎”，“胸有大志”，英气非凡，秦始皇游览会稽山时，项梁带项羽去看热闹，项羽见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话说得干脆利落，他觉得“彼”能做到的，他也完全能做到，日后他在身先士卒的激战中体验过难得的快感。
在项羽的一生中，取得过多次胜利，但胜利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在享受获得胜利的过程，过程对于他来说比结果更重要。
意气风发时，很多敌人见其目光便肝胆俱裂。楚怀王曾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率5万楚军北上救赵，宋义驻兵安阳46日不进，企图坐观秦赵相斗，等双方两败俱伤再攻取之。项羽再三建议立即渡漳水救赵，宋义没有采纳此建议，令军中不从命者皆斩。项羽因义愤而斩杀宋义，遂被楚怀王改命为上将军。项羽亲率主力渡过漳水时，令将士烧毁军营、凿沉船只、砸毁炊具食具，以示誓死决战，不破秦军而誓不生还。两军交战时，楚军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十，项羽以劣势兵力成功地实施了分割、围歼的战术，从而九战九捷。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来谒见项羽，因不敢正视而“膝行而前”。
项羽是完美主义者，觉得自己完美的人很难容忍别人不完美，项羽看不起的人太多了，这使他失去很多能臣。“水至清则无鱼”，身边虽有清洁自好、持节守礼的俊杰，但乱世的俊杰缺乏能臣的力量。
真的英雄往往鄙视小动作，视之为卑劣之人的能事，在鸿门宴上，他沉浸于刘邦的卑微反射的成就感和对樊哙勇气的爱屋及乌，失去了消灭对手的机会，刘邦才有了暗暗积蓄力量的机会。
项羽是性情中人，气魄逼人的他不乏情怀，看到将士受伤，会亲自提着饭篮嘘寒问暖，甚至拉着伤兵的手述说家常。
项羽是真豪杰，但豪杰不等于政治家，他膨胀地以为成绩的获得是因为自己的高贵，当他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不是豪杰的人们以特有的方式泯灭高贵者的高贵，而用另一种高贵取而代之。
殊不知，正因包容一切可包容的存在，大海才成为大海。成功不仅是某次战斗的胜利，更在于长远的政治交锋，不懂政治的项羽虽具有英雄本色，却缺乏承载本色的智谋，只好在莫名的孤独中走进高贵的痛苦。孤独的他有时候非常多虑，比如会稽郡守殷通欲与他合作，结果遭其杀戮；傀儡“义帝”始终对他言听计从，也不能苟全性命；秦朝的20万降兵竟在夜晚被其全部坑埋……
他不愿意在疲惫的智力游戏中挥发过多的精力，弄不明白的时候干脆用暴力消除隐患，这种简单的方式运用在对待刘邦的问题上则不灵验：天下多年不安定，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峙，咱俩单刀对练算了。刘邦偏不上套。
当他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经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是关中王，但刘邦的势力不强大，甘愿被项羽封为汉王，及至项羽引兵焚秦宫，掠珠宝、美女东归，秦民大失所望。刘邦举兵反楚，项羽在分官赐爵上举措失当，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直至四面楚歌。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再一次表露了自己的高贵，为虞美人和骓骏马流下了英雄泪。此后率从者八百余骑突围，至阴岭迷失道路，其间仅剩二十八骑。他对矢志追随自己的勇士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打过败仗，今日时运‘不利’，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诸位跟我砍倒敌军的旗帜好吗？”他没考虑转危为安的问题，在短时间内使敌军望风披靡，他已经不计战争后果，只是要赢得最后的精彩谢幕，放弃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努力。
汉将灌婴率五千骑追击。项羽退到乌江的时候，江边有船夫静静地等他，这个崇拜英雄的船夫要渡他过江，以期卷土重来，再积聚力量铸就霸业。这番好意被高贵的英雄谢绝了，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只求在速战中壮烈地了却残生，受伤10余处的时候仍然浑不在意，接连杀了数百名汉兵。勇气直可夺志，可是追兵实在太多了，以破釜沉舟为征服疆土的旅程起点的他不愿意回头。
面对敌人的贪婪猥琐，他仍然不失霸王气概，将以往的豪气喷发出来，此前对方是万万不敢触及他的目光的，如今“虎落平阳被犬欺”，他高傲地对背叛自己的吕马童说：听说我的人头很值钱，我们毕竟是老朋友，就送个人情给你吧，说完“自刎乌江”。刘邦以鲁公礼葬之于谷城。
李清照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辞世让瞬间的景致化做永恒，敌人没兴趣审视贵族之死，他们竞相抢夺霸王的尸体，以凭手中的“战利品”获得刘邦的分封。
当时的霸王正值而立之年，原本应该大有作为的，却遭到曾经放走的“俘虏”和背叛的部属的杀戮，失败与他本性关联密切，他至死大概都不能明白，怎么会败给自己深深鄙视的人。
毛泽东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战争是一种政治，在孤傲中累积的事实使项羽感到孤独，战争的孤独是接近死亡的边缘，匹夫之勇证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项羽本来可以不死，但是他选择了壮烈，以悲剧的方式成就最后的高贵。项羽是“高贵”的，可我们不能把历史看成行为艺术，也不能单用审美眼光分析历史人物的生平，走过结局的真英雄不再快意，好吃懒做的人当了皇帝，肢解英雄气概的汉朝在分封功臣的欢呼中粉墨登场了。
