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澄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问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人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干；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末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英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我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断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屈。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自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藉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右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途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缘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