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由此可知，熊渠施政、用兵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相机乘势，在周朝软弱时奋翼而飞，在周朝强硬时敛翅而息，宜进则必进，须退则暂退；其二是近交远攻，近交以固其本，远攻以展其枝。第一个特点显示了政治家的机敏，这虽是不可或缺的素质，但还不算突出。第二个特点显示了军事家的气魄，既敢于远程奔袭，也善于克敌制胜。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罕见的。
楚国东面的邓、卢、罗三国，从北到南，纵向排列，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救之，击其尾则首救之，击其身则首尾俱救之。熊渠深知对这条常山之蛇还力不能制，未敢启衅，同它修好，让它至少能保持善意的中立，以解后顾之忧。
伐庸，应为突袭。庸楚之间，山萦水回，道路崎岖，楚师若非突袭，断难奏效。这次突袭似乎不甚得手，或许只是因为曾受庸师骚扰，采取报复性、警告性甚至演习性的军事行动。楚人历来住在平原或者山间盆地中，积久成习，嫌弃山地，在楚国长约八百年的历史中，始终不改。他们在平原用兵容易成功，在山地用兵容易失败，一贯如此。熊渠举兵伐庸，想来是不得已而为之。
伐杨粤，应为先蚕食、后鲸吞。杨粤即扬越，在长江中游，东部多、西部少，南部多、北部少。“扬越”之名得自扬水，是他称，非自称。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联结长江和汉水。楚人最早接触的越人是扬水流域的，因而称之为“扬越”，后来把长江中游的其他越人也笼而统之称为扬越了。楚师伐扬越，从丹阳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到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再东下，沿途无险阻。江汉平原西部除了权国之外，没有名见经传的方国，只有楚蛮和巴人的散部错居杂处，便于楚师乘隙而入。打通了江汉平原西部的通道，东向伐扬越就势如顺水行舟了。
熊渠伐扬越，终点是鄂。鄂立国甚早。商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见《史记·殷本纪》，当时的鄂国在南阳盆地。入周后不久，鄂国东迁，都于今湖北鄂州。后世的文献称南阳的鄂为西鄂，称鄂州的鄂为东鄂，其实，西鄂和东鄂不是并世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鄂”，西周金文作“噩”，像鳄鱼之形。由此可知，鄂国乃以其地多扬子鳄而其人奉扬子鳄为图腾而得名。鄂国东迁后，密迩长江中游的铜矿，得其厚利，在西周中期与晚期之际臻于极盛。
周夷王死，周厉王立，鄂侯方一度颇蒙恩宠，与王宴饮，受王重赐，事见《噩侯方鼎》铭文。但是，不久，方与淮夷结盟，为淮夷张目，“广伐南国、东国”。周厉王派西六师和殷八师伐鄂，命令他们“勿遗寿夭”，意即不分老少格杀勿论，然而没有成功。周厉王又派禹率戎车百乘、徒兵千人增援，才擒获方，攻灭了鄂国，事见《禹鼎》铭文。
熊渠伐鄂，应在方成为周人阶下囚之后，等于趁火打劫。甚至可能是以“勤王”之名，说是帮周师去打鄂师，待到周师俘获了鄂君，楚师才乘人之危袭取了鄂都。本来，楚不敌鄂，但在鄂师主力被周师击溃之后，楚师去扫荡鄂师的残兵败将却是胜任愉快的。
熊渠不畏长江风涛之险，劳师远出以伐鄂，无疑是受了铜矿的诱惑。
伐鄂的胜利使长江中游的铜矿不再是扬越和淮夷的奇货以及周朝的禁脔，而成为楚人得以染指之物了，这对楚国的振兴起着莫大的作用。熊渠一生所曾做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就是伐鄂。
熊渠三子：长子“康”，《史记·楚世家》亦作“毋康”；中子“红”，《史记·楚世家》亦作“挚红”；少子“执疵”，《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以及《史记·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宋均所注《乐纬》亦作“挚”，司马贞《索隐》引《系本》则作“疵”。这般同名异称，应是一为简称而一为繁称，恰如他们的始祖，简称为“融”，繁称为“祝融”。毋康所王之地句亶，据《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张莹之说，在今江陵。挚红所王之地鄂，在今鄂州，已见上文。执疵所王之地越章，不易指实，可能在江陵与鄂州之间某处。做这样的布局，想来是为了确保运输红铜的战略通道的安全。至于命三子俱为王，气魄是够大的，但未免冒失了。不久，熊渠见周厉王对反叛的方国态度强硬而手段残暴，自行削去了三子的王号。王号尽管削去，封地依然存在。
近五十年前，湖南采集到楚公秉戈一件。按，楚公即熊渠。此戈为巴蜀式戈，但铭文为原铸而非补刻。江汉平原西部有巴人，如江陵的陀江寺遗址就是巴人的文化遗存。既然熊渠的长子封在江陵，那么，楚人必定已占领江汉平原的西部，必定已接触当地的巴人。楚人所见的巴蜀式戈，应得之于江汉平原的西部。熊渠对巴蜀式戈产生了兴趣，命工匠仿造了一件，还铸上了铭文。此戈制作精良，纹饰华丽而怪异，援的两面都有若干规整的椭圆形黑斑，在同类兵器中殊为罕见。显然，熊渠和他的一些部属愿意吸收其他民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同时喜欢搞别出心裁的创造。仿造一件铜器———尤其是戈之类形制比较简单的铜器，并不困难。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仿造得很好也是容易做到的。但像楚公秉戈那样，寓变通于模仿之中，就非有创新的欲望和才能不可了。楚公秉戈是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楚国铜器，也可以说，在已知的所有楚国铜器中，它是年代最早的一件珍品。不鸣则已，鸣必惊人，这用来描述熊渠的功业和遗物，都是不算过分的。
