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已经创造了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不仅使楚国在东亚领先打开了铁器时代的大门，而且使中国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领先于西方约1700年。当时西方冶炼的是锻铁，用途不如可锻铸铁广泛。楚国制作了大量铁器，但主要是农器和匠器。至于兵器，通常仍用青铜制作，但钢剑也已出现。
这时的青铜兵器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向：其一是戈、矛、戟越来越精了。戟原由一戈一矛合成，这时楚国已有双戈戟和三戈戟，可能是向吴人学来的。其二是剑越来越多了。楚墓如墓主为男性，多随葬兵器。江陵发掘的一些小型楚墓。各随葬铜剑一件，而其他兵器无所见。其三是出现了弩机。当时在平原上作战，仍为车兵与徒兵混合编队。随着剑和弩的逐渐推广，徒兵的作用逐渐增大了。
中国的铜镜出现得很早，可是直到春秋晚期还很少。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楚国的铸镜业逐渐兴旺起来。铜镜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款式的更新，都相当迅速。迄今已有的先秦铜镜的发现地，绝大多数是楚镜。贵族之家固然必有铜镜，一些平民之家也有了铜镜。铜镜是梳妆用具，它的普及也反映了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和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楚人的文字是先后向殷人和周人学来的，但有楚式的风格气派。
这时，笔画扭曲的“虫书”和附饰鸟形的“鸟书”已近乎绝迹，但铭文仍有字体较修长和笔画多波折的传统特色。墨书因毛笔的推广而增加，多见于竹简，字体较方正，笔画较简省，包含着隶书的萌芽。据文献记载，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多支毛笔出土，可见旧说不确。迄今已有的先秦毛笔，无一非楚笔。从考古资料来看，毛笔应是楚人发明的。
这时，楚言已经成为夏言(雅言)的一种方言。但与楚字相比，楚言的特色尤为鲜明。楚言夏化是楚人夏化的重要因素，它使楚人的族属变换了。吴人跑到郢都去大闹了一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夏和楚认同了。从此，楚人不再是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蝙蝠”，而已厕身于“诸夏”和“上国”之列了。
（第六节老子与道家
昭惠时代是楚国思想界的早春二月。大约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同时，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子名丘，字仲尼，是鲁籍宋裔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号老聃，是楚籍陈裔人。儒家代表了北方的学术主流，道家代表了南方的学术主流。当时所谓南方，是含淮北在内的。
说老子就是号为老聃的李耳，这还不是全无疑点的定论。春秋战国之际，被称为“老子”的学者不止一位，可能有两位甚至三位：
其一为周守藏室之史李耳，其二为老莱子，其三为周太史儋。司马迁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苦于不易分辨，三者并存之。后人通常以为，著有《老子》其书的老子其人即李耳。
李耳与老莱子，至少有五点相同或相似之处：第一点，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而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第二点，他们都是楚人。老子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第三点，他们都号为“老子”。第四点，孔子对他们都尊之为师。“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第五点，他们都著有道家之书。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李耳与儋，相同或相似之处不下四点：第一点，生存年代都在战国早期。苦县原属陈国，公元前478年才并入楚国，事在孔子去世后一年。李耳若为楚人，则必生存于战国早期，不得见孔子。儋曾谒见秦献公，事在公元前374年———即孔子去世后105年，生前更不得见孔子。第二点，显然同名。李耳字聃，“聃”与“儋”音义俱同。第三点，可能同官。李耳为周守藏室之史，儋为周太史，两职似为一职。第四点，都曾西行入秦，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周本纪》和《秦本纪》以及《庄子·寓言》等。
虽说老子有三位，其实大概只有两位：第一位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全称应即老莱子，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第二位是战国早期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或作“儋”，曾仕于周为太史，其专职为守藏室，发展了老莱子的学说，把老莱子的遗著改写为分作“道”、“德”两篇的《老子》。
老莱子乡贯不明，相传晚年隐居蒙山，其地在今湖北荆门。归隐之前，曾在楚国的北境居住，从而孔子有幸向他请益。战国中期的道家对此尚有近真的传闻，以为老子是南方人。《庄子·庚桑楚》
记庚桑子对南荣趎说：“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从其言，带着干粮上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这个老子既然在南方，那就一定是老莱子了。《庄子·外物》记孔子见老莱子，说是事出偶然：老莱子的一位弟子出门打柴，遇见孔子，回去向老莱子报告，老莱子派这位弟子去把孔子叫来的。《战国策·楚策》记：“或谓黄齐曰：
‘……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太平御览》卷915引《庄子》佚文，记老子赞孔子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以凤喻圣贤，是南方的楚俗。孔子也曾赞老子，喻之为真龙，事见《礼记·天运》。以龙喻圣贤，是北方的夏俗。闻一多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智哉斯言！