曹操：乱世枭雄，舍我其谁
奸雄也是真豪杰
曹操成长于“桓灵之间”，应属历史上君昏臣恶的时期之一，要成为贤良之士极其困难。曹操是“奸雄”，却也是“真豪杰”。曹操宁可负天下之人，没有起码的勇气，要完成诸多举措是不可能的。
物欲横流的时代不能容忍高贵登场，要么做曲意逢迎的小人，要么做改变命运的豪杰。曹操属于后者，他不是曹参的后代，其父只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至于曹操的祖父母，“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来历不明”的曹操耳闻目睹外戚专权、宦官擅政、军阀称霸，“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如此社会风尚让人重审道德的力量。
曹操年少时大概乏善可陈，“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父对此不太在意，“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他遂能“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这位“命世之才”决非“不学无术”之辈。
当时著名评论家许劭在“月旦评”中评之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遇到的不是“治世”，他大抵只能做“奸雄”。早在负责洛阳治安时，他就名震朝野，因为用五色大棒打死了皇帝宠宦蹇硕的叔叔，“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从而使“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没有起码的勇气，要完成诸多举措是不可能的。
曹操还渴望成为“能臣”，或者说他对时政并没有绝望，但他的上书总是如“泥牛入海”。他曾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为议郎。其肃清吏治的努力没有扭转时局，未遭到杀身之祸大抵是因为有权重一时的父亲做后台，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他对做“能臣”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曹操真正闻名于世在于其镇压黄巾军。他深知经济生产的重要，遂主张实行屯田制，“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来推广到各州郡，逐步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
曹操一生最漂亮的举动大概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掌握了汉政权，“朝天子、佐王室”，“兴义兵、诛暴乱”。于是就有了讨伐董卓，征讨袁术，伏杀吕布，平定乌桓，剿灭刘表，驱除孙权，袭击刘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资本是他不能丢弃的旗号，也注定了他无法称帝。
曹操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他不愿步袁绍、孙策、刘表的后尘。正义的旗号和过硬的军队是他成功的基础，他知道自己的资历、地位和实力比不上当时的很多贵族，处在“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他只能“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或者也是他“机警，有权术”的重要表征，及至“谋臣如云，武将如雨”，他的优势逐渐增多，当部属建议他登基之时，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如果天命真在我身上，那就做个周文王吧！”
成事的他开始报复，以往让他不舒服的人都有了麻烦，在报杀父之仇的时候，他在敌人都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都被尸体堵得不能流通；顶撞过他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崔琰、孔融、祢衡、杨修皆因各种充分或不充分的理由走向死亡，曹操宁可负天下之人，他要以这种方式让世人感到“天威难测”。
曹操是有真性情的人。他哭郭嘉、照料背叛并追击自己的陈宫之妻儿都是真性情的流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没有真的豪情，如何能吟出如此歌咏？
曹操非常洒脱，当西征马超的时候，很多士兵在战场上争看其容颜，他也毫不客气：“曹操和你们一样，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是比你们多点智慧！”
曹操的深沉并不是一本正经，那样会让人觉得不可亲不可近，他的挥洒丝毫不做作，融合韬略和率真，让境界在“灿烂”“星汉”中得到提升，确实难能可贵。比如，丁夫人因养子的阵亡而离去，让他很伤感，为此专门到岳父家，丁夫人只顾纺布，对他的到来表情淡漠，他爱抚着她的背温柔地说：“跟我回家好不好？”以他的地位拥有这番柔情实属不易。
