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第一部兵制专著是南宋陈傅良的《历代兵制》。
● 全书约四万余字，对历代兵制作了较详细的评述，同时阐明了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
● 《历代兵制》批评了宋代将弱兵骄，兵多而制烦的弊端，提出了贯彻兵要少而至精的主张。
兵制即指古代的军事制度，它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事指挥系统、军队编制、动员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培养制度、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制度、军队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等项内容。
兵制的状况一般说来是要受到生产力水平、民族文化特色、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的。兵制按道理是应该合乎战争需要的，但事实上又往往不是那么回事，有时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建立的兵制，虽然很不合乎战争需要，但却长时期不能改进，比如北宋的情况就是如此。兵制的优劣好坏、适合战争的程度往往会对战争进程产生巨大的作用。应该说，虽然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了兵制的这种“独立意志”，但在南宋以前，专门研究兵制的兵家著述仍不多见，而对兵制改革的见解多散见于各色政论当中。历代正史，也无兵志一栏，有关兵制的资料列入“职官志”，把兵制看成政治制度的附庸。
宋代以来，兵制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欧阳修等修《新唐书》，首创“兵志”，专门记载兵制设置及兴废沿革。南宋初年王錳编修《祖宗兵制》，而后，南宋的陈傅良潜心研究历代兵制，写出了第一部兵制通史《历代兵制》。从此，兵家著述中又多了一个门类--兵制研究。
《历代兵制》--制度的魅力
《历代兵制》的作者陈傅良，以止斋先生名于世，为南宋的通学硕儒，重“经世致用”，好在“实学”上下功夫，{历代兵制》就是反映他这思想的力作。
《在代兵制》全书共八卷，按朝代记述自西周至北宋的兵制沿革。其中关于西周的乡遂井田兵农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地方兵制，随唐的府兵制，北宋的禁军、厢兵、藩兵制等记叙尤其详尽。内容涉及兵种设立、军队建制、兵员数额、将校设置、兵员征集、兵赋徭役、军功爵赏、军费开支等项，其中对北宋兵制论述尤其详尽。系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研究兵制的兵家著述。
兵制变革的启示
《历代兵制》的作者陈傅良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古往今来制制沿革兴废的历史考察，揭示当世兵制之流弊，也提供兵制改革的借鉴，不过是借古人说自己要说的话。
作者最为推崇的是西汉兵制。西汉兵制象一根哑铃，两头重，中间轻，分成京师兵，郡国兵和边防兵三种，京师兵由京师禁卫军南军和北军组成，各有精兵数万，素质好，装备精良，待遇优于他军，南北军对巩固汉朝统治、敉平叛乱，镇慑四方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周勃、陈平平定诸吕作乱，主要依靠北军之力，而平定“七国之乱”，北军也曾以主力参战。南北军在组织上互不统属，其兵力来源不同，北军来自京师附近的三辅，而南军则来自郡国。用意就是相互牵制，以防微杜渐。
哑铃的另一头是边防兵。边防兵兵多将广，一般都在几十万之数，其兵力大大超过内地兵员。边防兵一般由边境郡太守执掌统属，其特点是，一、设有固定的常备兵，人数常有定额，不能空缺；二、边郡以军事为主，太守的任务就是保卫边防；三、太守就是主将。有事可随机应变，自行决定兵马的调动。但是，边境兵虽多，却不大可能称兵叛乱，因为汉代边境郡数较多，每郡都直属于中央，兵虽多，分到各郡名下就不多了，加上边境郡无经济实力，不易形成割据势力。
夹在边境兵和京师兵之间的是郡国兵，西初诸侯国曾据兵反叛，但后屡红削弱，郡国兵已经成为实际上京师与边境兵的补充和后备力量，郡国兵虽由太守统领，却无发兵权。发兵权在中央，发兵时皇帝遣使会合兵符才行，无符发兵就算谋反。
这样一种兵制，确如作者所赞叹的那样，认为兵制可以称道的只有汉世，重兵尽在京师与边境有强干弱枝之妙，而且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边境兵将帅可以自由处置，方便了卫边军事，不致受京师瞎指挥的干预，但无经济实力又不能彼此联合形成气候，结果有捍边之实效无反叛之可能。内地郡国兵有经济实力，但兵微将寡且无发兵之权，只能作为补充其兵。再加上京师精锐之师的镇慑，整个兵制体系是显得相当合理。
作者对唐代的府兵制也青睐有加。唐代实际上是袭承隋制，加以完善而成的一种名为“寓兵于农”的兵制。将全国分地区划为六百多个折冲府，每府按管辖兵员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军府与州县相应。农民在平日分由保、闾、族、、县、州管理，每保五户，以一户两丁计，乃为十丁，经过战验，由十人中征二人为府兵，服役期为二十年左右，府兵服役后不脱离本乡土、户籍、田地、掺杂于农户之中，农忙种田，农闲习武，只有在轮值（上番）戍边或宿卫京师以及检阅时，才脱离农活去过一段军队生活。所以府兵的装备一般由农户自备，由军府按标准统一掌握，装备除军械外还有农具。
