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胜使秦昭襄王又嚣张起来，当即对楚国施加压力。《史记·楚世家》记：“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国君臣忧惧之余，决定与秦国通好。其明年，顷襄工迎娶秦女为夫人。
公元前291年———顷襄王八年，大良造白起伐韩，取宛。其明年，秦封公子市于宛。
公元前288年———顷襄王十一年，魏冉为秦襄王约齐湣王并称帝，秦为西帝而齐为东帝。一个多月以后，齐湣王从苏代之议，去帝号；秦昭襄王闻讯，也不称帝了。两年后，齐灭宋，这是齐在战国时代最大的收获，宋号称“五千乘”之国，相当于半个大国。虚名不如实利，对齐湣王来说，得称帝这个虚名当然不如得灭宋这个实利。《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灭宋后，“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公元前285年———顷襄王十四年，与秦昭襄王会于宛，重申和亲之谊。顷襄王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稳，过一天是一天；秦昭襄王则从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出发，和于此则必战于彼，和于彼则必战于此。同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中阳(在今山西中阳)。随即命将伐齐，取其九城。
其明年，秦昭襄王先后与韩釐王、魏昭王相会。同年，以秦为主谋，以燕为主力，秦、燕、楚和三晋共伐齐，大破齐师。六国竟割齐地以为己有，楚重取淮北。燕上将军乐毅率所部克临淄，取齐宝，焚齐宫室、宗庙，齐湣王出走。楚将淖(昭)齿受命率万人救齐，至莒，齐湣王以淖齿为相。《战国策·齐策》记：“王奔莒，淖齿数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嬴博之间，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人有当阙而哭者，求之则不得，去之则闻其声，王知之乎？’王曰：
‘不知。’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淖齿杀齐湣王，据《战国策·秦策》所记，“缩闵(湣)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淖齿与乐毅达成协议，由楚、燕分占齐的国土和宝器。齐太子法章易服改名，到莒太史敫家中帮工，人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淖齿引兵回楚复命后，齐人发现了法章，立以为齐襄王。莒太史敫之女为齐襄王后，号称“君王后”，以贤闻于列国。
这时，秦国已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记范雎说：“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韩卢是韩国一条出名的猎狗，蹇兔是跛脚的兔子。韩卢追蹇兔，结局如何不问可知。
在宛之会上，秦昭襄王对楚顷襄王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五日”、“四日”之类虽不实，大致的形势却就是这样。
公元前283年———顷襄王十六年，两次与秦昭襄王相会，第一次在汉水南的鄢邑(今湖北宜城)，第二次在汉水北的穰邑(在今河南邓州)。是年，秦伐魏，前锋及于大梁。楚国有一位猎人，能够用弱弓、小矢、微缴射杀大雁，顷襄王闻其名，召而问之。这位猎人是一位贤士，深悉天下大势，据《史记·楚世家》所记，他对顷襄王说，小臣之小技，何足为大国之大王道哉！“秦、魏、燕、赵者，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也。”按，雁为大鸟，罗为小鸟，青首为不大不小之鸟。这位贤士接着说：“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
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翅，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顷襄王听了这位贤士壮怀激烈的议论，心口俱服，派使者到北方去，谋合纵以伐秦，事在公元前281年———顷襄王十八年。
其明年，秦左更司马错引兵伐楚，楚割汉北和上庸之地予秦以求和。秦受楚地而不与楚和，赦罪人实南阳。南阳在楚为申县，在韩为宛郡，入秦后始称南阳，但此时未置郡。同年，司马错引兵发自陇西，经由巴蜀，远征黔中，虽不无所得，而未获全胜。
复明年，秦大良造白起引兵伐楚，攻克邓、鄢和西陵(在今湖北宜昌北)，赦罪人实其地。邓和鄢是郢都北面的屏障，西陵是郢都西面的屏障，它们既已失守，郢都就势难久存了。郢是首都，鄢是陪都。《战国策·齐策》记齐大夫国子云：“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楚人固守鄢都，秦人强攻不克。白起命士卒和获赦的罪人开凿了一条长渠，引鄢水灌鄢都，才破城而入。长渠几经后人整治，至今仍是宜城的重要灌溉设施。当初白起下令凿渠时，何曾想到它除了短暂的军事效益之外，居然还有长远的经济效益。
