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精英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 ，特别是 (但不仅仅是 )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 ，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 ，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的职权有重叠 ，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二元政治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 ———它来源于征服政治学 ———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正如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所显示的那样 (参阅下文 )，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 ，而是政治性的 ，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领土的扩展把新的族群带进了征服者精英集团。一些族群 (如喀尔喀蒙古 )被编入旗籍 ，其领袖人物的贵族头衔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另外一些族群 (包括藏传佛教的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 )则以清政府确认他们的精英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而归顺了大清。
虽然征服者精英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特权集团 ，但1722年后宫廷视点的变化促发了精英内部自我认同的变化。在此之前 ，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界限在旗人中变得模糊而有弹性，主要的机制在于把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个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在满族建国的这一关键时期，自身利益和作战效率毫无疑问比民族区分更为重要。努尔哈赤 以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来划分群体，康熙皇帝愿意把来自蒙古或汉军的整个族群并入满洲八旗。然而在18世纪，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对明王朝领土的征服已经完成，大清帝国的基础更为稳固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做了重大调整。柯娇燕描述了八旗爵位和其他职位的世袭封授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中引发了激烈争执，导致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发布谕旨，命令所有旗人编撰宗谱。他们注意到，宗谱从口耳相传到形诸文字的变化，强化了满族人的宗亲观念———这些观念在 16世纪和 17世纪初要比 18世纪末更为飘忽不定。统治精英集团中的身份认同变成了家族血统之事。乾隆时期，试图保持满族认同的诸项政策 (参阅第一章)强化了对种族的重视。
伴随宗谱编撰而生的另一个趋向在旗人中强化了种族的分别。乾隆皇帝对 “贰臣”———侍奉两个朝廷的人———的重新认识，以及他对早期历史的重新撰写 (旨在体现其 坚持绝对忠于对一个人有养育之恩的朝廷的思想)，就是对清王朝的新立场的生动注解。由于不再有任何挑战者，清王朝要努力维持现状了。为了继续把儒家的 “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来加以弘扬，朝廷舍弃了归顺满族大业的汉族官员的记忆。到了此时，这些汉族官员对大清的忠诚或要受到指责。
对 “贰臣”的重新评价是与皇家对汉军的态度的转变相始终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削减旗人津贴的意图对满洲旗人有利，而对汉军则形成严重打击。许多汉军被开除旗籍，成为普通百姓。简言之 ，统治者越来越把汉军视为 “汉人 ”而不是征服精英集团的成员了。同样的趋势也体现于帝国对待臣民的各项政策中。弘历把自己视为统一帝国治下的各个民族的唯一君王 ，这也推动了征服者精英集团内部认同各自文化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皇帝本人力求使人人满意 ，而其臣民 ———蒙古人、藏族人和讲突厥语的穆斯林 ———则在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方面保持着明显的民族特色。乾隆皇帝实施的各项政策使这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在清末民初公开宣布了本民族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乾隆时期朝廷的帝国观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满族人创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战斗力量 ———八旗军 ，授予功勋卓著的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以贵族头衔。作为大清统治的重要支柱 ，这些八旗贵族被历史渊源、帝王恩宠和通婚等维系到皇室周围。八旗精英的核心圈由属于皇室宗亲爱新觉罗一脉的亲王组成。王公、八旗贵族和旗人被精心地与明朝降民区分开来 ，他们在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掌控着内廷。在 17世纪和 18世纪初 ，皇帝成功地取消了王公的自主权 ，使所有贵族都臣服于皇帝的意志。这样一来 ，皇帝就可以在管理帝国的过程中让征服者精英集团与汉族文人相互制衡了。
