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于丰是周文王所完成的一件大事。《诗经·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丰在今陕西户县东的丰水西岸。文王伐崇以后将都邑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以南所建的丰。文王在丰地建有“灵台”、“灵囿”(《诗经·灵台》)，“方七十里”(《孟子·梁惠王下》)，“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诗经·灵台》)，反映了国势的强盛。徙都丰邑之后不久，文王“卒于毕郢”(《孟子·离娄下》)，其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文王时的经营和征伐为以后的武王灭商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周人屡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文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诗经·我将》)，对于文王的功绩十分尊崇。他们认为，“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文王》)，是其祖先在天国的神灵的代表。
我们下面探讨一下周文王时期商周关系的问题。
文王时期，周的势力迅速强大，曾多次讨伐商的与国，然而终文王之世，商周关系并未公开破裂，并未恶化到直接兵戎相见的地步。这固然是商周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但也是文王审时度势，执行正确的外交策略的结果。
文王对商王朝一贯采取谦恭忍让的态度，作出种种友善的姿态。
他刚继位就娶位于今豫东一带的莘国长女为妻。此女虽非出自商王室，但有莘氏一直与商牢固结盟，文王娶莘女便是对商友好的一种表示。春秋时期有“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传说，《史记·周本纪》加以推演，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以美女、名马等“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方被释。这件事反映了文王对商的屈辱忍让。周原卜辞有以下两例：
(1)贞，王其祈又大甲，，周方白(伯)……西正，不在于受又(有)又(佑)。
(2)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祭成唐(汤)……鼎祝示二母(女)，其彝血三豚三，又正。
一般认为这两例都是文王时期的卜辞，辞中的“周方白(伯)”和“王”均指文王。这两条卜辞表明，文王不仅为商先王成汤和大甲举行祭典，而且为纣王之父帝乙建立了宗庙，称为“文武帝乙宗”。这两例既说明了商王朝神权崇拜的广泛影响，又说明文王十分注意对商斗争的策略。
在对商王朝表示谦恭和友善的同时，文王还十分重视分化和拉拢商的与国。文王的伐黎、伐邘、伐崇，都不应视为占其土地、灭其国家，而应当看成一种征服，让它们从臣服于商变为服从于周。
《诗经·荡》共有八章，其中七章是文王对商王朝乱政的抨击，如谓商“流言以对，寇攘式内”、“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等。这些应当是文王对诸侯们所讲的，而对商先王的祈祷则主要是演给商人看的。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应是多数诸侯国都归服于周的意思。在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一直全力经营东方，并不以西方的周为其强敌。结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这些与文王对商周关系的正确处理有直接关系。
五、武王灭商
商周王朝的交替是先秦时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时代的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左传》昭公四年)，武王灭商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相传文王长寿且多子，其长子伯邑考先文王而逝，因为当时宗法制尚未确立，所以文王不立伯邑考之子，而立其次子发。文王死，发继位称为武王。武王继位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商王朝贵族微子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土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尚书·微子》)这种情况在周人的眼里，就是“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诗经·荡》)。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邦殷”(《尚书·召诰》)与“小邦周”(《尚书·大诰》)的军事实力差别还是明显的，所以，武王继位后并未马上伐商，而是继续文王之道，黾勉从事，以待时机的完全成熟。大约在这个时期，武王在丰邑之东不远处的丰水东边营建了镐京(今西安市西南)。《诗经·文王有声》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此举当是他东进灭商的一项准备。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篇载，周武王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说文》训乱为“治也”，“乱臣”即治臣。武王的“乱臣”主要有召公、毕公、毛叔郑，以及文王旧臣师尚父、散宜生、泰颠、闳夭等。师尚父又称吕尚、姜尚、太公望等，《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他垂钓渭滨而遇文王的传说，类于小说家言，不尽可信。师尚父大概是姜姓的吕国酋长而入于周者，因善于统兵打仗，故称为“师”。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审时度势，仍然认为时机未到，遂退兵。此后，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
