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家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行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为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赂买、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财阀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限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此地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足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
(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琐屑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瑰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惰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销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御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的“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出境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税关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新近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彻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止。至于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厄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这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其实假设大多数人能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缜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初刊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二、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