熊渠的遗物，还有楚公钟四枚，多为传世之器，铭文为：“楚公自作宝大林钟，孙孙子子其永宝。”
（第五节动荡的时世
熊渠嫡嗣毋康早死。熊渠谢世之后，挚红和执疵兄弟相争，结果是挚红继为楚君，执疵挈家远走而自立为夔君。这位夔君可能又曾自号“越章王”，其兄挚红听之任之。《国语·郑语》有所谓“芈姓夔越”，前人不知何以将“夔”与“越”连称，唯一可通的解释应是指芈姓的夔子国越章王及其后裔，其他各种解释都不免失之穿凿。
《史记·楚世家》说：“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
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
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当周厉王时，竟有三代共五位楚君，即熊渠、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按，周厉王在位连同共和行政时期在内不过三十年，其间楚君如此之多，实难令人置信。熊勇、熊严两人占去二十年，熊渠的后期连同熊挚红、熊延仅得十年，更易令人生疑。第二，《史记·楚世家》上文说“熊渠生子三人”，其中无熊延，这里却说熊挚红为其弟熊延所杀，令人是非莫辨。如果上列五位楚君都实有其人，先后更代也实有其事，那么，熊挚红与熊延的行辈就值得推究了。假如熊延确为熊挚红之弟，他就一定是在熊挚红及其兄毋康、弟执疵俱为王以后出生的，出生不久其父熊渠即去世。以幼年之弟杀壮年之兄，这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数年之后就由子熊勇继位更绝无可能。看来，《史记·楚世家》是把熊渠之弟误记为熊挚红之弟了。当年这场流血的政变，大概不是弟杀兄，而是叔杀侄，就像后来熊通杀其侄而自立，以及公子围杀其侄而自立那样，这可能性倒不小。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之内，除了熊渠占去几年之外，相继袭位的楚君只是两代四位，如此而已。
熊渠去世之后，楚国的公室一而再地发生内讧，乃至自相残杀，这表明当时有权可争、有利可夺，而且不可不争、不可不夺了。氏族的传统，家族的习惯，被越来越增多的私有财产和越来越扩大的政治权力冲决了。
熊严四子，据《国语·郑语》，是为“伯霜、仲雪、叔熊、季”。与《史记·楚世家》对照，叔熊即熊堪，季即季徇。《史记·楚世家》说：“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这是楚国公族再而三地一次内讧，结局是：老大死后，老四杀死老二，赶走老三，自立为楚君了。
《国语·郑语》称叔熊为“蛮芈”，这是由于叔熊逃到濮地之后，变服从俗，蛮化了。《国语·郑语》还说季是一位“聪明”的国君，能“和协”其臣民，“盖其先王”。所谓“盖其先王”，意即超过先前的各位楚君，这显然是誉之过甚了。
周室因危难和衰敝而进入了动荡的时世，楚国则因幸运和兴旺而也进入了动荡的时世。前者在演着有时颇为喜剧化的悲剧，后者却在演着有时不乏悲剧性的喜剧。
《史记·楚世家》说：“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按，熊咢有《楚公屰镈》传世。
《史记·楚世家》接着说：“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
文献记楚君在位的年数，始于熊勇。熊勇七传至蚡冒，历五代。
其间，周厉王被逐、周宣王初立以及周幽王被杀，使熊勇至蚡冒共八位楚君的在位元年和末年得以一一考定。
熊勇———元年为公元前847年，末年为公元前838年；熊严———元年为公元前837年，末年为公元前828年；熊霜———元年为公元前827年，末年为公元前822年；熊徇———元年为公元前821年，末年为公元前800年；熊咢———元年为公元前799年，末年为公元前791年；熊仪(若敖)———元年为公元前790年，末年为公元前764年；熊坎(霄敖)———元年为公元前763年，末年为公元前758年；熊眴(蚡冒)———元年为公元前757年，末年为公元前741年。
从熊勇即位到蚡冒弃位，计得107年，加上从熊渠弃位到熊勇即位不足10年，则从熊挚红到蚡冒共10位楚君历时不过115年左右。熊徇、若敖、蚡冒在位时间较长，3人共65年。
其余7人合计只有50年左右，平均每人仅得7年左右。从熊延到蚡冒共9位楚君都是善终的，而享国之日较浅，可见那时楚人的平均寿命不长，就连楚君也多数是壮年谢世甚至青年而亡的。
楚国的环境充满了机会和风险，楚国的社会增添着欢乐和悲苦。
在若敖至蚡冒时，楚国对内为贵族造福，为平民谋利，同时不免向农奴和奴隶之类贱民肆虐；对外则相机而动，张其兵威，逞其武略，版图有增无已。这样的一个时代，正是楚人与扬越、楚蛮、巴人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
（第六节优越的环境
楚国是在今湖北崛起的。湖北在古代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在楚国的统治下最为显赫，任何其他朝代都相形见绌。
