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可以看出，大慈寺周围的吃（小吃、正餐）和住的地方都相当多，且有各种品位和档次的选择。倘使没有相当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没有稳定而旺盛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竞争出这么多的花样，有这么多选择的。小吃多，是满足大慈寺周围商家里的一般工作人员的饮食需要，价廉而实惠；而“大嚼餐馆”则是公司领导层和各种社会名流进行商务洽谈或者诸种应酬的去处，这些地方高档名贵，很有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菜馆之多，似乎并不亚于今日之成都，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及人们的趋新程度。当然，还有一点是当时成都作为抗战后方，来了全国各地的人，带来了饮食上的新需要新融合。
事实上，就是1909年傅崇矩所出的《成都通览》中说，东门有赤贫者住的鸡毛店，而东大街、西大街的客栈商号住者甚多。“若官店，则以打金街、青石桥、华兴街、棉花街、水花街、湖广馆街为佳。”傅崇矩还特别提到彼时主管成都市政的周孝怀的善政，即注意客栈的卫生、通风等的改善。每一处的客栈要求不一样，棉花街、青石桥的店允许卖唱者进店为客人演唱解闷，而东大街之店则不准骚扰客人。1909年古大慈寺周围可住的官店：棉花街有高升店、联升店、天源店；湖广馆街有天禄店、会昌店；总府街有悦来旅店；华兴街有明源店；东大街裕成店、天恩店。这天恩店是如今住在我们院子里的车辐老自家的旧产，也算是有缘，在车老尚未出生前已是成都名店了。1943年住的地方也相当多，不仅因为大慈寺周围特别是春熙路一带，是非常繁华的市区，更兼牛市口到东大街一带，就是从川东方向到成都来的必经之地，很多人都会下榻在附近一带，所以，彼时的旅馆业比今日的大慈寺周围还更为繁荣。
商业公会的存在和职业工会的建立，普遍体现出一个地区的商业情形。商业公会反映出雇主（资方）的影响力，而职业工会也展示了雇工（劳方）不容忽视的权力和博弈能力。我们从下面所罗列的职业工会和商业公会的资料，可以解读出一些基本的信息。资方力量在古大慈寺周围的力量强大，而劳方相对较弱，这毋庸多言。因为资方势力强大，要在易于联系的要冲设置自己的同业公会，以便解决更多的业务往来和商业纠纷。而劳方势力相对较弱，他们没有能力把这样寸土寸金之地拿来作为自己职业工会所在地，职业工会的成立者都非富有的老板，而是劳方中比较有谈判能力和斗争经验者。有趣的是，连擦钉鞋都有职业工会，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商业自治水平和民众权利意识有多么高。
各职业工会5家：京果业职业工会（吴平川、棉花街口王者香）、饭食业职业工会（张银武、下东大街杏帘）、影院技工业职业工会（邹晰楷、藩署街13号）、派报业职业工会（黄肇继、华兴街复兴茶社）、擦钉鞋业职业工会（杨铭，棉花街2号）。
商业各业公会32家：钱兴商业同业公会（陈益廷、西东大街21号、福川银行）、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张屏翰、春熙路、商务印书馆）、百货商业同业公会（王子华，春熙北路、益大），银楼商业同业公会（李松儒、总府街38号、天凤银楼）、金店商业同业公会（姚仁山，春熙路，祥兴隆）、印刷商业同业公会（唐子桢，梓潼桥街60号，维新印刷局）、修造人力车商业同业公会（王为本，梓潼桥正街，胜利）、面粉商业同业公会（艾冰台，梓潼桥正街，麦兴面庄）、棉纱花商业同业公会（林竹村，上东大街98号，新和祥）、丝商业同业公会（林竹村，上东大街98号，新和祥）、面食商业同业公会（张银武、下东大街106号、玉成号）、制革商业同业公会（刘自庆，总府街131号，永川）、屠宰商业同业公会（王次光、湖广馆街，龙记）、茶业商业同业公会（曾子钦，三圣街94号、恒升永）、木器商业同业公会（刘文华，书院西街20号，同兴公）、西药商业同业公会（傅文翰、中东大街75号，华西药房）、香货商业同业公会（上东大街91号、玉槐轩）、烟草商业同业公会（何伯英、武城大街、翁丰隆）、生绸工业同业公会（漆德全，下北打金街46号，德全机房）、绫纱工业同业公会（谢尚章、南纱帽街6号，洪发）、丝轻工业同业公会（张永和、天涯石南街78号，永和号）、刺绣工业同业公会（崔廷文、科甲巷20号、裕丰仁）、瓷器商业同业公会（魏子强、北打金街、福泰）、影戏院食品商业同业公会（吴永聪、总府街智育）、纸烟商业同业公会（刘集臣、总府街88号、同德商号）、运输商行商业同业公会（段呈祥、上东大街79号、德合公运商行）、石器商业同业公会（傅青云、西糠市街12号、傅清盛）、照相商业同业公会（向敏堃、春熙北段、东亚相馆）、军装商业同业公会（李达卿、总府街106号、新茂通）、川产丝织品商业同业公会（廖文长、春熙南路35号、世昌）、染织业工业同业公会（王慎斋、春熙西路8号、佰林）、纸张产制商业同业公会（冯肇壁、中北打金街24号、玉森公）。
