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想提起和妈妈的对话，因为她正试图将大脑调整到比赛状态，此时最好不要去多想那些烦心事。但是沃尔特如此迫切地坚持要得到她的解释——似乎都不只是为了他的感情，几乎是在为了公平而坚持——她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
“是这样，”她说，“你得发誓绝不告诉理查德，”就在这样说的同时，帕蒂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这条禁令，“伊丽莎得了白血病。非常严重。”
令她吃惊的是，沃尔特笑了。“这不太可能。”
“可这是真的，”她说，“无论你觉得可不可能。”
“好吧。那她还在吸食海洛因吗？”
他比她大两岁，这个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事实突然凸显出来。
“她得了白血病，”帕蒂说，“海洛因的事我不知道。”
“就连理查德都知道不能碰那东西。相信我，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
沃尔特点点头，笑了。“那你可真是个可爱的人。”
“我的确不知道，”帕蒂说，“现在我要去吃饭了，并为晚上的比赛做好准备。”
“今晚我不能去看你打球了，”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他说，“我想去，可今晚有哈里？布莱克门的演讲。我必须去听。”
她恼火地转过身。“没问题。”
“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伊诉韦德案就是他写的判决书。”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差点没为他立个神龛，天天烧香。你不用告诉我哈里？布莱克门是什么人。”
“哦，不好意思。”
雪花在两人之间打着旋。
“好吧，我不会再打搅你了，”沃尔特说，“我为伊丽莎感到难过，希望她没事。”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自述人谁都不怪，不怪伊丽莎，不怪乔伊斯，也不怪沃尔特，只怪她自己。像所有运动员一样，帕蒂也多次遭遇过投篮屡屡不中的阶段，也一样有过大失水准的比赛表现，但即使在最不如意的晚上，她也总能从更广一些的视野中找到安慰，比如球队、体育精神，或体育的重要性；队友们鼓励的喊叫声，半场休息时她们那驱走霉运的善意嘲弄，球触筐后反弹和黄油手的主题变奏曲，还有那些她自己曾无数次喊过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去真正的安慰。
她一向需要篮球，因为篮球总能够拯救她，在她的人生中，她唯一确信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篮球，这个忠实的伙伴，陪着少女时代的她度过了无数夏日。每次投篮得分后俯身击掌，每次罚球全中后和队友搂成一团，每位队友下场时举手击掌，不停喊叫着“肖娜好样的！”“就该这么打，凯茜！”
“空心球入篮，呜—呼！呜—呼！”，这一切就像人们在教堂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活动，在非教徒眼里显得平淡乏味，甚或有些假惺惺，但却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意义重大，是她得以不假思索就打出好球的得力助手。她从来不会为这些行为感到难为情，就像她明白在场上跑来跑去必然会大汗淋漓一样。当然，女子体育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一派轻松。拥抱背后是有增无减的竞争压力、相互间的道德评判和极度的不耐烦：肖娜指责帕蒂第一传总是传给凯茜，而不怎么传给她；而当反应迟钝的替补中锋阿比？史密斯又一次运出跳球，然后丢了球时，帕蒂也会大为光火；玛丽？简？罗拉贝克始终对凯茜心怀不满，因为尽管她们是一同从圣保罗中央中学出来的两个球星，但凯茜在二年级时却没有邀请她和自己、帕蒂、肖娜同住；当有前途的新晋队员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压力下表现失常，每个先发球员都会不无罪恶感地暗暗松上一口气，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竞技运动依赖的就是参与者的全身心投入和相互信任，在初中，或者最迟在高中，一旦你全盘接受了这种精神，那么当你来到体育馆换好衣服，你就什么都不必多想，因为你知道问题的答案，这答案就是球队，任何琐碎的个人烦恼都会被抛在一边。
和沃尔特碰面之后，心情烦乱的帕蒂很可能没有好好吃晚饭。从踏入威廉姆斯竞技场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肯定自己有些不对劲。熊队成员都是些大块头，球风粗野，先发队员中有三名身高均在六英尺或以上，而特雷德韦尔教练的战术是这样：在攻防转换中消耗对方，然后在熊队防守成型之前，让队里个头较小的球员，尤其是帕蒂，迅速突破得分；防守上，她们要打得比平时更有攻击性，尽早使熊队的两个主要得分手犯规。金地鼠队赢球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赢了，就可以在全国非官方排名中跻身前二十，这个成绩将会是帕蒂役内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所以，在这样一个晚上失去她的信念，这实在是糟糕之极。