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白起引兵南下，所向披靡。楚国的民心和军心俱已涣散，不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了。郢都———这座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南国第一大城被秦人攻克了，夷陵———这个有楚先王墓的圣地(在今湖北宜昌东、江陵西)被秦人焚毁了。后世杜甫作《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有句云：“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陆游作《哀郢》诗咏郢都陷落，有句云：
“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莽苍。”
顷襄王偕文武百官远走高飞，迁都于陈县。
白起以拔郢之功受封为武安君。《战国策·中山策》记秦昭襄王称赞白起“以寡击众，取胜如神”，白起倒还没有矜功之意，只是冷静地剖析对秦胜楚败起着决定作用的几个基本因素，他对秦昭襄王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
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
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
屈原《九章·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栽郢的陷落，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点。
（第五节科学和技术
鼎盛期的楚文化有一个辉煌的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形式惊采绝艳，风格灵巧诡奇。本书不可能也不必要详考细辨，只就科学和技术以及美学和艺术做简略的介绍。本节所要介绍的，是科学和技术。
一、天文学
上文曾说到，楚将唐昧是一位天文学家，但他的学术贡献已不可详知。战国时代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一是甘公即甘德，二是石公即石申夫。石公乃魏人，史无异辞。甘公，《史记·天官书》说是齐人，《汉书·艺文志》说是楚人。据王胜利研究，二十八宿星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而《汉书·天文志》则记有甘氏的二十八宿星名和石氏的二十八宿星名，前者与《有始览》所记不无出入，后者与《有始览》所记无一不合。曾侯乙墓漆箱盖所记的二十八宿星名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与石氏星名出入较少。甘氏以狼、弧、罚等偏南的星宿取代井、鬼、觜等偏北的星宿。而屈原在《九歌·东君》中也写到了“天狼”(狼)和“弧”。显然，甘氏体系代表了南方天文学家的见解，石氏体系代表了北方天文学家的见解。
由此可想而知。甘公是楚人的可能性大，是齐人的可能性小，当然，也可能是齐裔而楚籍的。
二十八宿体系，中国有，印度、伊朗、埃及等国也有。中外天文学家公认，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出现较早，而且是同源的。按，甘公和石公都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曾侯乙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则二十八宿体系出现在甘公和石公之前。甘公和石公为二十八宿体系所做的贡献，大概是重新测量，重新整理，著乎竹帛，使之流传及于后世。
《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荧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
甘公和石公早在战国中期就发现火星和金星有逆行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水星、土星和木星的逆行现象不大明显。
甘公还最先发现了木星的第三号卫星。《开元占经》卷23记：
“《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
国际天文学界过去一向认为，木星的四颗较大的卫星是伽利略和麦依耳在17世纪初期用望远镜发现的。其实不然。木星诸卫星以木卫三为最大，它是颗橙色的四等星，当它与木星的角距大于5角分时，可以用肉眼看到。席泽宗认为《甘氏》所记的那颗小赤星就是木卫三，甘公发现木卫三的时间应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60年之间，而以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那时木星正在宝瓶座运行，而女宿一、虚宿二、危宿一都在宝瓶座内，恰如《甘氏》所云，“岁星……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1973年出土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其中不避刘邦名讳，在14个诸侯国的云气中又把“楚云”列在首位，可见乃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上面画有29幅彗星图，彗头和彗尾都有几个类型，足证观测相当细致。《开元占经》卷85引《甘氏》称彗星为“天棓”，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所出的帛书也称彗星为“天棓”，两者恰相吻合。
二、历法学