据说他临终时，嘱咐让婢妾和艺伎住在铜雀台，让宫女学编丝织品，不要在祭祀之时浪费……专门要曹丕照顾小弟曹干。此后他大概九泉含笑，其格调和品位被写进正史。
曹操终生超越自我，及至暮年壮心仍不已，曹操《龟虽寿》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置身虎与豹相角逐的时代，他因为不够“忠”而被后世艺术家画成白脸，可在乱世做个“好人”，似乎很难走出被害或懦弱的怪圈，他似乎只能如此，他知道汉王朝已不可救药，所有维护的努力都杯水车薪如蚍蜉撼树，这个“坏人”让汉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两倍以上，铁骑征讨和铁腕政治奠定其雄绩，但独立于业绩之外的英雄精神却遭到质疑。
曹操《蒿里行》诗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不乏文学才华，其诗流传不多，却令人诵后难忘，内容以同情的笔触描绘战乱中的人民苦难，艺术风格朴实无华，其作品开创了乐府诗纪事传统之先河，“汉末实录，真诗史也”，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
曹操善兵法，“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曹操后来被晋封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武帝”，确应其所谓“周文王”之谓也，智者之虑使然。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的歌者
悲天悯人的诗圣
诗人在乱世得不到足够的尊重，杜甫诗作中最有价值者，大都没有什么吉祥话。其反映了百姓生活的苦难，也纠缠自己政治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
“文章憎命达”，据说生活舒适的人往往作不出好文章，因为没有坎坷的经历引发创作激情。王孙公子也可能有吟和之乐，但大都给人附庸风雅的感觉，创作漂亮文章的机会似乎都给了命运多舛的人，比如屈原、司马迁、苏东坡……
元稹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的命运看来不会太好，这个曾居住在长安城南的湖北人，7岁时就能作诗，20岁之后在吴、越、齐、赵等地漂游，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
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按说命运不错，但漂游的原因在于应举不第，应举不第者往往要头悬梁、锥刺股，但诗人毕竟是诗人，诗人有抱负，却不把出人头地的指望都放在应考上，从《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佳篇中可以见其艺术才能，以美的方式展示人生的理想和愿望。
生长在“奉儒守官”的书香之家，祖父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汲取了不少创作的营养，但真正哺育杜甫以艺术才华的是唐代的社会生活。杜甫后来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李白的洒脱比起来，杜甫的生活似乎较为沉重。为了能在长安获得一官半职，他不得不引经据典地歌颂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如何贤明，申诉自己如何贫困，这类作品的格调可想而知。几乎面对同样境况，李白却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甚至在真真假假的狂醉中让宠宦高力士为其做仆役，这样的洒脱杜甫无法企及。
居住在长安的10年间，杜甫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时，杜甫以三篇“大礼赋”奉，得到李隆基的赞赏。
得到皇帝重视，按说杜甫应该平步青云了，但他仍没有太好的运气，李隆基让宰相测试杜甫的文章，以按特长分配工作，考试的结果大概不尽如人意，杜甫为此赋诗于权贵，渴望得到推荐，直至当上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个看管兵甲仗器的小官，杜甫不可能满意，但毕竟有梦寐以求的身份了。
起点尽管不太高，机会却可能并不少，如果适时地引起高官贵戚的重视，也可能在官场出人头地。杜甫的命运可能真不太好，没有赶上太平盛世，没有更多的机会歌功颂德，遭遇安禄山叛乱和李隆基晚年穷兵黩武，人民赋役繁重，被后世称为“少陵野老”的“诗圣”生计一度成了问题，担忧民众疾苦的他无能为力，只能出入贵族府邸，以“宾客”身份获得资助，这种生活的痛苦使其认识到社会的真实。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从为权贵歌功颂德到对现实痛心疾首，杜甫完成了人生的转变，也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价值与道德情操。
在乱世中，个人总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置身于叛乱中的杜甫曾被叛军截获，在“贼中”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他算是受过正规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觉得在“贼中”待着不是好事，看到庄严的京城一片荒凉，他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肃宗临时驻地，受任为左拾遗，后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别长安。
