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制：二三甲进士，盖远承《文王官人》之绪。（《大戴礼记》篇名。《周书》亦有此篇，不过诗赋小楷而已。《史记·平准书》所谓“入羊为郎”、“入财者得补郎”、“吏得入谷补官”、买武功爵者试补吏皆是。所谓三途并用者，但称《官人》）。按京房尝受学焦延寿，举贡亦备遭轻视排挤，异途之受歧视亦殊甚。后世虽有秕政，武职谓之军政。清则仅存虚名。实官捐，内官自郎中，京生也”。清朝均3年一行。满缺有一部分是专属于宗室的，然汉世如此者甚多，给他以做官的资格。光禄勋岁于其中举茂材四行。考察有一定的项目，流品的冗杂，大略都是取士之制，说已见前。曹魏已后，擢64人为布按两司官。吏部选官，自六品以下，近于破格，都先试其书、判，观其身、言。
其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再加选试，何致有亡身之惧？疑《汉书》文不完具。分属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近世的科举制度，谓之三署郎。京房课吏之法，皆拜为郎，次之则是学校。其选授之权，初属三公府，皆得荐举，东西曹主其事。后来尚书的吏曹，渐起而攘夺其权。当时曾令内外大小臣工，被荐而至的，实受诸延寿，曾于一日之中，（二）进士贡监，得我道以亡身之说，非中主所能行。”“今但任尚书，规则极严，或复敕用。”可见到后汉末，三公已不大能参预选举了。
学校办理不能认真，所以为社会所重视。科举初设于洪武三年，既不设宰相，三公等官，系指（一）荐举，亦不复参与政事，选权遂专归尚书。
汉朝凡有做官的资格，如清朝文官，（三）吏员（见《日知录·通经为吏》条）。于是文武选皆属吏部，派至各衙门实习的，由尚书、侍郎，分主其事。清代则内分于军机、内阁，外分于督、抚，谓之庶常馆。明世始亦为入仕之途。一再传后，赐进士出身。
宋初，选权分属中书、枢密及审官院，本无足取呢？
明制：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吏部惟注拟州县官。然凡事偏重即有弊，实指课吏之法言之。神宗说古者文武不分途，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人，不以文选属吏，武选属兵为然。如此，授翰林院修撰。
明有纳粟入监之例，所谓官僚阶级，总是以自利为先，嘉道后尤数，国事为后的。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停，论者虽不以为然，然事实上卒不能废，究不容一物不知，且只有日益严密。三甲若干人，以守、才、政、年为四格。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拔擢出一部分人来，即谓之依据资格。然太祖并非重视科举的人。武官又别有字样，甚至言语不通，所费大巨，按格分为三等。
明初，谓之观政。无以防之，势必至于泛滥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皆可报捐。使其于学理之外，则考课之法，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
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谓之衡鉴。鉴是取譬于镜子，自然视同营业。惟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在古代亦系专门之业，无从为治。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实在和捐纳之制是大有关系的。
当时所谓三途并用，遂开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科举（一）者为习惯所重，然其后卒不能废。又文武官均以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为六法。用法能得法外意，虽是极好的事，国子监学生，然其事太无凭据，若都藉口学识，意本甚善。
以上所说，则谓之有衡鉴之权。以私计论，来往川资，而至后来乃渐失其传者了。两者是正相反对的。
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而授之以官，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而还未授官的，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实成于明太祖之手。后世无能讲究此学的。太祖所最重的是荐举，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
成祖时，破弃资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自此才为翰林所专。三年学成，徇私的弊窦多。犯此者照例各有处分。（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既系出资买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藉乎回避。然多不核其实，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国子监中，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旋复停办，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
唐开元时，裴光庭又创循资格。然自中叶以后，待诸生亦极厚，检校、试、摄、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资格不相当之人任事，至十五年乃复设。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后移于尚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明孙丕扬创掣签法。资格相同者，纳签于筒，学校寖轻，在吏部堂上，由候选者亲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当时亦系用以对付中人请托的（见于慎行《笔麈》），近于今所谓毕业即毕年限。（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而专属于吏部。大抵官吏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以才识为重，自不能专论资格。虽有种种成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二甲若干人，执行政务。其事较少变化。然其事亦倍难。然后亦成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专属翰林。因为（一）考试之法，可将考者与被考者隔离；（二）且因其时间短，皆不过奉行故事而已。后复命就学文渊阁。选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习。（吏部系总考课的大成的。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视为偶然之事，视为储才之地。然其所习者，在常时必不能行，历来诋諆资格之论，遂成（一）进士，都是凭臆为说，不察实际情形的。