府兵无内外、京师边境兵之分，而由府兵入京宿卫。府兵的管理由军府执行，而州县地方官也有监督之责，军府之组织系统为折冲府--团--旅--队--火。上府辖六团，中府五团，下府四团，每团二百人；每团辖两旅，每旅百人；每旅两队，每队五十人；每队五火，每火十人。队以上军官由朝廷选派，火长则由府兵中选拔。府之上还有卫，但只是管理机构，无调兵之权，加之所辖军府彼此交错，更无从形成割据之势。各军府轮流上番，承担了戍卫京师及边境之责。如边境有警，朝廷欲派大军出征，则抽调苦干府之兵力，组成军队，由朝廷统一派人指挥。
毋庸置疑，府兵制无疑是农耕社会比较理想的兵制，如《历代兵制》作者所称赞的那样，府兵制，平日无事就在家种田，任务无非是轮流承担戍边与宿卫京师之责。若四方有一事，则由朝廷选择将领带兵出征；事情完了则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农夫不失其业；而将帅也无握兵专擅之弊，因此能够防微杜渐，消弥祸乱于萌芽状态。自井田制废除以来，兵制之善莫过于此。
但是，作者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他不知道府兵制虽好，但必须建立在独立小农户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基础上，一旦兼并复起，小农瓦解，府兵制也就生存不下去了。另外，在冷兵器时代，当军事专门化化程度不高时，府兵制是适宜的，一旦军事专门化技术要求高了，而府兵管理训练又跟不上的时候，府兵制也就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了。这也正是唐朝后期府后制瓦解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种兵民合一的兵制，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游牧民可能合适的时间较长，但于农耕民族却受到土地状况的局限。作者不明此理，一味感慨后人不能遵行此制，实在有些迂腐。
《历代兵制》花费笔黑最多的，还是北宋兵制。据考证，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摘自于王蛭的《祖宗兵制）序，但也有他自己研究的心得。
宋代兵制可以说是最不适宜战争的一种兵制。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藩镇之乱，五代骄兵悍将之弊，将军队分为禁卫军与地方军，使禁军既精锐，人数又多。又将藩镇废除，节度使化为虚衔，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筹划军事，有调兵之权，三衙平时管理军队，而战时则临时指派的将领领队出征，出征将帅必须按枢密院筹划好的方略与阵图作战，毫无战场随机指挥权。显然，这种兵制对于防止武人割据叛乱是十分有效的，但却极不合适战争的需要。因此北宋在对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作为补救，宋朝只好借助于军队的扩充来应付局面，从而导致军队的极度膨胀，因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恶性循环，以致冗官与冗兵成为北宋积弱积贫的两大害源。
对于北宋兵制，《历代兵制》的作者大有微词，但却放过了始作俑者赵匡胤，认为宋初军事尚可，而赵匡胤改制的好处在于能有效地克服五代之弊。作者认为在宋太祖的时代，宋军虽少但尽为精锐之师。但是到了真宗时代，兵员猛增，以后就象上升的火箭，一个劲地往上窜，军队名目不仅有禁兵、厢兵、还有招募羌人组成的蕃兵，和杂牌地方部队的士兵，而且军队并不专用于战阵，干什么都有，负责漕运挽舟拉纤者是兵，服工役盖房子的是兵，挖沟修堤者是兵，伺候人的也是兵，养马放牧的也是兵，什么也不干白吃的还是兵。作者认为，历史上兵没有这么多过，也没有这么滥过，如果按这个比例养兵，那么每十户农家就要供养一兵，十亩田地就要供给一兵吃食，再加上各种浮费，那么兵费负担就将国家和人民拖垮了。国家养了这么多兵，而这些兵大多既无训练又无士气，上阵辄败，国家安能不危亡？”
当然，作者把批评的大棒打在冗兵身上无疑是对的。宋太祖时，全国兵员37万余，禁军占一半以上，而太宗时就翻了一番，达到66万余，禁军仍占半数以上，但战斗力反不如从前。到了宋真宗时，兵员增至百万，此后就居高不下，最高记录达140余万。其战斗力却每况愈下，仗愈打愈糟，国家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军费，一方面又要献出大批的岁贡给战败自己的敌手。但是作者似乎忘记了，造成冗兵之害的不是冗兵本身，而是那个在战争面前破了脚的兵制，宋太祖时为害不大，因为那时兵精且少，宋太祖本人又是熟悉战阵的战将，将权收到他一人身上也指挥得来。到了后来皇帝越来越蠢，权力却依旧集在他身上，毛病就日益明显了。
兵制思想
东傅良作《历代兵制》并非单纯地就史论史，就制言制，他是有所寄托而为之的，这个寄托就是他理想中的兵制。
