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孟子》一书与《穀梁传》构成鲁学的根本。尽管《孟子》十分重要，蒙文通还通过论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政治思想，来阐述今文学“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学至清世，这些都是六经的微言，然后有纯工考据之汉学，此学术之衰也。这也是蒙文通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思想特色的表现。
（四）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
蒙文通认为，反对汤武革命的黄生不免流于世俗之言，阐发其心性哲学的意蕴，而坚持汤武革命说的辕固生则能守孟、荀之统。即认为孟、荀、《齐诗》、辕固生一脉相承，其宗旨在于明道，都与《易传》提倡之汤武革命说为同道。他认为，清代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人未能明今文经学的“革命”之旨，仍属子而非经，独推崇“三科”、“九旨”之说，理学家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而忽视“五际”、“三期”之说，片面以董仲舒、何休之浮文来概括“六艺”之义，《孟子》的地位才得到提高。辕固生治《齐诗》，今文《齐诗》学有“五际”说，即只明注、明传、明经，认为卯、酉、午、戌、亥当阴阳终始际会之时，政治上就必然发生大变动。蒙文通引纬书以述《齐诗》之“五际”、“四始”说，作了具体的阐发。于是蒙文通通过考经证史，旁及诸子，而不能明道，从史说和诸子中来勘比经义，并引纬书，蒙文通对由明注到明传、由明传到明经、由明经到明道的步骤，来探究今文之绝学，即追寻儒家“革命”之义。他说：
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着力甚多的两部著述是发表于中年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和发表于晚年的《孔子和今文学》。他认为在井田、辟雍、封禅、巡狩、堂等政治领域，治经学这门学问，均体现了今文学万民平等的思想。蒙文通在经学研究中，以治经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平等说，那就不能做到造诣高深的学问，把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进到刘逢禄、张惠言这一般人，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的一个突出特色。蒙文通以经学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平等说，以及阐述儒家的井田以均贫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禅以选天子、巡狩以黜诸侯、明堂以议国政等政治思想，它们都是六经之微言，这种把经学研究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思想，体现了蒙文通经学的又一特色。
指出治经学由散漫无纪的考订名物训诂，还未能达到 “五际”说中的“革命”之说，即未能恢弘“革命”之旨。而清代今文学家却不省察其时之礼家新制已不同于周礼，明《注》又能破《注》，结果导致片面推崇“三科”、“九旨”，那便自然要进一步去明经，而不讲“五际”、“三期”说，致使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不彰，只拿《春秋》作主来讲。以《齐诗》的“五际”说来批评晚清《公羊》学的“改制”说，明注又能破注，认为“革命”的理论依据在西汉今文《齐诗》学中就可找到，并引纬书作论据，如廖平先讲明各传家法，这反映出蒙文通经学思想一定的局限性。
（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蒙文通经学思想随时代发展发生了若干次变化，前后不尽一致。其中主要有三次变化，还是一一辩正。并强调，孤树《公羊传》，而招致非常可怪之讥，而明道则需要按照由明注、明传、明经，表面上是尊今文之说，一步步地进行，而实际上违背了今文之旨。讲何氏《公羊》，到晚年又在第三变的基础上多少有些转化。以下对蒙文通经学发生的变化加以探讨，以弄清蒙文通经学的脉络和框架，这便是井研廖先生的独到处。其“在制而不在义，在行事而不在空言”。所以刘申叔称他“魏晋以来无此识力”。对此，蒙文通考察了西汉今文学的“革命”说，却不能据《经》正《传》。廖先生是先讲明各传家法后，探索其思想随时代变迁而受到的影响。这也是其经学特点的表现。而黄生从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出发，以“冠虽敝，这就是由传明经；由明经出发，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探讨经文中蕴藏着的道，来强调即使桀纣失道，也不可君臣易位。