说到这里，需要把湖北在当时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楚人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舞台上演出的。
从地貌来看，湖北正好处在东西之中、南北之间。说湖北处在东西之中，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势从西到东由高变低，呈三级阶梯之状。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南起云贵高原、中经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为第二阶梯，华中迤东的丘陵和平原为第三阶梯。湖北正好处在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交接地带，鄂西在第二阶梯的东部，鄂中迤东在第三阶梯的西部。说湖北处在南北之间，这是因为：鄂北连接着秦岭、大巴山、桐柏山和大别山，鄂中迤南则为江汉平原和江南低山丘陵，整个地貌呈箕形，中部的江汉平原又平又低，西部、北部、东部是山地，南部向洞庭湖敞开。
长江中游平原是一个“饭稻羹鱼”之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如此。在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已知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遗迹，距今8000余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的若干遗址中，发现过很多炭化的人工栽培稻谷。在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商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个体大得出奇的水生动物遗迹。以楚人视为珍馐的鼋为例，最大的一件背壳所代表的个体长度不下40厘米。
周代的湖北，植被比现代密，水域比现代宽，水位比现代低。
至于气温，则是西周比现代冷些，而东周比现代暖些。从若敖到蚡冒，恰在两周之交，气温由低转高之时。从此，江汉平原显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富饶了。竟东周之世，从襄樊到江陵，都有喜温怕冻的橘和柚生长，可见当时虽夏有酷热而冬无严寒。当时的湖北，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盛产丝、麻，山中多漆，泽中多鹿，水中多珠，还有铜、金、银之类有色金属矿和盐矿。其中，铜矿储量既丰，品位又高，开采和运输都比较容易。
在这样的环境里，楚人是不会满足于区区江汉平原西部的。
从民族和文化来看，湖北也恰好位居东西南北之中。汉藏语系的四大语族，最迟在周代已具雏形。汉语族的先民在北，壮侗语族的先民在东，苗瑶语族的先民在南，藏缅语族的先民在西。四个语族相互接触、彼此交错的中心，就在湖北。北来的姬、姜等姓和殷人的遗民是汉语族的先民，扬越属于壮侗语族的先民，楚蛮的多数应是苗瑶语族的先民，还有，巴人属于藏缅语族的先民。
西周晚期，几个姬姓和姜姓的中小诸侯国南迁到淮汉之间。其前锋是姬姓的曾国(随国)和唐国，以及姜姓的厉国，都在今湖北随州。一说，在随州东的贰国和南的轸国也是姬姓的，但不可确考。
至于周代所谓“汉阳诸姬”，则除曾、唐等国外，是把桐柏山、大别山以北淮水流域的若干姬姓国也算在里面的。在汉阳诸姬中，文化最高、名声最大的是曾国，它的铜器铸造工艺与中原的水平几乎不相上下。这些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像一个半岛，伸进了蛮夷的海洋。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就是扬越、楚蛮和巴人。周昭王南征的惨败提醒他们：就到汉水为止，再也不要往南去了。
扬越，上文已指出，是长江中游的越人。《吕氏春秋·恃君》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其中列举的各部，古今史家大抵以为即扬越。其实他们不全是扬越，也有楚蛮。各部的名号，有的是实录，有的则出于传闻。所谓“阳禺”，应即扬越。所谓“多无君”，意即多数不成国家，没有君主，不相统属。扬越也曾有一个较大而且较强的国家，就是鄂国，但它到西周晚期已不复存在了。扬越的先民原来生活在长江下游，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迁徙到长江中游。
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兼有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因素，应是西进的越人的文化遗存。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三苗”的遗裔。韦昭为《尚书·吕刑》所作的《正义》说，三苗为“炎帝之后”，这是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以后才出现的一种说法，不足为据。三苗别称“有苗”或者“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