旗人
清代的社会 —政治结构向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提供了各种特权。他们都是八旗旗人 ，而八旗制度是创建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制度。八旗始建于 1601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军民一体化组织 ，用以取代努尔哈赤早期作战时使用的规模较小的狩猎小队。旗由多个牛录组成 ，每个牛录由 (至少在理论上)300个作战家庭组成。满族人、蒙古人、汉人和其他加入努尔哈赤及其亲戚的队伍的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八旗遂成为办理登记、征兵、征税、动员各部族和 1644年前加入满族大业的人们的行政管理单位。1616年创建的满洲八旗不断扩大 ，到 1635年有了蒙古八旗 ，到1742年有了汉军八旗。征服中国的大业就是由这些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完成的。
八旗组织把东北的各族民众聚集到一个政权之下 ，从而促进了满洲国家的创建。旗人的民族背景与八旗的民族界限并不总是一致的。有学者对 1644年以前的档案材料加以仔细分析后指出 ， 1635年以前创建的每一个旗都有一支蒙古骑兵。1635年蒙古八旗建立以后 ，一些蒙古骑兵仍留在满洲八旗。满洲八旗中还有朝鲜族和汉族牛录 ：前者属于正规部队 ，后者则是包衣牛录 ，为旗主和大汗扛旗抬鼓。在镶黄旗中甚至还有一个俄罗斯牛录 ，是由在 17世纪末的历次战斗中被俘获的俄罗斯士兵组成的。
除了 17世纪 4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外 ，旗人 (无论是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八旗的旗人 )都与被征服的汉族民众明显地区别开来。他们是自由人 ，与世袭包衣截然不同 ，后者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蒙古族、朝鲜族和汉族战俘。包衣 ，特别是 17世纪末改由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 (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 )的包衣 ，也被委以内务府的重要职务 (参阅第五章)。旗人由单独的法律加以约束 ，他们被禁止与被征服的汉人通婚。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由国家供养的 ，政府让他们驻扎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东北、华北的牧场里。尽管一些旗人被逐渐同化 ———生活在中原各要塞的旗人失去了讲满语的能力 ，但在汉人的眼中 ，他们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
旗人与八旗贵族的关系是由历史传统和努尔哈赤的建国活动形成的。随着旗主贝勒地位的上升 ，旗人或诸申 ———16世纪女真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 ———的地位逐渐降低。“贝勒 ”一词最初是指首领 ，甚至只有很少下属的首领。例如 ，努尔哈赤就是 16世纪80年代初期的 5个宁古塔贝勒之一 ，当时他手下至多有 500人。在此阶段 ，努尔哈赤与其下属 ，也即他的同伴 (古出 )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他只是他们的领头人。
自16世纪 90年代努尔哈赤巩固了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并开始降服海西女真后 ，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诸申一词有了奴隶的含义。1600年后 ，努尔哈赤可以惩罚甚至奴役他的诸申。与此同时，战场上的胜利使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人口越来越多 ，而这个群体在努尔哈赤青年时期是很小的。这个群体的成员后来被编入了八旗的包衣牛录 (参阅第五章)。
1644年，就在进入中原之前 ，满族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人数不多的精英集团 ，他们拥有特权 ，其地位来源于显赫军功；人数众多的作战家庭 ，处于从属地位 ；人数日益增多的战俘，被贬为奴。这些人都以牛录为单位编入八旗 ，继续遵奉老的氏族称号 (穆昆)。牛录由数个不同的氏族组成 ，其中最强大的氏族首领往往被称为牛录额真 (牛录首领)。牛录是八旗的基本组成单位 ，由固山额真 (旗首领 )统率 ，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固山额真之上是旗主 (贝勒 )，他们是皇太极的儿子或其他近亲。贝勒和昂邦 (理政听讼大臣 )都是满洲国家参与最高决策的官员。
除了继承世袭军事职位以外 ，旗人也开始按特定比例在科举考试中参与竞争 ，并进入清朝的官僚体系。中央政府的六部尚书 ，一半由旗人担任 ；总督一般由旗人出任 ，而巡抚通常是汉人。这是大清联合统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 ，旨在确保前明土地不被汉臣完全掌控。有一项研究表明 ，雍正皇帝委任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皇帝直属的上三旗。旗人也与皇亲一起积极参与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贵族