儒学和道学，大致说来，前者盛于北方，后者盛于南方。说得更加准确一些则是，前者盛于黄河中下游，后者盛于淮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战国中期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及其弟子，认为道家集中在南方的楚国。《庄子》一书所记有道家思想的人物，除了子虚、乌有之辈而外，几乎全是楚人。据说，楚国的一些农夫也有道家思想，如《庄子·天地》所记子贡在汉阴遇到一位种菜园子的老农，“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建议这位老农改用桔槔以提高工效，不料被这位老农劈头盖脸地指责和嘲笑了一通。这位老农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位老农所讲的，全是道家的理论。当然，这是战国中期的道家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它用夸张的艺术形式显示了道家学说流行于楚国的史实。
楚国本来盛行巫学而兼用杂学，巫学是楚人的传统学术，杂学是指楚人所能搜集和研习的外来学术———即“《书》、《志》、《记》”
等以及南方的周人如随人季梁的学说。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地理和医药等等，有原始的哲学如道学的萌芽，有原始的艺术如诗歌、乐舞和美术，有神话、传说和信史，当然也有巫术、巫技和巫法。除了楚国，还有陈国和宋国也盛行巫学。就宇宙观来说，道学其实导源于巫学。巫学朝着理性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便是道学。促使道学成长的，是楚国变弱为强的历史经验和以寡驭众的社会状况。
《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个太一就是从楚人崇奉的星神太一脱胎换骨而来的，被道家抽象化、理念化，成为宇宙的本体了。
从社会背景来看，《老子》一书痛切地反映了楚国县民的认识和愿望。县民本来不是楚人，他们是在故国沦亡之后才隶于楚籍的，老子也是这样的县民。县民之中，贵族和平民都有。他们深怀黍离之悲，对祸福的倚伏有真切的体验，对鬼神的笃信则容易幻灭。他们希望楚国的君臣少去触动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少去打乱他们原有的生存方式，最好是因其故俗听其自然。《老子》主张管一个大国，要像煎一条小鱼那么细心。人们常说道家出世，这对道家本身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若不遁于野，则必隐于朝，对功名、利禄、珠玉、声色之类无所萦心，对贵贱、进退、得失、荣辱之类无所介怀，只求保全自己的赤子之心。可是，道家的出世并非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对时务和世态并非无所臧否。道家冷眼看世界，但怀着一颗深埋潜藏的热心。他们对弊政的针砭远过于儒家，有时如长歌当哭。《老子》(本书引其原文概用王弼本)第42章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第75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为民和小国请命，但也为君和大国着想。怎么统一起来呢？理想境界是第80章所描述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就要像第19章所讲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老子》的作者当然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们由理想到现实，要求为人君者在上与下、动与静、雄与雌、刚与柔的关系上，甘于处下、尚静、守雌、贵柔。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为”。道家的无为，不是无所可为，而是达到无不可为的最佳方案，如第37章所讲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前提是第49章所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的作者认为，只要实行他们的主张，就会有第19章所讲的“孝慈”，第38章所讲的“忠信”，以及第19章所讲的“民利百倍”。
如果以为道家所讲的全是迂阔、虚幻之谈，那是没有真正认识道家。如果以为道家要历史开倒车，那是铸就了大错。其实，道家所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尽管历朝历代的君臣没有一个完全照道家的学说去做，但还是有一些明君贤臣为政务清静，以无为求有为，而且成效卓著，这就是有限度地实践了道家的学说。
从哲学上说，《老子》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例如第11章说：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58章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63章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36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40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1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第45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78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诸如此类，无不蕴涵着妙理玄机，在《老子》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
《老子》的理论出自所谓“玄览”，即静观、细察、默想、顿悟。
除了类比推理之外，不加论证。这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思维方式，大而言之，也是东方世界的典型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道家独有的，其实儒家也有，只是道家更为玄妙罢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然而富有启发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战国中期以后的状况，大致就是这样。不过，孔子其人和老子其人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而且在理论上有相互渗透之处。老子也讲过要“孝慈”和“忠信”，孔子也讲过要“无为而治”，都是为了救世，道虽不同而可相为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就重儒轻道了，这是古代中国的不幸。
道学站在楚文化鼎盛期的起点上，它是正在迅速发展的楚国社会的批判因素，也是这个社会的促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