由于在途中直面人民的苦难，有道德责任感的他对政治感到失望，辞官回成都西郭外浣花溪畔建筑草堂，翌年八月，如今已为著名景点的杜甫草堂曾为秋风所破。
杜诗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对社会生活的实录活生生地标志着盛唐时代的终结。安史之乱过后，杜甫唱出了几乎是其一生中最快乐的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这样的希望未转化成现实就化做泡沫，吐蕃大举入侵，长安一度为之所破，杜甫感到深深的忧虑。回到成都的杜甫当了几个月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因为不习惯这种幕僚生活而从此流浪，甚至居无定所，这样的不洒脱造成其苦闷，最终死在从长沙到岳阳的水路上。
他把诗歌看做终生的事业，在艺术创作上追求无止境，“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创作态度严谨。以饥寒之身怀济世之志，其民族责任感对后世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对战争创伤的厌恶，对借兵于回纥的隐忧及官兵力主收复两京的难望，对久别还家时家人凄惨状况的感叹……太多的不如意构筑了杜诗特有的忧郁情怀。
文天祥《集杜诗自序》曰：“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歌咏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余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赞之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杜诗对唐代社会颠沛流离的现实情状的白描，确实是其主体情感爆发的感喟，沉郁的意境力透纸背。其诗“可以行，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其诗可以“知其人”、“论其世”，在这个意义上，称这位从未得到封建宫廷重用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为“诗史”是不过誉的，他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以沉重的诗意表达自我的深度感受，浸透对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的真情实感，他的诗歌最终走上极有责任感的道路，尽管命运坎坷，但终未停止，但“光荣的道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这句名言或可慰之。
陆游：放翁老人的离世之恨
诗人的情怀与求索
他的放达通过生命体验的丰富表现出来，这种丰富不仅在于驰骋疆场，奔波在不同城市担任官职而自由为“放翁”，更在于其体验流淌出“人”的完整，尽管这种完整可能由悲剧成就，令人为之震颤而伤感。
求索是对责任的坚守，尽管很多求索者在归隐的路上唱着清淡的歌谣，但任何有跋涉情怀的人都不可能缺失求索的品格。只是这种品格并非他们的标签，求索也可能渗进他们的血液，却不会成为他人评价的砝码。
有某种求索是超越世俗理解的，抵达自我深深沉浸于其中的诗意情结。比如陆游苦盼“王师北定中原日”，看起来恋恋不舍，“家祭无忘告乃翁”，是怎样的求索？期待国家的繁荣到了忘我的程度，何尝不是一种跋涉？
这样的求索在陆游身上体现得很独到，陆游的父亲陆宰颇具爱国情怀，与爱国志士多有往来。环境塑造人，童年时代的陆游就有忧国忧民的思考。他平素喜欢阅读兵书，20岁时即赋诗曰：“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此后顺利应进士第，绍兴中应礼部试第一。
无奈命运弄人，由于名居秦桧之孙秦埙之前，而且“善论恢复”，以致触怒秦桧，竟而被黜，直至秦桧去世之后，陆游才得到孝宗召见，赐进士出身，此后历任镇江、隆兴等地通判，提出很多政见和战策，积极赞助张浚北伐。但这场北伐以失败告终，失败让主战派在朝中失势，陆游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罢官归家。数年后，陆游入蜀任夔州通判，又进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后来在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任职。
陆游是有为之官，“草行露宿”，“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据《宁德县志·宦绩》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簿，有善政，百姓爱戴。”
及至不惑之年，陆游才得以投身军旅生活，他的爱国热情得到极度的激发。陆游的血液中流淌的求索品格决定他在封建官场不如意，因为不拘礼法，自号“放翁”的他被反感他的人认为“恃酒颓放”，不久被朝廷召回，做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官至宝章阁待制。
安居这个职务还是比较舒服的，但陆游无法放弃良知的召唤，无法忍受当局对振兴国家的努力不足，终因坚持抗金，又付诸于诗词，为当权者所嫉，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将其罢免。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以深厚的民族感情支撑起文人的双肩，在作品中表达了豪迈轩昂的气魄和爱国主义精神，官场生活万花如锦，可诗人心中无比悲愤，因为抗金大业没有完成。
