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秦车辆的载重能力，有达到30石至50石之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墨子·鲁问》：“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不过诸子书中语有时重论辩效能，不免夸张，未可以为实证。从《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输粟”、“均赋粟”的算题所提供的情况看，汉代运粮车的载重标准一般为25斛。裘锡圭《汉简零拾》一文涉及汉简有关以车运粮的资料，引用每车所载粮食为25石的简文多至十数例，并指出，“雇佣的僦人和服役的将车者输送粮食的时候，大概一般比较严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车的常规”裘锡圭：《汉简零拾》，见《文史》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9月。所举简例，如：“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两”（592），“得常乐里王禹 ●尉将车二两麦五十石（2535），入粟大石百石 车四两尉史李宗将”（1226）等。。行至居延的车辆多属长途运车，尚可达到这一水平，足见当时车辆运载能力之强。《商君书·垦令》：“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高亨注：“车牛所载的重量在服役时必须和官册所注明的重量相当。”高亨：《商君书注译》，29~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大概汉时车载25石也是政府为保证车队运行速度和交通道路畅通而统一限定的定额。居延汉简有“入粟三十斛车一两”简例（EPT14：5），敦煌汉简又可见如下简文：“入□□□三升少布单卷百五十二支车十六两粟米五百六石六斗六升大正月丁未。”（1866）若只计“粟米”，车均2663石。“车十九两”或释作“车十六两”。若理解为“车十六两”载“粟米五百六石六斗六升大”，则每辆车载运接近32石。又有“车三两载米糒百五石”简文（80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197、8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则平均车载达35石。《九章算术·方程》有“载四十石至阪”的算题，也说明实际载重量有远超过25石的情形。
长途运车需额外加载御者途中用粮与用物，秦汉时期车制又经历了由单辕车向双辕车的演变，考虑到这些因素，则大体可以肯定，秦汉车辆的实际载重量和利用效率是超过先秦车辆的。
秦汉时期，政府拥有大量运输车辆。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有为都官的官长和佐史分配牛车的条文。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十人，车牛一两，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五人，车牛一两，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睡虎地秦墓竹简》，58~59页）。对公车的修理、保养、折损上报和废弃，法律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殹（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司空律》：“大车辕不胜任，折轱上，皆为用而出之。”此外，还有关于保养修理车辆即以“脂、胶”等及“为铁攻（工），以攻公大车”，“攻间大车”的条文。所谓“为铁攻（工）”，寨岭小组译文以为“要设立铁工作坊，来修缮官有的大车”。（《睡虎地秦墓竹简》，65、82、81页）《华阳国志·蜀志》记述成都城市地理，说到：“西又有车官城。”“车官城”可能即因官营制车机构得名。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道（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椄（接）日。观民之作，罔服必固。”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注释，“这两句大意是说要考察百姓所制作的车辆，使之坚固耐用”《睡虎地秦墓竹简》，288、290页。。公车还可“假”与官用或私用，然而一旦伤损，则主管者和领用者皆当治罪。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官府叚（假）公车牛者□□□叚（假）人所。或私用公车牛，及叚（假）人食牛不善，牛訾（胔）；不攻间车，车空失，大车轱（）；及不芥（介）车，车蕃（藩）盖强折列（裂），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睡虎地秦墓竹简》，81页）秦时由司空役使刑徒制车，保证车辆质量的措施也列入法律条文。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城旦舂）为大车折 （），辄治（笞）之。”所谓《秦律杂抄》中，还有“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苔）五十”的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90、137页）汉武帝时，由桑弘羊主持推行均输制度，当时曾规定“召工官治车诸器”（《史记·平准书》），与运输活动的统一调度和集中管理相适应，官营车辆制造业的作用也得以加强。居延汉简中可见“为罢卒治车”语（1333A），又有“下为车五百廿五两”（2628），“戍卒且罢当豫缮治车毋材木”（EPT58：43）等内容，说明远在边地，也有政府管理的专门制作车辆的生产部门。
《盐铁论·国疾》说：“车器难就而易败”，又说“车不累朞”，强调车器制作工艺复杂而又易于摧败毁损，如果连续运行，正常使用时间往往不能超过一年。而当时从事转运者则大多“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盐铁论·徭役》）。显然，车辆的保养维修对于交通运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进行长途转输的运输车辆常常携带斧、斤、锯、钳、椎等修理用工具，有的还有承轴、承一类备用部件。如：“第二长别田令史德车一两，斧二，斤二，锯一·少一，椎一·少一，桷二，六，承轴一，承一小木五，釜一，输索豫十不输，车屋三不输，驷相二·少二”（475）。“第廿九车父白马亭里富武都，桐六其一伤，斧二，斤二，大钳一，小钳一”（672）。
敦煌汉简中还有关于车器登记册书的线索，如：
器□车用锏直簿（1839）
阳朔二年闰月都领币车兵 车器车用锏费直簿（1840）
可见运输车辆备用部件的管理当有严明的制度。居延汉简中又多见关于车辆“折伤”的记载居延出土汉简中多有关于车辆“折伤”的内容，例如：“□□贾不四百车辆折轴一”（13626），“闰月余□轴十一折”（5230），“轮一具□□视□，杙轴完”（7253），“其六十五两折伤，卅二两完”（5826），“掖甲渠正月尽三月四时出折伤牛车二两吏失亡以□□□”（甲附30），“其七两折伤□□可缮，六两完”（EPT56：135），“一两其一轮载之空偏尽一轮一折，一两贝丘第五车一，一两贝丘第九车三，一两贝丘第十一车，一两宅庿第廿车卩”（246）。从简58216的内容看，“其六十五两折伤，卅二两完”，“折伤”率超过67%。，并往往注明“折伤”部件的名称。可以推知当地必当有修复破损车辆的专门机构。居延汉简有“甘露元年十一月所假都尉库折伤承车轴刺”（EPT65：459），“户关破坏治车辐”（EPF25：34）等，可知车具“折伤”最多的是轴和轮。居延出土“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中，寇恩被迫“以大车半轴一直万钱”（EPF22：24）交粟君抵押，用至“币（敝）败今欲归恩不肯受”（EPF22：32），可知当时如大车轴这样的车辆部件可以通用。车器制作规格的标准化显然可以便利车辆的维修，同时也说明当时的车辆制造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产品及零件、部件的类型、尺寸等均有大致统一的规格，或许有近似于后世所谓“标准化”的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