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记商号地处成都闹市，高大整齐的几间铺子里，20多个伙计早已忙个不停。这是一家经营多种蜀地土特产的老字号，几个相邻的门面，分别主营着酒、茶、丝绸和纸张。在伙计们热情的招呼声中，谭和甫慢慢坐了下来，一边喝着上等的蒙山清茶，一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作为一个生意人，谭和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唐代的成都商人，谭和甫为成都感到骄傲……”[sic]
这是我的朋友聂作平先生写的一篇类似于小说的散文中的一段，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唐代商人的典型生活》。
这样的表达方式甚为亲切，就像今天成都街道上走来的一位普通百姓，只不过相隔千年，语言不同，衣着迥异罢了。
唐代的成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天府之国的美称——它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然府库。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可惜，一个繁华无比的盛世唐朝，也免不了他气数已尽的宿命。
$乱世中的成都，不愧为世外桃源
唐之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其行进轨迹左右摇摆了70余年，作为历史政治的边缘地带，成都却依然过着与世无争的小日子。当一个庞大的王朝轰然崩塌，也许是剑门关外重叠的山岭，阻隔了长安的连绵烽火和洛阳的茫茫兵戈，而锦江边的古城成都，仍然得以沉浸于晚唐的旧梦。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花蕊夫人《宫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宋600年间，成都成了一个在经济文化上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它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万里长江的第一城，还成为汉唐时期南方和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这一时期，北方的移民大量拥入成都，使成都的人口仅次于长安。
话题不扯远了。我们不妨复习一下历史课，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政权；十国即五代之外相继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军人专政的时期，握有军队的武将肆意掠夺，其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商人。
动乱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少年无赖的王建还是军中武夫孟知祥，竟都在这样的乱世中，不约而同地在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帝业，前后蜀王朝因此而诞生。
五代十国时期的成都，沐浴着剑南的山水清晖，无疑是一个唐末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地处内陆盆地，四周均有高山与外部相隔，成都天然的地理位置得以保护这一方百姓免于生灵涂炭。由于五代十国时期蜀中社会的长期安定，成都人能享有与战火中原迥然不同的和平环境，富足而安乐。《蜀梼杌》有文字为证，当时成都：“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不辨稻菽本应为城市居民之笑谈，但生于乱世却还能如是，这就不能不说是当时成都人的福气。
此时，李冰治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人工开凿的锦江（当时称郫江和检江）与城内的摩诃池河湖相连，真可谓水天一色、江南风景。“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无怪乎由中原入蜀的诗人韦庄叹息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曲《菩萨蛮》，描尽了由中原入蜀的士人的愁肠与欢娱。
北望家山，流血野草，豺狼冠缨，还是在锦里春水中，酒肆美女侧，消磨天涯游子的人生梦境吧。
有一个成语名叫“歌舞升平”，是专指太平富裕年景，人们的享乐景象。可以说，中华民族的非常时刻，这个成语是为成都量身定做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物证，便是成都市中心偏西的永陵。永陵的主人，便是前蜀的王建。
成都之西，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中，最珍贵的文物，当数石刻艺术精品。在众多的石刻中，首推墓室石棺壶门之上那一组“二十四乐伎”。棺床南面刻四个乐、舞伎，东西两面各刻10个乐伎。乐伎均属坐式，手持乐器共计20种23件，是目前古代文献资料以及古建筑、石窟寺、塑画、历代绘画中所见乐器种类最多的画面之一。从乐器组合的情况看，具有隋唐以来“燕乐”、“清商乐”、“龟兹乐”等，尤
以“龟兹乐”所占的比重较大，故一些音乐专业研究人士称这一组石刻乐舞为混合乐队。
整个乐队配备齐整，井然有序，足以看出王建生前宫廷乐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这样的水平和规模，当然是建立在相当繁荣的商业基础和大众血汗之上的。
古蜀专家林文勋专门就历史承上启下的前蜀和后蜀进行了研究，形容这时的成都“已经形成了一张市场网络”，“经济符号十分明显”。
