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屈原之赴流乃是自我放逐，是遗落世物的放达之举，而屈原之自沉也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是出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其沉江之举也已带上些许仙意。屈原已经不是那个弃妇一般自哀自怜的屈原，而是洞达生死忧苦的屈原——屈原人格已然庄化。
庄子思想是真的全面占据了魏晋文人的精神世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学从屈骚楚辞的艺术表现传统中获益不少，但其思想内容却多取自庄子。嵇康的《卜疑》，题名、写法上都模仿楚辞《卜居》，而文中的“弘达先生”，却是以庄子笔下的至人形象为原型，他“恢廓其度，寂客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荀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这一虚构的人物正反映出作者对《庄子》的接受。
以上论述意在说明时至汉末魏晋，庄子已由后台走向前台。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屈骚如冰面下汩汩的暗流，一有机会就会破冰而出。而邺下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冰破的时期。学界论曹魏士人，多重其济世热情和他们对于自我的张扬，其实，这种昂扬的激情多表现在建安前期，建安后期，文人中不乏“有志不获展”的幽怨。这与曹魏对于文人的态度而引起的士人心态的变化有关。
关于曹操与文士的关系，学界多强调曹魏的唯才是举，重视人才，而没有注意到曹魏网罗文人才士，除爱好文学、重视人才的因素外，还有以此来控制舆论的目的，并且，在招揽人才时，曹操还常常采取强硬政策，如张范不应召，曹操即下令云：
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曹操集》。
口气已是恶狠狠的威胁，我们可从中读出曹操的强权意志。这种政治情势之下，文人对于自我个性的张扬不免受到限制。而且，操之性忌，露才扬己的才士多被打杀，《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就这样记载：“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孔融因为“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押侮太祖”而以“败伦乱俗”之名见诛，崔琰因为“傲世怨谤”、“辞色不挠”而被赐死，许攸、娄圭因推伐己功、贬抑曹操而被收杀，为曹操忠心谋划一生的荀彧则因其晚年不赞同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致太祖“心不能平”而“以忧薨”……曹操收杀杨修并作书与其父杨彪曰：“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不与吾同怀”，一语道破曹操与文人士子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揭示出在充满刚健进取之气、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建安时代，士人张扬的自我，率真的性情，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统治者的强权意志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这使得他们的心情难免沉郁，而满腹“离骚”。
而且，文人归曹之后，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和想象的那样，能有机会大展宏图抱负，曹操始终只将他们当作文学侍从对待，并没有让他们参与更重要的政治活动。吴质论邺下诸子的一番话恐怕也能代表曹操对于诸子的定位：
陈徐应刘，才学所著，诚如来命。……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吴质《答魏太子笺》。
吴质还指出，阮陈之俦在建安中充当的角色恰如东方朔、枚皋之流。这是非常恰切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一心想着立功立德的建安诸子对于这样的处境显然是不满意的，他们的不满以隐隐的幽怨和牢骚发泄在诗文中：
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慇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投觞罢欢坐，逍遥步长林。萧萧山谷风，黯黯天路阴。惆怅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陈琳《诗》。
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揽衣起踯躅，上观心与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鸡鸣当何时，朝晨尚未央。还坐长叹息，忧忧安可忘阮瑀《杂诗》。
可见，这时期士人的精神状态已开始向反复沉吟的屈骚靠近。建安七子中，刘桢、徐干、杨修，以及孔融、祢衡等，甚至表现出了对权势者的疏离甚至轻蔑，显示了独立人格意识的某种觉醒。徐公持先生认为，这是汉末清流精神在他们身上的延续，“汉末清流传统，成为魏晋名士重要的精神源头”。而“清流意识既是一种身份意识，也是一种道德意识，它在建安文士中广为存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一种潜意识，他们在军阀当道的衰世中用此作为维护文士自我价值的精神武器”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要指出的是，虽然建安文人承续了清流意识，但毕竟建安与东汉末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士还是以事功追求为主，所以，此期文人之“清”的意识表现为屈子式的自高、自我表白和怨愤。而且，从总体来说，邺下文人对其境况还是比较满足的，毕竟曹魏统治者给他们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的宽裕的生活和文学艺术环境，使他们能优游容与，在艺术化的氛围中消释心中忧愁。
这样，曹魏时期文人对于《庄子》的接受就比较有限，除接受庄子自然、质朴的思想形成通脱、任真的个性，并在创作中自然真实地表现内心世界和自我个性外，庄子的超越精神、批判精神等大都没有被继承。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人离庄子精神较远。这就形成了东汉、两晋这两个《庄子》接受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