在古慈寺周围的同业公会，竟达32家之多，出现的频密度相当高，同时也囊括了很多种商业领域，甚至有军装商业同业公会，这说明军装的买卖在彼时也许是当做一种市场商品来经营的，这倒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至是因为商家及同业公会频密，才使成都比较有名的23家银行，有8家在春熙路、华兴街、总府街经营，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再一次证明大慈寺周围作为商业中心的魅力之所在。
夜市
成都的夜市起于何时何地，至今未有定论与详考。汉代的老百姓为了晚上能点灯织点布，因消防做得不到位，酿成了火灾，被当局一禁了之。后来只有等廉叔度这样的能吏来了过后，才放开了一禁了之的粗暴简单的做法。廉叔度要求大家做好防火措施，同时政府也加强疏导管理，做好消防工作，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使得民众给他赞歌：“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日无襦今五袴。”四川地区说某人显摆——五条裤儿重起穿——的言子，其渊源大抵来自此处。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体力劳动的重活多，人们为求得一饭之饱，所耗费的身体能量是相当高的。一到天黑吃饭了便上床休息，是我小时看到的农村常情。但农闲时就存在许多没法打发的时间，家庭主妇需要点灯夜织粗布、纳鞋子、补衣服，而男性则要打草墩、做竹篾器、做藤编等手工艺，来补贴家用，但这一切都需要照明用的油。油的贵重自不必说，连我小时想就着煤油灯读书都是件奢侈的事，那么作为古代成都人来讲，何能例外？
农业社会的漫漫长夜怎么打发，的确是个问题。而夜市在成都起于何时，现在似乎尚无确考。但从地名上来看，成都夜晚的公共照明至少在清代已成为官方、自治团体、社区人群共同关注的事情。比如上南大街头的天灯巷就南接上南大街北口，北接忠教巷南口，因与内姜街附近的天灯巷重名，而改为南灯巷。内姜街附近的天灯巷准确位置东接富德里，西接鼓楼洞，据说因街北有高竿，上有照明灯，俗名天灯，因此而得名。高竿照明相当于现在的路灯，是一种公共产品，可能因其惠及的只是附近居民，故照明费用（竖杆、吊灯等的维护，油费和照管者的费用）由天灯巷附近的几条街道的民众共同承担。
除了叫天灯巷的地方外，有些地方虽不以此命名，但实际上充当着天灯巷夜晚照明的作用。大慈寺附近有条义学巷，南接红石柱横街东口，北至中东大街东口，它因有人施舍办不收钱的义学而著名。在这条巷子的东边有竖指禅院，有庵名竖指庵，此处亦有天灯通夜照明。为什么在这里照明，一可能是便于义学学生进出，二可能是寺院点天灯以惠民。漫漫长夜有照明器具，就是对黑夜的切割和抵挡，使人们可以利用夜晚做更多有益的事。夜市当然不可能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仰赖大自然的恩赐如月亮照耀来完成，因为月亮照明完全是“看天起市”，这对形成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相对固定的市场并不利。
现有的资料表明，成都在唐宋即有夜市，只是怎么样解决夜市的照明问题，没有十足的第一手材料。这也不能完全怪古人不注重生活细节，要怪也只能怪我们的教育把生活细节看得非常轻乃至贱的理念。我曾说过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书，因资料仅限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癸辛杂识》等少数书籍，致使其书名应改为《蒙元入侵前夜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是谢和耐治汉学不努力，不是他搜集资料不勤，而是因为他遍读历史，除了看到帝王起居注，就很少能看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记录，只是偶尔在文人的史料笔记里幸运地能找到一点。这样的尴尬不只是谢和耐面对南宋杭州城时才有，我在研读成都城市史的资料时，也面临夜市资料比较匮乏的窘境。