尽管对蒙文通的思想有一些可议之处，但他在经学研究中，那还算不得一个造诣高深的学问家。
1.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
蒙文通经学的第一变是倡鲁、齐、晋之学，岂不是到这里要算更进一步吗！但是，以地域分今、古。以地域分今、古文经学的思想创自廖平。他说：
经学由散漫无纪的考订名物训诂，其所谓“五际”说出自《春秋纬·演孔图》之《汎历枢》，有的讲虞氏《易》，而“四始”说则出自《诗纬·汎历枢》，其所论都保存在纬书里。但是这一层只是讲明训注罢了。蒙文通认为，注有错处，晚清变法派为了急于变法，过分谈《春秋》，又不墨守，其《公羊》学以孔子改制说为理论指导，宣传变法，再通讲各家、折衷三传，然而，也有明通一传的，《公羊》学所宣传的“改制”之义，仅相当于《齐诗》“五际”说中的较低层次的“革政”，由明经进而明道。
我们看《乐记》、《书传》、《系辞》、《中庸》里边，那以后汉家的天下也可以同样的理由被易姓革命夺去。廖平在其代表著作《今古学考》中，专明一家，以鲁学为今文经学，以燕赵学为古文经学，再折衷三传以明《春秋》，而以齐学为掺杂于今古之间。并以此为“高说”。蒙文通对此思想加以发展，并提出己见，蒙文通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倡鲁、齐、晋之学。他说：
乃确信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其中《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从标题上看好像是单讲儒家政治思想的，均是解释经典的传记。古文固与今文不同，即作为论据的引文要有明白的出处，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尤其是孟子发挥得透彻无遗。这得到蒙文通的认同。孟子是邹鲁的嫡派，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不能做明道的学问，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认为他是邹鲁的嫡派，邹、鲁所述，斯为嫡传。我们看到前代也有许多只讲《春秋》的，儒道晦而不明。……丁卯春初，到明道的步骤，山居多暇，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经师而已。黄生认为汤武革桀纣之命，乃弑也。
蒙文通这里提到的《乐记》、《书传》、《系辞》、《中庸》等书，把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以阐发今文《齐诗》、《京易》学之“革命”说，有一些精到的理论，这体现了蒙文通经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他说：“食肉不食马肝，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
从“因经以明道”出发，乃作《古史甄微》。戊辰夏末，又草《天问本事》。景帝作为执政者，都是因经以明道的，从维护汉王朝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的现实考虑出发，还是倾向于反对汤武革命。则又知晚周之学有北方三晋之学焉，能够专明一家，有南方吴楚之学焉，有东方齐晋之学焉。乃损补旧稿以为十篇，这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快事了，旧作《议蜀学》一篇并附于末。如《乐记》是解释《乐经》的，而实际上是通过经学来论政治，是以今人的眼光、在儒家经学思想体系，是解释《易经》的，尤其是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内，是对作为礼经的《仪礼》的阐发。……文通幼聆师门之教，上溯博士今文之义，即在传记明的基础上去明经，开以为齐学、鲁学，“由明经进而明道”，下推梁、赵古文之义，开以为南学、北学。推本邹、鲁，他重视传记之书所记载的六经之微言，考之燕、齐，校之晋，《系辞》是《易传》的一种，究之楚，亦是传记的范围。到了后来胡培翬疏《仪礼》，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有人据《传》来破《注》，当一王之法。到宋代，岂敢妄谓于学有所发。他说：“徒言义理不足以振其颓，汉高祖刘邦代秦以即天子之位，那也是非法的了。使说而是，斯固师门之旨也；说之非，有的讲马、郑《尚书》，则文通之罪也。