陆游词《汉宫春》云：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陆游认为功名的取得不靠天，而靠人的力量，他怀有无畏的坚定意志和愤慨的仁人之情。
陆游不幸的人生既表现在事业上不得志，同时还表现在婚姻上的不如意。
陆游最初娶表妹唐琬为妻，夫妻感情很好，但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最重要的原因是结婚两年无子嗣，陆游迫于母命，只好与唐琬离别，此后娶王氏为妻，唐琬只好改嫁，婚后双方生活平淡。
10年后的春天，他俩在山阴城东南的沈园相遇。唐琬以官家酿的黄封酒招待昔日的郎君，两人的心都难以止痛，陆游不忍分离的痛苦，当即在墙上作《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琬同样悲苦地以《钗头凤》词相和：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唐琬“未几，怏怏而卒”，唐琬之死令陆游肝肠寸断，陆游辞世前一年再游沈园，题诗曰：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锦书山盟依旧在，沈园春色欢情薄”，陆游的真爱令人伤感。
陆游《长门怨》词云：“寒风号有声，寒日惨无晖，空房不敢恨，但怀岁暮悲。今年选后宫，连娟千蛾眉；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声当彻九天，泪当达九泉，死犹复见思，生当长弃捐。”陆游的晚年在家中度过，“空房不敢恨，但怀岁暮悲”，收复中原之梦终未能圆，85岁的他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他期待官军收复失地，能不能收复似乎不是问题，何时收复要儿孙在此后告知九泉之下的他。
“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诗作传世凡9300多首，内容大都以收复中原、统一祖国、反对投降为主题，兼有反映人民疾苦和批判时政之作，涉及领域几乎囊括南宋生活各个方面，风格宏丽悲壮、豪放雄浑，有“小李白”之称。
此外不乏婉丽飘逸、感情深沉之词作，书法亦有佳篇，“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作品见于《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陆游词中多有年华虚度之伤感，如其《谢池春》词云：“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年华之虚度不是他的过错，在其所处的南宋王朝，多少年富力强的有志之士空任年华老，朝中由不作为者把持，感伤又能如何？
久看官场无能，陆游在65岁时罢官归家，辞世后乡人修造陆公祠纪念之，难为朝廷嘉奖，却令百姓感怀，封建社会有为士人之命运大多如此。
石达开：轻信敌人的“太平第一王”
太平儒将的单纯
质朴坦率的人大不够深沉，处世未能深思熟虑，坚强慷慨的他“实丑类之最悍者”。一生以信待人，“这使他吃了大亏”，完成冲击清王朝历史使命的石达开不清楚其所反抗的政权的本质，以至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以信义衡量敌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以蓬勃的气势为起点，而以过程中的内部溃败告终，最终化做多少人的深深叹惋。清朝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避免这样的悲剧，尽管他们尽可能地汲取历史教训和经验，尽管进攻有宗教作为依托，结果还是被剿灭了，满清政府也大伤元气，面对国外列强的武装进攻，越来越没有还手之力。从太平天国儒将石达开身上，或能找到这场农民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
石达开自幼“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因为受当地权势欺压，出身书香世家的他入“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时成为太平天国的翼王，坐第五把交椅。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石达开被派往安庆，经略安徽并节制西征军事，在半年时间内使安徽成为太平天国的基地。太平军西征受挫后，石达开奉命出京指挥，打败曾国藩水师于湖口、九江，此后克复武昌等地，困曾国藩于南昌。
当他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极大，其政权进入全盛时期，可是好景不长，得到不完全胜利刚三个月，太平天国发生了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默许下诛杀东王杨秀清，竟然扩大事态，滥杀东王部属将士两万余人。石达开为此到天京商议免杀之事，责备北王韦昌辉滥杀危及天国稳定，韦昌辉指责他“党于杨”，欲杀之。石达开得知后缒城而出，家眷却未能幸免于难。