我们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兵制就是西周的乡遂井田制兵农合一制。当然，作者也深知，井田制是不可求而复得了，因而西周兵制也就不可复见于中土，退而求其次则为唐代的府兵制。府兵制的特点就是国家省力省费，不失农时，不误农工，而急用之时有“全民皆兵”之势，兵少至于无形，兵多遂及遍野。对这种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兵制的向往、并不止于陈傅良一人，很多人都把这种兵制与均平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幅由均平到太平的乌托邦图画。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暮气日沉，府兵制也只能是昨日黄花，不管陈傅良辈的士大夫有多少惋惜。
其次，陈傅良对军队在国家政治的位置也有清醒的认识。东汉渐改前政，郡国兵坐大，遂成内轻外重之势，最终丧送了王朝，皇帝成了地方军阀手中的玩偶。有鉴于此，陈傅良意识到，政治的内外轻重的关键在于军队，谁能切实掌握军队控制权，谁就握有政治的主动权。所以国家要把兵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不可轻假于人。
其三，陈傅良认为兵制应该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举国之兵应该达到一种内外平衡的均势。内重外轻，无以御侮；外重内轻，象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那样，又易招致叛逆。所以两者孰轻都不好。
其四，陈傅良反对诸王握有兵权的分封制，因为这样容易使他们生出觊觎皇位之心，导致叛逆，西汉初的诸王乱，而郡县不叛，遂得以叛平，而西晋诸金齐乱，遂至亡国。
其五，陈傅良痛恨冗兵冗官，主张精兵简政。兵要少，但要精，这样才能使国家财政走向良性循环，不至于因军费负担而致破产。国家政治也真能济军人之利，有一兵就有一兵之用。
其六，在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方面，作者主张一切从严，严格训练方出精兵，严格管理则不出乱兵。要确立管理制度及管理者的威严，凡制度号令使人不敢轻慢。要赏罚严明，以激励士气，惩罚叛逆，使军人遵守法度，唯知听令向前。
《太平军目》与《太平条规》--农民的创造
《太平军目》与《太平条规》是太平天国颁行的有关兵制的兵书。虽然其文献意义远大于著作意义，但是却能反映出一种与正统的军旅生涯不同的军队面貌。历代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番军事天地，可惜的是，历代兵家著述很少有反映他们战争实迹的，偶然提到的也只是站在反而探讨如何剿灭之。这两部太平天国的兵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得以一窥这种非常态军事天地。好在众所公认太平天国是历代农民起义中组织最完备，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这样我们的缺憾还能少一些，虽是以管窥豹，却仍能看见些真实的东西。
《太平军目》
《太平军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总记各级编制人数，旗帜尺寸，后一部分记载各级编制序列的称号。
太平天国的建军是采用《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六级编制。《太平军目》详细规定了各级编制所辖人数和所用旗号尺寸，从而便于分辨和指挥。
太平军制的最基本单位是伍，伍设伍长，辖四个士兵，无旗帜；伍之上是两，两设两司马，两辖五个伍，共管25人，旗帜为长宽二尺五寸规格；两上为卒，卒有卒长，一卒辖四个两，管104年，旗帜为三尺规格；卒上为旅，旅设旅帅，下辖五卒，有兵525人，旗帜为三尺五寸；旅上为师，师设师帅，辖五旅，有兵2625人，旗帜为四尺；师上有军，军设军帅，辖五师，有兵13125人，旗帜四尺五寸。除此而外，监军旗帜规格为五尺，总制为五尺五寸，日干侍卫为六尺，日令侍卫六尺，指挥为六尺五寸，检点为七尺，丞相为七五寸，丞相以下旗帜为三角形。再往上，翼王旗帜为八尺，内写“太平左军主将翼王石”，副军师二，旗帜皆八尺五寸，正军师二，旗帜为九尺，军师以下旗帜为四方形。
【第二部分讲编制指挥系统及各种称号。
太平军无论平时战时，均以军作为最高建制单位，也就是说调兵与编组一般以军为基础。军帅负责平时的训练以及行军、结营、扎塞诸项事务，作战时另以监军调度指挥，每军还有职同官（典官）35人，等于负责后勤、军械、医疗、军法的参谋人员。所以在军帅、监军及参谋部之上设总制统领。实际上，总制才是军的最高领导人。军之下有师，有时习惯上也称营，每军各师分前、后、左、右、中营，即前营师帅，后营师帅等。每师也按前、后、左、右、中区分，称前营前旅，前营后旅等。旅所辖五卒，则依次称为前营一卒长，前营二卒长等。卒所辖两按东、西、南、北区分，如前营前--东两司马，前营前一西两司马等。两司马所辖伍长，则以代号为分别，如东两司马所辖五伍，东雄猛伍长。即东刚强伍长，东勇敢伍长，东雄猛伍长，东果毅伍长，东威武伍长。伍长所辖四个兵卒也有称号，如东刚强伍长所辖兵卒名为东刚强冲锋伍卒，东刚强破敌武卒，东刚强制胜武卒，东刚强奏捷伍卒。从《太平军目）可以看出，太平军的编制基本上是五进制，基本单位虽细小，但比较灵活，只要伍长，两司马，卒长等下级官佐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从战争实践来看，太平兵制有编组严密，号令分别，便于指挥的特点，无怪乎其前能取得如此大的军事成就。
但是太平军制也有它的弱点，就是编制层次多，而且逐级有自己的旗号，初期尚有组织严密指挥便利之利，后来随着物质的丰盈，队伍的扩大，则开始滋长讲排场的情绪，各级滥配属员，广列旗牌手，战斗兵员反而减少。不能不说，太平军制已经留出了日后变质的空隙。
《太平条规》
