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思想家有上面所列的数十人似已够了。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也可依性质分别，那些人做代表，合做几篇传；不过比较的难一些。
（1）经学：郑玄、许慎合。
（2）史学：刘知几、郑樵合。
为什么章学诚不摆在史学家而在思想家呢？因为他的思想确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学的建树还更大，并不是单纯的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却不然，除了史学，别无可讲；史学界又没有比得他俩上的人；所以拿他们做史学家的代表。
（3）科学：秦九韶李冶合。沈括郭守敬合。梅文鼎王锡阐合。
（4）考证学：钱大昕王念孙合。
为什么戴震不在考证学之列呢？因为他的思想很重要，和章学诚相同。
正式的思想界较易举出代表，各种学术可不容易，尤其是自然科学，这里所举的未必都对，将来可以换改。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业家
（1）皇帝：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圣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不统属于一尊，颇难以一传包括，纵使能够，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况且当时没有皇帝？汉高祖虽然创立数百年基础，而政治上的规模完全还是秦始皇这一套，没有专做一传的价值。汉武帝却不同，确是另一个新时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国旧有民族的人，他是合并域外民族，开拓荒远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时代，中华民族，涨到空前的最高潮，实在值得作一篇传，东汉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简直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争时代的略有建树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是五胡同化于中国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扩张中华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独宋代没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只有庸德，无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杰，他伸巨掌横亘欧亚二洲，开世界空前绝后的局面。明太祖恢复中国，清圣祖等开拓蒙回藏。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个时代。
（2）实际的政治家：周公、子产、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司马光合。张居正、曾国藩、胡林翼合。李鸿章、孙文、蔡锷。
周公虽有许多事迹，却不全真，有待考证。但割弃疑伪部分，专取真实部分也可以够做一篇传。《尚书》里有《大诰》、《洛诰》、《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遗政，《诗经》也有些，《仪礼》、《周礼》向来认做周公制定的，其实不然。周代开国的规模还可以从《左传》、《国语》得着些。近来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从甲骨文和东周制度推定某种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们取裁。所以周公的传还可以作，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设施都可归并成一篇。
春秋时代很难找个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这书所载的政治有许多和《左传》不同。但那种贵族政治又不能不有专篇叙述，我说与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产更好。因为子产本身的事迹，《左传》叙的很明白详细；他的虽然是小国的政治领袖，而和各大小国都有很深的关系，又是当时国际间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们很可以借他的传来叙述春秋时代的贵族政治。
从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是中国的一大改变，最初打破贵族政治创造君主专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值得做传。本来，要说君主专制政治的成功，还属李斯，似乎应该替李斯作传，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时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业分给那二篇传。
汉朝真寒俭，没有一个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见一个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业的人，萧何、曹参都只配做李斯的长班，好在有二个伟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稳健政治，简直没有别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两晋、南北朝、隋、唐也没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个，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当时政治的中心。
大概有伟大的皇帝就没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龄、杜如晦总算有点设施，却被唐太宗的光芒盖住，不能做时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来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么，宋朝却刚好相反，皇帝不行，臣下却有很鲜明的两个政党，两党的领袖就是王安石、司马光，所以我们替王安石、司马光作合传，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种特点，思想家只有一王守仁，事业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无名臣，道光以后，有大臣，无英主。曾国藩打平内乱，李鸿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国的酝酿，成立，纷乱，没有几次和孙文无关系。现在孙文虽死，而他所组织的国民党仍旧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归纳在《孙文传》内。中间有一部分和他无关，可以作《蔡锷传》来包括。但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期太短，不十分够。
上面讲的都是关系全局的政治或事业家。此外有些虽不是拿全局活动而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的，如郑成功、张煌言。
二人支挣晚明残局，抵抗外来民族，和后来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替他们做合传包括明清之间的民族竞争。
（3）群众政治运动的领袖：陈东、张溥合。
东汉党锢是群众政治运动的嚆矢，但很难举出代表来，可以放在《陈东张溥合传》前头。陈东代表宋朝，张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现数千年群众的政治运动。
（4）民族向外发展的领袖：张骞班超合。王玄策郑和合。
张、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郑和是下南洋的，关系民族发展甚大。后来无数华侨繁殖国外。东西文化交换无阻，西北拓地数十万方里，都是受他们的赐。此外，如卫青、霍去病、史万岁、李靖的战功本来也值得作传，不过卫、霍可入《汉武帝传》，史、李可入《唐太宗传》，无须另作。
（三）文学家及其他艺术家
最古的文学家应推《诗三百篇》的作者，但我们竟不能找出一个作者的姓名来。战国作《离骚》等篇的屈原，确乎是有名的第一个文学家，但他的事迹不多，真实的尤少。我们为方便起见，不能不勉强的作篇《屈原传》以归纳上古文学。所以
（1）文学：
战国：屈原。
汉赋：司马相如。
三国五言诗：曹植，建安余六子附。
六朝五言诗：陶潜，谢灵运附。
六朝骈文律诗：庚信，徐陵附。
唐诗：李白、杜甫、高适，王维附。
唐诗文：韩愈、柳宗元合。
唐新体诗：白居易。
晚唐近体诗：李商隐、温庭筠。
五代词：南唐后主。
北宋诗、文、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附。