“乱离复乱离，到处心魄惊。飘风不祟朝，长夜终有明。峨眉怨谣诼，切切诉平生；百草忽不芳，为闻鹈鹄鸣；君王信谗言，为闻苍蝇声。静思三太息，衫袖涕纵横，人生宜室家，谁无妻子情。”据考证，此乃托石达开而作的伪诗，然或恰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失去家庭的他为此率部声讨韦昌辉，要求洪秀全和天京军民诛杀北王。韦昌辉被诛后，石达开回京治理国政，被尊称为“义王”。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雠仇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诗言志，石达开确为能臣良将，曾国藩曾言：“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亦曾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此二者何人？清廷之封疆大吏也！对石达开营造之“声势”、管理之“才智”颇为赞许，甚至感到“畏忌”，如能任用石达开总理南京事务，则太平天国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当时武昌城已失守，江淮大片州县被清兵夺去，江南大营包围了天京外围。石达开部署谨守东西部，命陈玉成等在江北淮南反击并获成功，太平军局势得到稳定。立大功的他回京辅政，深得群臣拥护，却为天王所猜忌，天王兄弟多方面掣肘，迫使他离京出走，自天京到安庆，发布为“沥剖血陈”告示，自带20多万人马单独活动，虽然仍沿用纪年和职称，却已不归“天朝”领导。
江、皖等地民谣曰：“石达开，真好样，夺采石，勇无当。一马冲入南京城，太平天国第一王。”当时太平天国的两名高级将领皆钦服石达开之能，一为李秀成，一为陈玉成，前者“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后者认为众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对此时的太平天国来说，石达开离京出走意味着良将全无。此举又何尝是石达开所愿，实是其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愿看见太平军一点点沉沦。
出走数年的石达开转战各地，准备在川东建立根据地，因为战事失利，在云南、贵州、四川边境迂回作战，直至率军从云南巧家厅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宁远府境。此乃危机存亡之刻，几近绝境的他打算渡河经雅安取成都，多次强渡大渡河和松林河都未成功。其间弹尽粮绝，部队损失惨重，面对周围的强敌，石达开致书清军主帅，愿意“舍命以全三军”，以请求清廷赦免其所率残部。清军将领伪称同意，不费力气地将其骗到军营之中，而后押送成都。
四川总督骆秉章这时得意地问这个英勇的俘虏：“尔欲降乎？”石达开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秉章遂说道：“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毅然答道：“世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世吾不杀汝耶？”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没有半点贪生乞活之奴颜媚骨，“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其部属2000余人无一能够幸免。诗云：“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
与清廷很多钦佩石达开而不能高估其才能的评论家比较而言，美国传教士麦高文的一段评论较为中肯：“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义侠——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翼王’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石达开是英雄，确有卓越的政治才能，“石敢当，所至躲避之”，太平天国的一度胜利是与石达开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坚毅与果敢使他勇往直前，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英雄。但是，在政治上的幼稚也使他落入敌人的圈套，使他在“投诚免杀”的声音面前动摇了。作为太平军中坚强而又“仁”爱的将领，我们不应该过于苛责，只是他被押过河时“悔之已晚”的教训告诉革命者，站在严峻的战争面前，冷静的头脑是时刻都应该保持的。
值得一提的是，石达开当年的作战路线和70年后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几乎一样，蒋介石打算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但是时非昔比，意志坚定的中国工农红军冲过了大渡河。
李鸿章：晚清的一颗重要棋子
诸君莫作等闲看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这个操劳奔波的老鲸背伏着晚清这艘残破的大船，船上的人们间或觉得他游得太慢，间或觉得他游得不着边际，船外的人们钦佩他的同时，也认为他有点儿绊脚，两边都不怎么讨好的他感受不到轻松与舒适。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违纪我们的神圣权利。”
这是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96年访美期间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