成都的夜市从唐宋开始，并不仅仅因有民众的需求。民众需求的事比较多，但要解决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投入与产出的衡量。换言之，唐宋成都经济繁荣，夜市也可以创造更多的税收，使官方有财力来解决用灯笼照明（风雨灯、马灯、油壶等）的问题。要么由夜市的组织者谋求官方的认可，采取管理自治的形式，让经营者来共同承担相应的照明费用，便利消费者，使夜市得以正常运营。宋人祝穆的《方舆览胜》载关于成都夜市的诗：“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锦江是府南河的总称，其夜市具体指哪个位置尚不能确定，但连三鼓已是深夜无疑，勤奋好学的学生们这么晚了也还在挑灯夜读，可见民众的夜生活已不至于太枯燥。著名诗人陆游和范成大由于在成都生活过，因此有咏成都夜市的诗作，前者有咏：“明河七夕后，倦马五门前。小市灯初闹，高楼鼓已传。”（陆游《七月八日马上作》）后者有云：“东郭风喧三鼓市，西城石汹二江涛。”（范成大《前堂观月》）当然陆、范两人咏夜市的诗作，我们不能准确定其所咏之地就是指大慈寺，但可以想见大慈寺的夜市，在唐宋一定是不遑他让的。
那么大慈寺夜市，是何种情形呢？宋代成都的领导人（太守）田况不仅带领成都老百姓吃喝玩乐，而且专门赋诗赞颂大慈寺夜市的盛况：
“万里银满贯紫虚，桥边螭辔待星姝。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遍得无。”（《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每年七夕，大慈寺的夜晚，人山人海，灯火辉煌，场面壮观。大家都向织女乞得一双巧手，对月穿针的游戏玩得很起劲，但若是大家所乞都能实现的话，那织女忙得过来吗？灵恩会遍施每一位乞巧者吗？盛况的描摹和冷静的议论，形成了比较到位的反差。
乞巧节在大慈寺宴请同僚，观夜市，是唐宋两朝成都从政者的保留节目。元代费著著录宋时盛况：“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岁华纪丽谱》）这种根本不避嫌的公款吃喝，在成都居然没听到批评的声音——或许有批评但没能保留下来——实因顺应民风民情所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种用公款吃喝的奢靡风气，官方更害怕如此风气把成都民众的道德给败坏了。于是有人批评田况，“其帅府监司，七夕率皆登历宴饮，无复忌惮，吏民聚观，不可以训”（《宋会要辑稿·刑法》）。不要小看这几句，是非常严重的道德指控：一是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二是成员从不缺席——“率皆”；三是公款吃喝到居然不怕民众看见的地步，吏民混杂，形同非法聚会，肆无忌惮，伤风败德，一至于斯！只差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但田况所作所为只是顺应民情，虽然言官批评得厉害了些，但终究并没有被治罪。宋朝虽很讲礼法，但毕竟不那么苛酷。
大慈寺历经战乱，元、明及清朝前半期的毁损情况非常严重，不知夜市尚存否？但在道咸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乱以后，江南不少阀阅之家进入四川，给四川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复兴的迹象。特别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聘请王闿运做尊经书院山长长达十年之久，为四川近现代文化的勃兴立下殊勋。与此同时，近现代商业和各地场镇的兴起，给四川的民众带来了不少的机会。大慈寺周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夜市的兴起也可谓顺理成章。近人徐心余曾在《蜀游闻见录》里提及清末成都夜市的情形时说道：“虽无大宗交易，而每夜银钱出入，尚有千余金。”可见夜市对成都人的生活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里说：“夜市在东大街、西大街，上自城守衙门起，下至盐市口，百物萃集，游人众多。”从这路段来看，是从古大慈寺周围的路段扩张开来，但离此并不远。所卖物品分别为饮食、古玩字画、鲜花玩具、洋货杂器、旧书冠帽等，从“黄昏时起，二更后散”。接着扩张到走马街、青石桥、东御街口。夜市虽然繁荣，但假冒伪劣者也不少。30多年后，1943年周芷颖编的《新成都》提到夜市的大致区域，亦与傅崇矩所言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增益。说到饮食，周芷颖说得更具体，诸如有棒棒鸡（城守东大街，无招牌）、水饺子、抄手面、牛肉饭、汤饭、牛肉饼、烧红苕等。夜市扩张的地区有春熙路、商业场。1949年后至1979年，夜市几乎消失。20世纪80年代开始，春熙路、青年路等地又有了夜市，如今夜晚做买卖几乎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初就是在今天的大慈寺内，由于彼时尚属成都市博物馆的地盘，也有摆地摊做旧书生意、卖字画的小商小贩出入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