《太平条规》是太平天国有关纪律制度的兵书。如果说《太平军目》还有模仿《周礼》的痕迹的话，那么《太平条规卫则基本上是一种造反农民的创造。
《太平条规》由《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两部分组成。前者规定了太平军平时的纪律，后者则为行军与作战时的纪律。
《定营规条十要》一共十条纪律：(1)要恪遵天令。(2)要熟知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3)要炼好心肠，不得吸烟、饮酒，公心和傩（注：和傩是广西平南方言，意为共同商量，双方同意）。毋得包弊（庇）徇情，顺下逆上。(4)要同心合力，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首饰。(5)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6)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7)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8)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9)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10)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行营条规》“十令”
(1)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
(2)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
(3)令内外官后各回避道傍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人御舆宫妃马轿中间。
(4)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
(5)令军兵男，妇不得人乡选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抄）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
(6)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
(7)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耽阻行程，务要前后联络，不得脱徒。
(8)令不得林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及民房。
(9)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
(10)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综合这二十条军纪，可以得出这几条结论：
一、太平军对民众的关切程度较高，民众纪律较为严格。行军作战纪律十条中就有六条涉及民众纪律，而且规定十分慎细，连不许在路及民房出恭都写上了，可谓对民众体贴入微，十分顾及民众的情绪及反应。这说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确是农民自己的队伍，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作战的。当然，太平天国后期由于队伍混乱，大批匪类渗入，以致杀掳焚淫之事时有所闻，《条规》形同具文，这时天国的命运也就不问可知了。
二、太平军对天国礼制，即他们制定的等级秩序及相应礼数十分在意。太平天国不仅制定了等级森严，礼法繁复的礼制，而且还在军规条例中强令官兵遵行诵习。这说明，太平天国的农民对等级排场与礼数是十分欣赏的。农民心中的等级观念和皇权主义之强固，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农民造反绝非推翻封建制度，打倒皇权，而是要建立一个对他们来说好一些的等级制度，以便更畅快地三呼万岁。
三、太平军早期生活中充满一种禁欲主义气息，而在太平军军规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定营规条中就规定男女别营而居，不得授受相亲，不得吸烟饮酒等。这种禁欲主义对于军旅生涯在一定程度上有好处，但将这推而广之，制度化、法规化无疑是有害的，而且也不可能真心实行，反而损坏了法规军纪的严肃性。最不可理解的是这种禁欲主义只禁下不禁上，广大官兵男女别居，而诸王则妻子妾成群，从长远来看，有损于天国的事业。
四、太平军的军纪也反映了天国早期生活中军事共产主义的事实，具有一般农民起义的性质，如缴获公有，不得私藏金银等项规定。
五、太平军军规还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基督教色彩。应该说，比起太平天国其他文献来，军规中的这种色彩并不浓。说明太平天国既把基督教某些教义用作鼓舞人心的手段，同时在战争中又不过分强调自己的宗教色彩，以适应广大原本对教义并无所知的参加者。
六、除了以上等项，太平军军规也有一般军队规中的共性内容，比如服从命令听指挥，平时搞好战备，战时英勇杀敌之类。这些内容，只要是军队，都要强调，这是由战争自身决定了的。
可以说，太平军军规，既反映出一般军队的共性以及一般农民起义的军队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