再说，王建与王衍两父子都深通音律，他们宫廷室内使用的乐队多至24人。乐伎使用的乐器共20种，是胡部新声的燕乐系统与道调法曲的清乐系统的混合。属于胡乐、龟兹乐的乐器有琵琶、竖箜篌、排箫、笙、笛、毛员鼓、羯鼓、鸡娄鼓、答腊鼓等；属于清乐法曲的乐器有笙、吹叶、弹筝等。大多数为龟兹乐器，还有西凉乐、高丽乐专用的齐鼓，这正表现了唐宋之际雅乐衰微、燕乐兴盛的转折时期的特点。
成都史学家谭继和先生认为，宴乐就是燕乐，是华乐化了的龟兹乐系统。“立部贱，坐部贵”，燕乐多是坐部伎演奏，立部伎无资格演奏，太常部伎是有等级的。一般贵族家庭燕乐的规矩，一支室内乐队也就10多人，舞女也只有两三人。
真可谓奢华之极。要知道，此时中华大地上的其他片区，却是战争烽烟四起，厮杀此起彼伏。正应了李商隐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处百业兴旺，百姓安居，有何亡国之恨？
山外烽火正紧，身为乱世中人，也许自那时始，成都人便悟出了今天的养身处世之道，最懂得珍惜和享受难得的平静生活。难怪四川师大教授谢元鲁先生直叹，前后蜀时的成都人，游乐一定是生活的重要内容。苏东坡也如是赞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宋初在四川做官的张咏，曾描述前后蜀到北宋初期成都的风气，说：“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多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不仅仅是成都，就是富庶之地集中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的享受也会如此。
“蜀中每年三月为蚕市，至时贸易毕集”，有盛唐时的基础垫底，此时的成都人，除了游乐外，逛集市大概是最普遍的大众娱乐活动。其中最重要的集市是蚕市与药市。蚕市持续时间很长，“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药市一般在秋天举行，尤以九月九日的重阳药市规模最大。
不仅如此，当时的集市还有灯市、花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酒市、梅市、桃符市等，它们都是以某一商品为主要交易物的大型商品集会。它们在州县城市广泛发展，大大地增强了这些州县城市的经济作用。当时，“蜀人富而喜邀”。每逢春季，“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时至初夏，“多有游花院及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这种期会，往往与买卖活动分不开。如成都青城山的道会，“会者万计，县民往往旋结屋山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多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
据说王衍就是一个喜欢游乐的君主，经常带着嫔妃遨游成都周围的名山胜水，饮酒赋诗，乐此不疲。
下以鬻茶果”。由此可以看出，期会也是一种定期集市。在由州县城市和各种集市构成的这张市场网络中，各种集市将数以万计的农家生产品集中起来，由商人运往州县城市或大的经济都会，一部分就地销售，一部分向四周扩散，行销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
老百姓的游玩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宫墙高院之内。前蜀王衍在宫中“造村坊市肆，令宫嫔著青衫，悬帘鬻食，男女杂沓，交易而退”。君主与妃嫔则在其中观看笑乐。
前后蜀时的濯锦江边，学射山头，正是游人酣醉，争逛时节。当锦城的春风吹开了郊外的繁花，“春晚风暖，锦城花满，逛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sic]
宋代任正一《游浣花记》描述唐末到宋初成都春天的游乐风气也无不羡慕地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西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特别是浣花溪“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最是盛况空前。
据说王衍就是一个喜欢游乐的君主，经常带着嫔妃遨游成都周围的名山胜水，饮酒赋诗，乐此不疲。后蜀孟昶更是别出心裁，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到秋天红白之花盛开时，带着臣下前去游玩，自称环城四十里皆锦绣。其妻便是我们今天传颂的浣花夫人。
$八次铸钱，助长成都繁华之风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是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
我们知道，吃喝玩乐是需要有资本的，就像今天坐在成都的茶馆里，悠闲自在地喝茶需要“有资本”一样。试想，你腰无分文，饥肠辘辘，有谁还会有心思去坐茶馆，去享乐？
前后蜀的成都，一定是商业十分繁华的城市。我们来看一看史料，“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布帛的生产量大增，名品达60种左右。井盐生产形成了云安监、富顺监、陵井监三大生产中心，产量很大。造纸技术提高较快，是全国著名的一大造纸中心。前后蜀时期，四川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张以成都为辐射中心的地区市场网络。