北宋词：柳永、秦观、周邦彦。
北宋女文学家：李清照。
南宋词：辛弃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合。
元明清小说：施耐庵、曹雪芹。
这不过把某种文学到了最高潮的那个人列出表来。做作的时候能不能代表那种文学的全部，尚不可知。临时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这个目录。
（2）艺术家
艺术家很重要，但很难作传。因为文学家遗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给我们的资料，艺术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给我们以资料。这是一层，某种艺术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个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种艺术。这是二层。艺术的派别最繁杂，非对于各种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这是三层。因此，有许多艺术家几乎不能作传，能够作传的也不能独占一专传以代表一种艺术。到了这里，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动手，一人的专传差不多不合体裁。大约要对于艺术很擅长的人，把各个艺术家的作品、事迹，研究得很清楚，以科学的史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手腕，挑剔几十个出色的艺术家，依其类别，做两篇合传，才可以把艺术界的历史描写明白。这样，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内行不可。
上面讲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三大类都是挑剔几十个第一流人物来作传，此外还有许多第二流的。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医学家、绘画家、雕刻家和工艺的创作者，因其不十分伟大的缘故，不能专占一传；因其派别不统属于任何人的缘故，不能附入某传：专传之技术，至此几穷。但我们不妨采用纪传史的儒林传、文苑传、方技传的体裁，搜罗同类的人合成一传，以补专传的缺憾。
像这样，以几十篇专传做主，辅以几十篇合传，去改造郑樵的《通志》，或作成《中国百杰传》，可以比别的体裁都较好。但作得不精严时，也许比《通志》还糟。这个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着，本来想把专传的作法拈出几个原则来讲，却很不容易。现在倒回来，先讲我多年想做的几篇传如何作法，然后也许可以抽出原则来。那几篇传的目录如左：
（一）《孔子传》。
（二）《玄奘传》。
（三）《王安石传》，司马光附。（以下四传略而未讲）
（四）《苏轼传》。
（五）《王守仁传》。
（六）《清圣祖传》。
这几篇的作法各有特点，讲出来很可给大家以一个榜样。现在依照次序，先讲《孔子专传》的作法：
甲 《孔子传》的作法
孔子是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应有极详极真的传，这是不用说的。但我们要作《孔子专传》，比做甚么都难。欧洲方面，有法人Renau作了一本《耶稣基督传》，竟使欧洲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而纠正了许多谬误的思想。中国现在极需要这样一篇《孔子传》。也可以发生同样效果。
许多人的传，很难于找资料；《孔子传》却嫌资料太多，哪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点，便有许多神话附在他身上。中国人物没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话也特别的多。
作《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资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属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学说，属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严格的别择，因为都有神话，都有伪迹。
孔子一身所经的历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记·孔子世家》，不过细细看来，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问。另外，《孔子家语》全记孔子，但是魏晋间伪书。其中采取汉以前的书不少，似乎虽是伪书，不无可取。不过孔子死后不数年便已有种种神话，所以汉以前的书已采神话当实事。若认真替孔子作传，可以作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语》都不可靠。所以关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资料的别择很难。
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录》，把关于孔子的神话和伪迹都一一的剔开，只保留真实可靠的数十事。虽然未免太谨严，或致遗漏真迹，但我们应当如此。只要眼光锐利，真迹被屏的一定少，伪迹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资料，专以《论语》为标准，《左传》、《孟子》有关于孔子的话也相当的择用。这种态度大体很对。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围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宽了。怎么说他太窄呢？因为《论语》以记言为主，很少记事，就是《乡党》篇多记了点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经过。像崔述那样，专靠《论语》，不采他书，实在太缺乏资料了。这种地方，本来也很困难，放宽点范围便会闯乱子，所以崔述宁可缩小范围。譬如《论语》以外，两部《礼记》也记了孔子许多事，到底哪一种可采，哪一种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论语》做标准，看见和《论语》相同或不背谬的便采用，否则完全不要。这样，不免有些真事没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书关于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和《论话》一样看待，还是问题。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数十年而荀子生。论理，孟子、荀子，同是当时大师，同是孔子后学，二人相隔年代并不远，所说的话应该同样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轻《荀子》，《洙泗考信录》取《孟》而弃《荀》，未免主观太重罢。即使以《论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什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不狃，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捡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作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作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作《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力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不狃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了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孔子神话的另一种是法家造出来的。法家刻薄寡恩，闭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对，所以造出孔子杀少正卯一类的故事来。《孔子世家》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说，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亡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饬。”其实孔子摄相是夹谷会齐时做定公的宾相，并不是后人所谓宰相，并没有杀大夫的权限。况且孔子杀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杀华士，子产杀史何，完全一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