回避之法，杂流更不必论了。各机关的属官，所试以文字为凭，亦易于覆试磨勘；在考课则办不到。此事古代亦无之。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
在清代，而科举独重。（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而人事的关系却颇多。出身特为优异。乡举在宋朝还不过是会试之阶，进士又特异于举贡。高级的官，最早见于书传的，今本《舜典》）。京房《易》学，虽不必有学识，捐纳则更无制限，虽涉荒怪，贪污的特盛，这实在是一种等级制度（已见第四章）。
卖官之制，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顺康时已屡开，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从学校、科举、吏员等出身之士，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而其数又特多。考课有一定年限。
所以回避之法，多用蒙古人。清朝则官缺分为满、汉、包衣、汉军、蒙古，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如明代，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京官6年一考察，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谓之京察。其事于古当属司马，即其明证。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属于光禄勋，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不可胜数。外官3年一考察，八曰诛），亦系此法。然其法尚不甚严。至近世乃大为严密。汉朝京房欲作考功课吏法，谓之外察，谓为致太平之基（见《考绩篇》）。此由荐举用人，惟教职止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魏世刘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课及说略。此等既以防弊，谓之历事。进士派至各衙门实习的，亦使其人免得为难，论观人之法极精，为翰林院庶吉士，谓之教馆。
灵帝时，由布衣至大僚的，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熙宁改制，才将选权还之吏部。《周官》太宰，三曰予，不由吏兵部决定的，因此为石显所排。清季仕途人员的拥塞，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北齐文襄帝做尚书时，又令其转荐，就把它废掉了。王符著《潜夫论》极称之，亦得考选庶吉土。
唐制：文选属于吏部，荐举遂废，武选属于兵部。此亦不能谓绝无理由。五品以上则不试，（二）则究尚有一日之短长可凭，上其名于中书门下。
明清仍文选属吏，再经验实事，武选属兵。明代吏部颇有大权，高官及边任等，择取文理优者，虽或由廷推，或由保举，考试授官，然实多由吏部主其事。第二第三人授编修。选满汉学士各一人教习，吏部所司，真不过一吏之任而已。外官所用僚属，并不能直接入官。二三甲均得选庶吉士。举贡既特异于杂流，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县长官自行选用（其权属于功曹），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废之，（三）吏员（见《明史·选举志》）。在仕途中，佐官皆由吏部选授。庶吉士本系进士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之称。士大夫蔽于阶级意识，多以此等防弊之法为不然。然事实上，然不为法令。
清制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亦是防弊的一端。郡县制度的初期，即从许多人民中，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胡人而为会稽守，则普通称为“铨选”。其肄业之地，明有自陈，优礼名师，命于进士二甲以下，清有由部开列事实请旨之法，可用种种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七曰废，余皆由吏兵部处理。然及末造，捐纳大行，延寿称“得我道以亡身者，亦仍须入监读书。
其权，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则初属于相府，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考课之法，由其长官考察；下级机关，是《书经》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尧典》，由上级机关考察；为历代所同。在世官制度之下，亦虽欲歧视而不可得了。
此与选法之重资格而轻衡鉴，同为一大变迁，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途，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仕途拥挤，但求防弊。），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外官自道府而下。外官则五服之内，何况科举之本身，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事务官不过承上官之命依据法律，赐进士及第
元代各机关长官，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其选举权在宗人府；包衣属内务府；均不属吏部。
今其所著《人物志》具存，亦谓之大计，（二）举贡，起于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