世袭的八旗贵族是由非皇室嫡亲和不属于宗室的爱新觉罗组成的 (参阅下文)。努尔哈赤给予率众来归的东北部族首领大量奖赏，赐予他们妻子、奴隶、良马、军职和世袭头衔 ，其中持续最久的是八旗牛录首领的头衔。1615年，努尔哈赤委任了五个理政听讼大臣 (昂邦 )，他们是努尔哈赤最著名的非亲戚部属 ，他们的历史可用以说明满洲贵族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五个人是 ：额亦都 (1562—1621)，1587年他在努尔哈赤早期发动的一次战役中攻占巴尔达城后被称为巴图鲁 (英雄 )；费英东扎尔固齐 (律法制订者，1564—1620)，被誉为 “努尔哈赤最有价值的部属 ”；何和礼(1561—1624)；扈尔汉 (1576—1623)，他 “是努尔哈赤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的 ”；安费扬古 (1559—1622)。
他们当中有几位是通过婚姻与努尔哈赤结盟的。与其他非汉族政权一样 ，清帝国在禁止与降服的前明民众通婚的同时 ，也利用通婚来加强与内亚盟友之间的关系 (参阅第四章)。额亦都娶了努尔哈赤的妹妹 ；何和礼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女 ；费英东娶了努尔哈赤的长孙女。他们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异常英勇 ，为满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据他们的官方传记记载 ，他们都是 一等大臣，但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称谓 ，没有具体的官阶内涵。1620年，为了使八旗组织更为完善 ，努尔哈赤给八旗官职使用了汉名。他委任额亦都为左翼总兵官 ；费英东也成了左翼总兵官 ———左翼是由各旗集结而成的两大主力之一。费英东、安费扬古及何和礼均被封为固山额真 ，这是旗主之下最高的职位 ，后来改称为都统。
从一开始 ，满族就有军事头衔 ———因君主的意愿而获得 ———和世袭头衔之分。五个理政听讼大臣都先于努尔哈赤而死 ，分别把军事头衔传给了自己的一个儿子。额亦都的儿子遏必隆继承了一等总兵官的头衔 ；费英东、何和礼及扈尔汉的继承人被任命为三等总兵官 ；安费扬古的继承人承袭了一个十六等头衔。1634年， 努尔哈赤创设的军事职衔被转换为满洲贵族的头衔。
在顺治朝 (1644—1661)，世袭头衔被分为八级 ，前六级 [公、侯、伯、精奇尼哈番 (昂邦章京 ，总兵官)、阿思哈尼哈番 (梅勒章京 ，副将)、阿达哈哈番 (甲喇章京 ，参将 )]各分为三等。1736年和 1752年的改革形成了 27级贵族爵位 ，其中前 15级是最为重要的。每一级爵位都确定由几代人承袭 ：爵位越高 ，传之后世的辈数就越多。公的爵位可以传 26代，而最低一级爵位 (恩骑尉 )只能传 1代。不过 ，随着征服大业的完成 ，这些特权被扩大了。1670年，前3级爵位的拥有者被赐予 “世袭罔替 ”之权。 1651年后 ，其他高级爵位的拥有者被授予至少世袭最低一级爵位的权利 ，以保证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会成为平民百姓。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赐予了努尔哈赤的理政听讼五大臣许多殊荣。当皇太极自立为帝 (1636年)时，他追封了这五个大臣。额亦都被封为弘毅公 ，费英东在早几年 (1631年 )被封为直义公。他们二人在奉天的爱新觉罗祖庙中都有牌位。不过 ，额亦都的继承人 ———他的儿子遏必隆 (1618—1673)———是位列于鳌拜之下的、年幼的康熙皇帝的辅政四大臣之一 ，他因 1669年的清洗行动而丢掉了承袭的爵位 (一等子爵)。 1713年，康熙皇帝恢复了遏必隆的继承人的爵位 ；1755年，乾隆皇帝将其世袭爵位提升为二等公。
钮祜禄氏是额亦都 11个儿子的后代 ，籍隶满洲镶黄旗 ，是清王朝前半期主要的满洲贵族家族之一。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时期 ，额亦都和他的儿子是帮助大清征服中国的将领。他的两个孙子从军讨伐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 ，其他一些后代则出任旗和各省的高级官员。在大清统治的前两个世纪 ，这个家族共传了 9代，每一代都有人与爱新觉罗氏联姻 ，共有 77个钮祜禄氏男子迎娶了爱新觉罗氏的女儿 ，有72位钮祜禄氏女子嫁给了皇室 (其中有几位成了皇后)。钮祜禄氏也与其他著名的满洲贵族家族通婚 ，如富察氏、马佳氏、苏完瓜尔佳氏。
征服结束后提升征战英雄 (如理政听讼五大臣 )贵族爵位的政策 ，强化了大清精英认同中征服经验的中心地位。1659年，皇帝把费英东的世袭爵位提升为三等公 ，以纪念他的赫赫战功。 1778年，爵位被提升为一等公 ，到1789年已传了 11代。何和礼的爵位于 1628年被提升为三等公 ，1701年恢复了世袭制 ，到乾隆末期 ，已传了 12代。
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的后代没有这样顺利。安费扬古的一个孙子通过自己的军功获得了一等男爵爵位。但是 ，扈尔汉的世袭爵位因其子准塔的不当行为而被褫夺。在顺治朝 ，扈尔汉的三等子爵世袭爵位得到恢复 ，用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对征服的纪念促成了皇帝关于组建新的八旗牛录的决定。八旗牛录的世袭首领地位由费英东的父亲索尔果传给子孙 ，不仅包括满洲镶黄旗第二佐领的第 17、18和 20牛录 ，而且包括分别于1667年、1684年和 1695年新建的 3个牛录。额亦都的子孙后代占据着满洲镶黄旗第一佐领的 9个牛录首领的位置 ，其中 7个牛录是 1644年以后组建的。满洲正白旗第一佐领 3个牛录之一由扈尔汉的子孙统领 ，满洲镶蓝旗第一佐领 4个牛录中的 2个由安费扬古的子孙统领 ，这些也是 1644年以后组建的。
费英东的苏完瓜尔佳氏、额亦都的钮祜禄氏、何和礼的董鄂氏，都属于满洲贵族八大家 ———其他为舒穆拉氏、那拉氏、辉发氏、伊尔根觉罗氏和马佳氏。1644年以前共有 50位满洲人被授予高级爵位。爵位和家族声誉使这些英雄人物的后代拥有在承袭祖宗爵位之外出任军事和行政官职的特权。除辉发氏之外 ，这些家族的后裔都与爱新觉罗氏保持着广泛的通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