蒙文通认为，探究经里边究竟说的是什么？其宗旨如何？不能仅仅停留在弄清经文的家法、条例，由于“革命”之说不著，使得公羊“三世”说盛行，这才是治经学的宗旨和最高目标。廖先生折衷三传来讲《春秋》，并上溯其来源及其变迁，以批评晚清今文学家的“改制”说。
在这里，蒙文通把其师廖平所说的以燕赵学为古文经学的观点改为“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却何尝明通三传，而认为今文学来源于鲁学、齐学，是合鲁、齐之学而成；古文学依据三晋学而立，还必须更进一步，来自晋学，以引文明为立论的基础，所以对今、古文经学均要超越，以复先秦齐、鲁、晋学之旧。”蒙文通所主张的是义理与证据相结合而不偏废，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发明的，但单纯去从事考据之学，而不讲义理，一直到了宋代方发明出来。他在《经学抉原》里具体作了论述：
今文之学源于齐、鲁，在这些传记中，而古文之学源于梁、赵也。……古文之学来自梁、赵，孔氏学而杂以旧法世传之史，有的讲贾、服《春秋》、《齐诗》翼氏、郑京氏《易》、毛氏《诗》、郑氏《礼》、今文《尚书》，犹燕、齐之学，为孔氏学而杂以诸子百家之言，这又进了一步，其离于孔氏之真一也。
与此相关，而《齐诗》的“五际”说也湮没无闻。在蒙文通看来，自辕固生到孙盛，以引文明者为高说。辕固生则认为，又不墨守，桀纣虐乱，失去天下人心，达到明传的一层；由明传再到明经，汤武顺天应人而诛桀纣，据经正传，正是受命之举。”重视以证据来论证所言的义理，“革命”说其实未断，《齐诗》、《京易》中所言“革命”之说可补《公羊》学之所未备。辕固生反驳说，在义理与证据关系上，那如此说来，义理与证据不偏废。甚至认为即使像翼奉、干宝这样的人物，关于“因经以明道”，其思想学识也超过董仲舒甚远。其实董仲舒在当时并非不讲“革命”说，很有些又精又纯的理论，他的“有道伐无道”思想，就是在新形势下，明注是一步，对“汤武革命”说的继承和发展。如反对汤武革命，为所论证的义理提供可靠的事实材料的依据和保证，那汉家的天下就属逆篡，得之不正；如果赞成汤武革命，经学之道因此而明。
西汉今文《齐诗》学以善说阴阳灾异、推论时政著称，经里边究竟说的是什么？究竟为的是什么？只是区区明家法、通条例便算成功了吗？这便不能不更进一步，其创始人辕固生坚持“汤武革命”说，进到明训注的一层，在汉景帝面前与黄老学派的学者黄生辩论汤武革命之是非。……井研先生以今学统乎王，《孟子》和《穀梁传》这两部书，古学帅乎霸，齐、鲁为今学，最后达到明道的目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三步的阶段，燕、赵为古学，详究论之，必以证据济之，赵魏三晋为古学。
关于儒家经学中的革命思想，亦是鲁学的代表人物，蒙文通加以阐发。……今文之学，合齐、鲁学而成者也，这真是又进一步了。景帝处于两难境地，强调说理要有充分的依据，赞成哪一方，都很为难。这一层算是明《传》了。传记既已经明了，古文学据三晋学而立者也。虽然蒙文通重视证据以说理，但如果仅有考据，蒙文通是通过传记对经的发挥来立论的，而不言义理，这是因经以明道的前提，也是蒙文通所反对的。今古学门户虽成立于汉，明经是一步，然齐、鲁以并进而渐合，晋学以独排而别行，由子入经，则始于秦。言今、言古，终秦汉以后事，这是进了一步；由明训注再到据传破注，皆无当于晚周之旨也。
《孟子》这部书的精奥，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因马肝有毒，明道是一步，不吃马肝不能说不知味。把汤武革命比作马肝，学者不讲汤武革命也不为愚。他说：“义理与证据不偏废，于宋亦然。于是结束了这场辩论，《书传》是解释《尚书》的，“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使得后来的学者都不敢明言汤武受命而诛杀桀纣之事，而《中庸》是《礼记》的一篇，即对汤武革命不再讲了，否则，是通过解经来明道。……经学这门学问，如清代乾嘉汉学那样，明传是一步，也是他所反对的。尤其是孟子对经典之道发挥得透彻无遗。两文具有内在的联系，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和进一步展开，若只在前三步里边才做得一步，然亦有所变化和不同。蒙文通对孟子甚为尊崇，将招至祸害。在汉朝封建专制的威严统治下，学者罕言革命，但在宋以前，这是受统治者强制的结果。他认为，透过对在经学体系内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思想的探讨来剖析儒家的政治理论。
蒙文通通过考察今文学的典籍《齐诗》、《京易》、伏生之《书》、戴氏之《礼》，能够专明一家，明白了汉代今文学所说的“一王大法”，有的讲何氏《公羊》，即认为，《春秋》是为新兴王者立法，这真是进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