按照《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的记载，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一月癸巳日周师出发东征，除了主力军“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人员。行军历二十四天，至二月戊午日从孟津(今河南孟津)渡黄河。周师此后的行军路线，《荀子·儒效》有这样的说法：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大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前面所提到的“怀”在今河南沁阳东南。“共头”、“百泉”在今河南辉县，可证周师渡河后是东北行，往朝歌(今河南淇县)进发的。
四天以后的癸亥日到牧野，连夜布阵。第二天甲子日早晨在“商郊牧野”(《尚书·牧誓》)和纣决战。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纣的罪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尚书·牧誓》)，英勇向前。
这时，纣王“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诗经·大明》)。虽然商师人数众多，但皆无战心，而周师却斗志旺盛，“以虎贲、戎车驰商师”(《逸周书·克殷》)，战斗十分激烈。《诗经·大明》有这样的描写：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强大攻势下，“纣师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利簋》铭文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谓武王征商的甲子日早晨，岁星当空，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仅一日之早晚即灭商而有之。
牧野之战的次日，在商王宫殿里举行隆重仪式，由尹逸宣读祝文：“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此后，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逸周书·克殷》)。以后的几天里，武王在朝歌办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立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二是命令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易经·明夷》集解引马融曰：
“箕子，纣之诸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因谏纣王不听而“被发详狂”，后被纣王囚禁。孔子曾称赞他和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论语·微子》)。武王灭商之后，带箕子至周。相传武王曾向箕子询问治民之道(《尚书·洪范》)，并“封箕子于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三是表彰殷贤人商容和被纣杀死的诤臣比干。四是将商王朝屯积鹿台和巨桥仓廪里的钱财和粮食散发给民众。克商之后，武王极力安抚商的民众，“谒戎殷于牧野”(《逸周书·世俘》)，在牧野会见殷民。
武王曾向殷民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以致使殷民“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叩头响得就像一堆牛角坍塌下来一样。武王还顺从殷民之意，“复盘庚之政”(《吕氏春秋·慎大》)。五是命人迁九鼎宝玉归周，以象征主宰天下权力的递嬗。六是在军队中举行祀典，祷告祭祀于神灵(《逸周书·克殷》)。七是派人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戏方、靡、陈、卫、磨、宣方、蜀、厉等方国(《逸周书·世俘》)，是为灭商之战的余绪。武王在殷都停留了七天，于甲子之后的辛未日到达柬师。《利簋》说：“辛未，王在柬师，锡右史利金。”柬在今郑州一带。武王凯旋的行程当是自朝歌偏西南行渡黄河至柬，在柬停留后才西行的。西行途中，于辛未之后的第四天乙亥日武王又在伊洛地区停留。
考察这里的地理形势。《逸周书·度邑》谓武王，“自雒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雒，无远天室”，所述当是武王在嵩山上见到的情况。武王认为伊洛一带比关中地区开阔，已有在此建都之意。
《何尊》说：“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中或(国)，自之乂民。”《左传》桓公二年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营建洛邑事，实发轫于武王。此事在武王时为何未能实现，其原因今已不得而知，可能与固守关中地区的周之基业有关系。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记载，武王在四月庚戌日凯旋返回丰镐，“燎于周庙”。这样，“武王自出师至凯旋大约用了七十八天”，就迅速完成了灭商大业，然而这却是周族几代人自强不息奋斗的结果。《大盂鼎》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慝)，匍有四方”，是合乎实际的。
六、周公当政和营建成周
克商后两年，武王病笃。周公设祭坛，“植璧秉珪”(《尚书·金縢》)，亲自放置玉璧并拿着珪，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史官的祝告之辞是：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尚书·金縢》)祝辞的中心意思是周公愿以己身代武王而死，因为天下之兴亡维系于武王的安危。然而周公的虔诚并没有换来武王的康复。武王不久还是病逝于镐京。按照《古本纪年》和《逸周书·度邑》的记载，武王死时五十几岁。
