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报纸，读到一篇谈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把“马上”、“枕上”、“厕上”的零星时间，用于学习和写文章的事。这篇短文颇启发人，它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加紧工作。
使用“三上”，是一条充分利用时间的宝贵经验。然而，作为学习来说，尤其是作为读书和写作来说，仍然是很不够的，有必要进一步作些介绍。由此，在我的脑海里，从“三上”联想起“三到”、“三多”和“三性”……
先说“三到”。宋朝的朱熹在《训学斋规》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那时候，读书要琅琅有声，讲究背诵，所以把“口到”列为“三到”之一。除了这一点同我们现在看书略有不同外，这条经验还是很有用的。就说看书学习吧，如果思想不集中，不专心致志，像小和尚念经那样有嘴无心，即使看上三五遍，又会有什么收获呢？所谓“心到最急”，是说“三到”之中，“心到”是个关键。古人说，求学之道无它，收其放心而已。把“放心”收拢来，就是指“心到”。据一些学校的老师反映，有的同学听课时思想开小差，说话，玩东西，课后做作业就很困难。原因何在呢？我看是人到了，书也打开了，就是没有“心到”。
再说“三多”。宋朝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永叔谓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写出好文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多看书、广观察，多写作、勤练笔，多征求意见，作调查研究。这“三多”之中也有一个重点问题，重点就是“多做”。清朝有个唐彪，他在谈到做文章的经验时说：“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做则如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更甚易，为之则难。”又说：“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我以为，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也讲得很有道理。写文章，也包括办其他事情，如果离开实践，只说不做，或只动嘴不动手，那不成了俗话中说的“弹花匠的女”和“天桥的把式”了吗？！
最后说“三性”。毛泽东同志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写作上也是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三性”，提得多好，说得多准，讲得多透呵！
准确性，首先要具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要求做到三点：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符合逻辑。做文章，写文件，如果仓促概括，或以一概全，以偏概全，或随便判断，乱下结论，或推理过于烦琐，啰啰唆唆，无边无际，那是永远无法同“准确性”沾边的。鲜明性，这一条也极为重要。做一篇文章，甚至写一本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爱什么，恨什么，立什么，破什么……必须把作者的观点鲜明地摆出来，绝不能模棱两可，模模糊糊，吞吞吐吐。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东西，一定是不受人欢迎的，因为看了也不得要领。生动性，同样少不得。主要是指通俗易懂和形象化，语法、修辞也包括在内。“三性”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不能分切开来，割裂开来。但是，也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等同起来，来一个“三一三十一”。准确性是鲜明性、生动性的基础，鲜明性、生动性是在准确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
从“三上”引起的这一番联想，似乎还可以分一下：“三上”主要是指时间而言，“三到”和“三多”，主要是说治学的方法，而毛主席指示的“三性”，则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深刻地对写文章和文件提出的总要求、高标准。因此，我们在参考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应下工夫使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1977年《凉山报》“读书札记”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