帕蒂的内心深处有种奇怪的无力感。她像平时一样做了伸展运动，但她的肌肉有些不听使唤。队友们大声的鼓励让她心烦意乱，胸口紧绷，她觉得不好意思也那样大声喊回去。她虽然成功地把所有与伊丽莎有关的事情都屏蔽在了思绪之外，却无法不去想自己的运动生涯再过上一个半赛季就将永远地画上句号，而大妹妹却可以继续向前，做一辈子名演员，由此看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篮球运动上是多么的不靠谱，而多年以来她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地始终忽视妈妈对这个后果的一再暗示。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绝不是她在大赛中该有的念头。
“做你自己就好，好好打，”特雷德韦尔教练对她说，“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大声说！”
“我是我们的领帅！”
如果你有过参与团体性运动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这样喊过话后，帕蒂立刻会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想去带头打好这场比赛。这套小把戏起作用的方式还真是有趣——通过简单的几个字传递信心。做热身运动时，她感觉很好，和熊队队员握手，感觉对方在打量她，知道她们已经听说她是金地鼠队的主力得分手和进攻组织者时，她依旧感觉很好；为了取胜，她将自己往日的威名像盔甲一样披戴上身。然而，一旦进入正式比赛，信心就开始迅速流失，而再想从场外获得新的信心补给则是不可能的。帕蒂确实有一次顺利的快攻上篮得分，但那之后，对她而言，那晚就结束了。从第二分钟开始，喉头的硬块就告诉她，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惨败。熊队的对手比她高两英寸、重三十磅，弹跳高度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她的问题并不仅仅出在硬件条件上，这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失去了求胜的决心。面对熊队队员的体格优势，她心中并没有燃起竞争的烈火，也没有像教练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相反，她被这样的不公击败了：她开始可怜她自己。熊队采用了全场紧逼盯人战术，结果发现效果好极了。肖娜抢到篮板后将球传给了帕蒂，但因为被堵在角落，她放弃了投篮。她再次拿到球，球却出界了。
她再次拿到球，佯攻时直接将球传给了对方球员，仿佛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教练要求暂停，告诉她站位时站得再靠前些；但熊队队员就在那里等着她。她长传失误，球飞进了观众席。为了逼走喉头的硬块，同时试着调动起疯狂的劲头，她因冲撞而犯了规。她跳投时缺乏弹力，两次在三秒区内丢球，教练把她叫出来，说了几句。
“我的女孩哪去了？我的主攻手怎么不见了？”
“今晚我没状态。”
“你当然有，但你需要启动它，它就在你体内，把它找出来。”
“好的。”
“大声说。把它释放出来。”
帕蒂摇摇头。“我不想把它释放出来。”
教练俯下身，凝视着她的脸，而帕蒂下了好大决心才逼迫自己迎向教练的眼睛。
“谁是我们的领帅？”
“我是。”
“大声说。”
“我做不到。”
“你希望我把你换下来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
“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
“好的。”
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
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
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
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
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
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
“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
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
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帕蒂将她的公寓彻底搜查了一遍。与毒品相关的东西立刻现身了，就在靠近沙发一头的地板上——伊丽莎只在上面盖了一个抱枕。在她的桌子上，一堆诗歌期刊和音乐杂志的底下，是那个蓝色的三孔活页夹。就帕蒂判断，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活页夹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
她翻查着伊丽莎的文件和账单，想看看有没有和医院有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爵士乐循环播放着。帕蒂关掉唱片机，在茶几上坐了下来，剪贴簿和毒品就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醒醒。”她说。