武王死后，周公当政称王。对于此事，历代许多封建史家狃于宗法正统观念而多不敢相信，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说周公只是摄政而没有称王。其实周公当政称王是有确凿证据的。
第一，《尚书·大诰》：“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肆朕诞以尔东征。……’”东征为周公之事，此称“王曰”，是此王当为周公。《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篇记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分封文王之子康叔于卫之事，此“王”称康叔为弟，则王必非成王，而当是周公。《酒诰》、《梓材》两篇性质和《康诰》相同，其中的“王”亦指周公。《尚书·多士》：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皆讲周公东征从奄地返周事，“王”亦当指周公。《尚书·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还指明了周公“受命”称王的时间。
第二，周初器《司土簋》：“王来伐商邑，延令康侯图(鄙)于卫。”此为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另外《王在鲁尊》有“王在鲁”的记载，顾颉刚先生认为也是“彝器铭文中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
第三，古文献中，除《尚书》之外，还有其他不少记载说明周公曾经称王。如，《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
《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周公所以当政称王，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武王灭商后他曾经夜不能寐，说：“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予忧兹难。”(《逸周书·度邑》)十分担心殷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商王朝虽已灭亡，但许多方国并未归服于周，所以，武王时期周王朝的形势并不容乐观。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不堪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周公“恶天下之倍周”(《荀子·儒效》)，因此才当政称王。另外，周公继位也是符合武王意愿的。
《逸周书·度邑》有这样的记载：
王〔欲旦〕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惟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至于休，予近怀予朕室。汝维幼子，大有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
令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这段话的意思是，武王想让周公旦继位，并告诉他，在诸弟中数他最通达事理，可堪重任。武王受到“二(按，疑为‘上’之误)神”告示，知道自己“灵期”(即死期)将至，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并且只有叔旦可以安定局势，所以决定“兄弟相后”，传位于叔旦。并谓此事业经卜筮明告，可以实行。然而叔旦却很担心，泣涕拱手不肯接受。周公以前，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尚未确立，公亶父不传位于长子，而传于三子季历；文王不传位于长子伯邑考之子，而传于次子武王。周公继武王之位虽非父子相继，但兄终弟及为殷代习见，并且当时尚未有嫡长子必须继统之说，所以对于周王室来说此举并非大逆不道，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王灭商之后，曾分商王畿地区为三部分，设三监来治理。
《汉书·地理志》说：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颜师古注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关于三监地域，自来众说纷纭，或者当以颜注之说近是。
古文字“监”作人俯身向盛水的鉴盂之形，盖谓从水中视己之相貌，故较早的文献里监多用为视义。监初指莅临、观察，以后才引申为监察、监督。《尚书·梓材》“王启监”，指周王省视诸侯，监即诸侯。周初诸侯有称为监者，可能是莅临封国的诸侯的别称。诸侯若不去封国而留居于王畿，则不可同时又称为监。弄清了监字古义就可以明白周初三监并非派管叔等三人去监督武庚，而是分派三人莅临治理商王畿地区。武王虽然灭掉了商王朝，但仍然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以之作为争取殷遗民归顺的策略，因此武庚为三监之一的说法，应属可信。
三监之乱的发动者是管叔、蔡叔。《左传》定公四年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史记·管蔡世家》说管叔、蔡叔“挟武庚以作乱”。管叔为周公之兄，若兄终弟及，则依次当由管叔称王，然而他和蔡叔却被派到商王畿地区，并不居于丰镐。周公当政称王为其愤恨，势所必然。管、蔡先散布流言飞语，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然后勾结武庚公然叛乱。三监之乱对周王朝震动很大，《尚书·大诰》说：“弗吊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绪。”意思是，不幸得很，天在我家降下灾祸，并且没有稍微迟延一些，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居于西方的我们周国就要大难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