当被问及国外媒体可否进入中国时，李鸿章直言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样的话语与以往历史教科书中的卖国者形象有不小的出入。
对关注历史的后人来说，李鸿章披着无能、卑劣、苍老的“卖国”者面纱出场，如此判断的根据掷地有声，很多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上都由他代表清政府签订，理由确凿无疑。但若洞察历史背后的真实，判断似乎就应该寻找更多的根据，因为任何实践都有客观的历史条件作为基础。
李鸿章的政治角色是尴尬的，他曾为“强学会”和《强学报》捐款，曾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创办中国最早的重工业，曾试图将在欧美已为常识的妇女教育引入国内，他何尝不愿意振兴国家？判断历史人物不能自相矛盾。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都事关大局，他看到国家弱不敌强，没按光绪皇帝的旨意作战，以至于很多权臣弹劾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朝廷内外反李高潮一时汹涌，到处都说李鸿章可杀。慈禧深知他的价值，“环顾盈庭”，“无人可代此任者”，去日本谈判停战非他莫属，朝廷此前已派求和的大臣，日本人则点名让李鸿章来谈，因为他们觉得李鸿章不可替代，而这种“重视”和“厚爱”足以让他背上千古骂名。
他在马关确实有所作为，面对伊藤博文提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忧虑不堪的李鸿章在返回下榻宾馆途中遭枪击，原来有位浪人指责日本政府谈判力度不够，为此公然枪击外国来使，大跌日本人的面子，天皇即派御医为李鸿章疗伤，并严惩肇事者，继而降低了谈判条件，72岁的李鸿章带着嵌入左颊的子弹回国，挽回了可能更大的损失。
没人愿意理他，政敌议论纷纭，谁愿沾染骂名呢？这位老人体貌上仍然挺拔，即使站在洋人中间也毫不显得低矮，花白的头发和凝重的目光透出凛然之气，难怪美国人感慨：“试问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衡乎？”
年迈的他对晚清帝国的安危实在太重要了，在日本遭枪击的第二年，又奉派到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考察，为的是回国后提出救国之计，谁知回国不久即遭惩罚，因为凭吊颇有国外风貌的圆明园，那里在他出国期间已经被列为禁地。他的态度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与官场中惯于务虚者相比，李鸿章的求实风格毋庸置疑。他深知洋务运动的问题所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山雨欲来风满楼”，纸老虎焉能有何为之？他一度预测到了维新派及其事业的结局，但还是愿其能成事，观察事态发展之余，曾公开地言明：“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以至于“人多目为康党”。此语授人以柄，慈禧因重其能力而提醒之：有人说你是康党的人。闻听此言，他比光绪伟岸得多：“臣实是康党，……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据说这番话让慈禧久久无语，其直可见一斑。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提议阻止“刀枪不入”的“拳匪”，因为国家必须稳定，而肉身是抵挡不了坚船利炮的。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狼狈地逃向西北。他再次受命回京议和，从两广总督任上北上，一路上忧虑重重地走了79天，艰难地提出跟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谈判。
当时，那位德国贵族正拥着前驻德大使遗孀赛金花欢度好时光，没有兴趣搭理这位即将耄耋之年的中国老人。他等了大约一个月，才得到召见的机会，对方的态度非常轻蔑。
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中国的卖身契——《辛丑条约》正式出炉。他为此一病不起，直至“呕血碗许”，“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深觉晚清帝国与外国“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病中得到朝廷“赏假十日”，十日没过完，就在贤良寺无奈离世。
这样的人能简单地说是个卖国贼吗？就在他辞世前一年，曾遇南海知县问起如何使国家少受损失，这位宦海老鲸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据说这位20岁即闻名诗坛的老人去世前吟出“为世所传诵”的诗句：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可见他不是昏庸腐败的遗老，目光是深远的。当噩耗传到回銮途中的遗老遗少耳中时，“为之流涕”的慈禧竟“震悼失次”，官员人等“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
李鸿章能做到如此地步，已经实属不易。从李鸿章身上可见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必须偿付的心灵路程，生前身后大抵如是，梁启超“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