唐代以前，成都主要是中央政府控制四川的政治中心。到了唐代，它已发展成为西南一大都会。唐人卢求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其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侈，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前后蜀时期，成都城内的商业区至少已有三市，并且又出现了诸如米市、炭市之类的行市。
史籍记载，至迟在唐代咸通年间，四川地区就出现了草市。前后蜀时期，梓州盐亭县有雍江草市，阆州有茂贤草市，宋初，“灵泉邑北直向驰道俯仅一舍，聚落市镇相为映带”。灵泉县在成都附近。市镇如此发展，无疑是以前后蜀时期市镇的繁荣发展为基础的。草市是州县城市之
外的另一重要交易场所，古蜀专家林文勋以此认为，草市的发展，表明商品经济已扩及农村。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业发展的一大标志。前蜀王建父子曾六次铸钱，铸有“永平元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六种钱币。以至后唐灭前蜀时，大肆搜刮蜀中铜钱，掠走铜钱192万缗。
由此可以看出，前蜀铸钱额高于唐代全国的铸钱额。这一数额，也是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割据政权所不能比的。
虽然王建的享乐日子并没有多长时间，但在“前蜀”气尽，“后蜀”登场时，并没有消耗多少成本，成都依然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
后蜀孟知祥父子得成都之后，又两次铸钱，先后铸有“大蜀通宝”和“广政通宝”两种。这两次的铸造量也很大。据说，宋朝平四川以后，将四川地区的铜钱大量运往京师，一时之间，国家府库大为充实。尽管如此，这两次铸造的货币仍满足不了流通的需要。
于是，广政十八年（928年），后蜀统治者开始铸造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但因货币紧缺，至广政二十五年（935年）铁钱流入了成都地区，四川开始了铜铁钱并行的历史。当时成都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前后蜀时期成都经济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盛行”。据载，前蜀后主王衍在位期间，“命大内造村坊市肆，令宫嫔著青衫，悬帘鬻食，男女杂沓，交易而退，帝与妃嫔辄为笑乐”。此事虽是统治阶级腐朽的表现，但从一个侧面说明，商品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走进了宫墙之内。史载，徐太后姊妹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蜀宰相李吴“秉利权，资
货岁入无算”。此时，官吏经商已十分盛行，这表明商品经济已在深度上得到大大发展。
成都商业的发达还有一个原因，即是秦岭之下的陕西商人的功劳。“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常负盐鬻于巴渠之境”。这个时候的陕西商贾，不辞辛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巴蜀的千里栈道上，来到成都进行贸易。
$纸币交子面世，是宋朝成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经济曲线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集中表现。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不难看出，前后蜀商业的发展代表了当时全国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全国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
宋朝结束了五代割据、统一全国后，四川的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被称为富庶乐土。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人口迅速增长。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锦与布匹生产、井盐生产和茶马贸易以及酿酒、制糖、冶炼、陶瓷、造纸印刷等各种手工业都异常兴旺。商贸活动也极其发达，出现了经营金融业的交子铺户，发明和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正是这种富庶，使四川成为宋朝财政来源的重要保障之地。
宋代成都以茶马贸易，加强了祖国内地与藏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南宋末又成为抗击蒙古侵略，保卫南宋王朝的战略要地。
不仅如此，此时的成都是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时期，不仅出现了常年性的八大市场和按风俗、季节月月举办的货市，成都每年的各种专业性市场沿袭保留至今。
至宋朝，成都之繁富达于极盛，号称“天下繁侈”，一年十二月，月月有市，苏东坡盛赞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国内外贸易更加兴旺昌盛，累赘的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大宗商品交换的需要。为了方便交易，11世纪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为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宋太宗时，任
于是乎，纸币的诞生便呼之欲出。交子的发行，是成都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