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交通事业的成就
远古先民由文化特质差异甚为显著的较小的群体，经过长期的交往逐渐实现文化融合，以致“九族既睦”，“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从考古资料看，年代愈早，各遗址间文化面貌的差异就愈明显，年代稍晚，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则逐渐增多。参见殷稼：《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见《西北大学77级学生毕业论文选集（社会科学部分）》。在千万年相互交往的作用下，风习各异的原始人群逐渐融并为较大的文化集团——部族与部族联盟。到了原始时代末期，以黄河中游为中心，随着进一步的文化融合，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华夏族。
交通事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有木桨出土，说明最晚在距今七千年前人们已经用桨推动水上运载工具了。参见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1）。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浙江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都发现木桨。参见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均载《考古学报》，1960（2）。《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这种最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的出现，正是以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为基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陶壶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结构较为复杂的船型。
《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墨子·非儒下》：“奚仲作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则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淮南子·说山》：“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估计在陶器制作中采用轮制技术前后，工匠已经能够创制车轮了。最初的车辆当然是以人力为动力。在河南发现的早期城址中，登封王城岗夏代城址没有发现城门遗迹，淮阳平粮台古城已经发掘的南城门，门道路土仅宽17米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3）。 ，可见，设使当时车辆已应用于交通，在最重要的交通道路上，其通行密度仍是很有限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18页。移动。远古人类的出行和迁徙，往往沿着川道移动。我国原始时代的居住遗址，多分布于河流两侧。河流两侧一般地势较平阔，亦少密林阻隔，除用水便利外，河流还可以提供丰富的水产。人类逐步征服山原，开辟山路交道，应当是在凿井技术得以普及，定居点可以远离水滨之后，大致即传说中“禹敷土，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禹贡》）、“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韩奕》）、“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信南山》）的时代。参见王子今：《“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开发史解读》，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载《中州学刊》，2003（5）。《淮南子·齐俗》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洪水传说，表明人类都经过由单一的水滨交通转而发展山原交通的道路。《史记·夏本纪》说，禹为平治洪水，奔走四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淮南子·修务》称此为“乘四载”。可见，当时已经出现适用于不同交通条件的多种交通形式。
在河南郑州、辉县和安阳的殷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出产于新疆的玉和出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有“肇牵车牛，远服贾”语，看来，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确实已经伸布到非常广阔的地域。
殷墟卜辞中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如、、、、、、、、等。此外，还多有作为重要的交通史资料的殷代后期车马坑和车马器等遗迹、遗物出土。从卜辞内容看，车往往为王室贵族田猎游乐服务，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车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虽然当时马车尚未普遍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然而这种交通工具的出现，在中国古代交通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先秦典籍中多有殷人“作服牛”或“仆牛”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世本·作》：“胲作服牛。”胲，据说即王亥。《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有的学者指出，卜辞中可以看到以牛作交通运输动力的资料，例如；贞：乎（呼）省专（传）牛？（《合》220）以为可以作为驿传用牛的例证。又如：贞：追，氏（氐）牛？（《戬》98）贞：追，弗其氏（氐）牛？（《后》下407）
论者以为“氐，至也”（《说文·氏部》），卜辞内容是卜问应否以牛车去追赶某人。参见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262~263页，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牛经驯养而用于驮运车且可“以为民利”，表明交通运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