两晋的《庄子》接受是汉魏晋时期文学接受《庄子》的高峰。如果说此前的《庄子》接受多表现为对《庄子》标举的价值系统、行为方式的探讨，那么此期的《庄子》接受则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前文我们已经谈到由庄子的自然观逐渐引导出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论）。如果说此前的《庄子》接受还较地多集中在思想探讨的层面，那么此期的《庄子》接受则已经融入士大夫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已经真正成为他们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此，一些学者已经展开了讨论，如李建中先生《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一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可参看。 。
要注意的是东、西晋《庄子》接受的情况也是有差别的。从本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晋时期文学中的《庄子》引用超过了西晋时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因《文选》选文标准的缘故，东晋大量的玄言（主要表现老庄思想）文学作品没有被收入，如果我们跳出《文选》的范围来比较东、西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我们就更可以说东晋《庄子》之盛超过了西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
首先，两晋的学术好尚不同，造成《庄子》本身在东西晋时期传播与接受的不同。西晋儒玄并举，晋武帝司马炎崇尚儒术，多次下诏倡导儒学儒教，“……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意欲兴复儒学。因此，儒学在西晋仍居于官学地位。而司马炎的宽容政策，使得儒学之外的文化，也得到生存发展的余地，造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学，与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此两大家派在西晋一朝形成双峰对峙局面，既各成门户，又相互影响，事实上在西晋文士中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为儒者，一派为玄学家。”而东晋一代玄风独盛，这就造成西晋的《庄子》接受程度不如东晋。
其次，与此相联系，两晋士人的人格取向不同。西晋士人的人格构成中包含庄子人格的因素，但多数人并未接受庄子的真精神，不遇主题反复出现，如潘岳、左思、陆机等都有不遇之叹，左思《咏史诗》八首尤可为代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他们对庄子人格的向往多在功业追求不得之时，如，张华《鹪鹩赋》、潘岳《闲居赋》、陆云《逸民赋》等。且多知之而不能行之，他们均未能遁迹逸世，终蹈祸机。甚至，庄子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时尚、风雅，士人以此自我标榜。嵇含曾作吊庄子文以刺王粹，时王粹（二十四友之一）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画庄周像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作赞文。含援笔作吊文，其序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像，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东晋士人则多继承庄子委顺自然的思想，于山水优游中纵浪大化，文学作品也主要以放达旷远的面貌出现。其间虽有郭璞如屈原式的坎咏怀何焯《义门读书记》：“景纯《游仙》，当与屈子同旨……”东晋郭璞《游仙诗》第二首：“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徐公持先生云：“此诗后部渐入楚辞境界。以灵妃之不可通，透露出他在现实政治中的失意及不满情绪。”第五首：“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寄寓不遇之叹，以致“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第九首：“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这说明郭璞即使退隐山林向往神仙逍遥生活也无法避免对人世的回顾，苦恼伤心的情绪难以压抑。他甚至有时对世人的疾苦和自己生活道路的坎坷伤心涕零。所谓“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游仙诗第五首），正是这种苦痛心情的写照。詹石窗认为，这与屈原《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予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是颇为类似的。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而非主流。
再次，东、西晋作家的队伍寒世族身份构成的不同，西晋作家多为寒素士人，他们多以实学致仕，他们也在文学中表现《庄子》，但更多的只是一种点缀，以表现对世族玄虚好尚的趋同；而东晋士人，尤其是玄言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世族文人，庄学（或玄学）是他们的当家之学，他们在文学中对《庄子》的表现自然会多于西晋寒素作家。
最后，除出身的差别外，两晋士人之学术与文学的分离与统一也是造成两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之不同的原因，“西晋玄学家多不习文事，而文学之士则少习玄学，因此造成文学与玄学之疏离。而东晋玄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界线已渐泯灭，玄学家兼为文学家者甚夥，二者疏离现象基本消失，由此玄学对文学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渗透入文学的诸多方面。”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以上大致勾勒了汉魏晋文学中《庄子》接受发展的线索，主要解释了各时期文学中《庄子》接受的高峰和低谷形成的原因。至于汉晋文学中《庄子》接受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文中通过对“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等几方面接受状况的考察来进行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