楚历很有特点，可谓自成一家。在楚文化成熟前后，楚历曾改弦更张。春秋早期以前，楚历用周正，这大概是因为周历比较进步，也可能是因为楚国受周室册封而奉天子正朔。但是楚国也在推步制历，并不只是照用周室所颁之历，而且楚历有几个独特的月名，可见楚人并不满足于一切都依样画葫芦。春秋中期以后，楚历用亥正，即以冬至节所在月的上一月为正月，这与秦历有同有异，秦历也以冬至节所在月的上一月为年首，但月序仍用夏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所出竹简有秦楚月份对照表如下：
秦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冬夕屈夕援夕刑夷夏纺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爂月献马
其中，“刑夷”即《左传》所记的“荆尸”。楚历改用亥正与农业生产无关，可能是出于攀附颛顼以为远祖的心理，因为用亥正的是所谓颛顼历。楚人的特点是在模仿中必定有所变通，有所改作，以示与众不同。历法也这样，虽用亥正，但非秦历，自成一体。当时的诸侯，晋、齐用夏正，鲁、郑、卫用周正，秦兼采亥正和夏正，独楚专用亥正。
然而，亥正只是楚国官方所用的。民间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通用夏正。屈原遵从民间的习惯，在所作的诗中描写时序物候概从夏历，例如：《九章·怀沙》有句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九章·抽思》有句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九章·礼魂》有句云：“春兰兮秋菊。”战国时代楚人喜用大事纪年，这也与众不同。用以纪年的大事，若非外事，则必军事。外事，如天星观1号墓竹简所记的“秦客公孙闻王于栽郢之岁”；军事，如包山2号墓竹简所记的“大司马愲救郙之岁”。
至于记日，则楚人也用干支，与北方诸国无异。
记年、记月、记日的三种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就像荆门包山2号墓竹简所记的：“东周之客无致胙于栽郢之岁，夏月，甲戌之日。”
楚国的科学当然不止天文和历法，只是现有的资料大多属于天文和历法。其他学科的资料或者尚未发现，或者已经湮没，无从究诘。假如把技术也算在广义的科学里面，那就多了。但是，楚人重经验而轻理论，重技术而轻科学，今人研究楚文化不宜把技术和科学混为一谈，以免为楚人护短。
说到技术，楚人是古代超一流的好手。冶金，织帛，髹漆，莫不如此。
三、冶金
大冶铜绿山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矿井，与春秋时代的矿井相比有显而易见的重大进步。
竖井的木构框架改用密集法搭口式，从井口到井底，层层叠压，内径由先前的约60厘米放大到约80厘米甚至更大些。马头门所用的木料加粗了，有些地段还用方柱替代了圆柱。横巷的框架加高加宽了，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
采矿用的斧形凿，原为铜制，这时已改用铁制。在古矿遗物中还发现了铁锄，大约是用来扒矿石或废石的。在1号矿体的24线发现一根长2.52米的辘轳轴木，当初应是横放在井口的支架立柱上，用以提升矿石或积水的。
在楚文化的鼎盛期，与楚文化的茁长期相比，产铜量更多了，这是没有疑问的。
人工冶炼的铁，正像人工冶炼的铜，也是一种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属。在楚文化的鼎盛期，与铜器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更新相比，铁器的提高和普及尤为令人注目。
已知最早的人工冶炼铁制品，1990年出土于河南上村岭虢墓，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末东周初，但只是块炼铁。
炼铁比炼铜要有更高的炉温，因为纯铁的熔点是1537℃，而纯铜的熔点是1083℃。炉温在1000℃左右时所炼出的是块炼铁，含碳量甚高，需经反复锤击以降低含碳量，是为锻铁。西方和南亚直到14世纪还只知有锻铁，而不知有可锻铸铁。炉温在1200℃以上时所炼出的是铸铁即生铁，因其断口近白色而别称白口铁，含碳量在1.7%以上，性硬而脆。江苏六合程桥1号吴墓1964年出土的铁丸一件，是白口铁；程桥2号墓1972年出土的铁条一件，是块炼铁。楚人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即将白口铁经石墨化退火而成为有韧性的铸铁。这种柔化的铸铁就是可锻铸铁，或称展性铸铁，其含碳量低于0.4%。已知年代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可锻铸铁制品，绝大多数是楚器。《荀子·议兵》记：“楚人……宛钜铁，惨如蜂趸。”“钜”，一说为“刚铁”，即钢；一说为“雄戟”，即大戟。据荀卿所记，宛郡曾是楚国的主要钢铁基地。后来秦国攻灭了魏国，魏国冶铁世家孔氏奉命迁居宛郡，大兴鼓铸，成为连车骑游诸侯的巨富，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楚文化鼎盛期的铁器，主要是农器和匠器。如果用铁去制作礼器，外观就不像铜器那么美。如果用铁去制作乐器，结果将有器无乐。用铁去制作兵器是很好的，但要有积累经验和改变习惯的一个不短的过渡时期。至于农器和匠器，器型和工艺都比较简单，用铁去制作是比较容易的，铁制的农器以凹字形锄和凹字形臿居多，作凹字形，是为了省料。锄还有六角形的，臿还有横长方形的和竖长方形的。此外，有凹字形耒、勺形耙、锄形耙和镰刀。至今没有发现犁铧，可见仍未实行牛耕。铁制的匠器有斧、锛、凿、锤、锥、削和刮刀等，其中，削和刮刀大概是生产、生活两用之器。铁制的兵器在战国早期还少见，到战国中期才多起来，已知有剑、戈、矛、戟、匕首、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