伊丽莎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帕蒂推推她的腿。“醒醒。”
“我需要抽支烟。化疗搞得我昏沉沉的。”
帕蒂抱着她的肩膀将她拉了起来。
“嗨，”伊丽莎说，脸上带着一丝朦胧的微笑，“见到你真高兴。”
“我再也不想做你的朋友了，”帕蒂说，“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
伊丽莎闭上眼，摇摇头。“你得帮帮我，”她说，“为了止痛，我一直在吸毒。都是因为癌症。我本想告诉你，可实在不好意思说。”她朝一边歪过去，又躺倒了。
“你没得癌症，”帕蒂说，“那只是你编造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对我有些疯狂的想法。”
“不，我有白血病，我的确有白血病。”
“我过来亲口告诉你这些，算是礼貌吧，但现在我要走了。”
“不，你得留下，我有毒瘾，你得帮帮我。”
“我帮不了你。你必须回你父母身边去。”
长长的沉默。“给我支烟。”伊丽莎说。
“我讨厌你的香烟。”
“我还以为你了解父母这档子事，”伊丽莎说，“了解我们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孩子。”
“关于你我什么都不了解。”
又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说：“你知道如果你离开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会自杀。”
“哦，这可真是个留下来和你做朋友的好理由，”帕蒂说，“对我们两个而言，听上去都好玩极了。”
“我只是说，我有可能这么做，你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真实而美好的东西。”
“我不是一件东西。”帕蒂郑重地说。
“你见过人注射毒品吗？我已经相当熟练了。”
帕蒂捡起注射器和毒品，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不要打给他们。”
“我一定要打，没的商量。”
“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你会来看我吗？”
“会，”帕蒂说谎了，“告诉我他们的号码。”
“他们常常问起你，他们认为你对我的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
“会，”帕蒂再次说谎，“他们的号码是多少？”
伊丽莎的父母赶到时午夜已过，他们看上去严肃而阴郁，就是那种很久没被这种事烦扰、正在大口喘气的人突然被打断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帕蒂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们，但显然对方并无同感。那位父亲留着络腮胡，有一双深陷的黑眼睛，母亲则身材瘦小，穿着高跟皮靴，两人在一起时散发出浓烈的性的味道，让帕蒂联想起法国电影和伊丽莎关于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的评价。他们将自己心理不怎么正常的女儿抛给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第三方，她并不介意为此听到几句道歉的话；又或者几句感激的话，为她过去两年接手照顾了他们的女儿；再不然，几句客套话也行，了解一下最近这次危机花的都是谁的钱。
然而，这个小小家庭刚在客厅里碰了面，一出心理诊断的古怪好戏就很快开演了，当中似乎完全没有帕蒂的戏份。
“都用了哪些毒品？”父亲问道。
“嗯，海洛因。”伊丽莎说。
“海洛因，香烟，酒。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吗？”
“偶尔一点可卡因。现在不怎么用了。”
“还有其他的吗？”
“没了，就这些。”
“你的朋友呢？她也吸毒吗？”
“不，她是个篮球明星，”伊丽莎说，“我告诉过你的。她根本就不碰毒品，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棒极了。”
“她知道你在吸毒吗？”
“不知道，我告诉她我得了癌症。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自己得了癌症，这有多长时间了？”
“从圣诞节开始的。”
“而她相信了你。你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而她相信了。”
伊丽莎咯咯地笑着。
“是的，我相信了她。”帕蒂说。
这位父亲甚至没往帕蒂这边看上一眼。“这是什么？”他说，拿着那个蓝色的活页夹。
“那是我的‘帕蒂笔记’。”伊丽莎说。
“看上去像是某种带有强迫性的剪贴簿。”父亲对母亲说。
“那么，她说她要离开你，”母亲说，“然后你说你要自杀？”
“差不多吧。”伊丽莎承认道。
“相当明显的强迫症。”父亲翻看着活页夹，评论道。
“你真的有自杀倾向吗？”母亲问，“还是为了威胁你的朋友，让她不要离开你？”
“多半是威胁。”伊丽莎说。
“多半？”
“好吧，我并没有真的想自杀。”
“而你知道，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真了，”母亲说，“我们没有选择。”
“那个，我想我要回去了，”帕蒂说，“我早上还有课。”
“你假装自己得了什么癌症？”父亲问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说我得了白血病。”
“那么是在血液中。一种虚构的血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