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作家大多从传统文学中汲取精神营养，自觉承袭民族文学的审美范式，表现出与传统民族文学形式的紧密关联。新文学奠基者鲁迅在他的文学实践中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化特色，他总是运用简练的语言叙述故事，重视对人物外貌、语言和动作的客观描绘，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写十分简略，主人公的命运呈现出快速流动的艺术效果。在《阿Q正传》中，作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刻画保持了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的审美距离，使故事呈现出客观真实的审美效果。鲁迅小说最擅长的方法被概括为“白描”和“画眼睛”。所谓“白描”，是借用了中国古代水墨画技法的概念，指文学描写语言的凝练和精准，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付账时“排出九文大钱”活画了落魄时的窘境，《故乡》寥寥几笔勾勒了故乡初冬的萧索景象，流露出作者对家乡贫困现实的深沉忧伤；“画眼睛”则是为表现人物精神世界而对某些细节的放大式描写，与“白描”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故乡》中闰土下跪称“我”为“老爷”，《阿Q正传》里阿Q“精神胜利”后的自我满足，《祝福》中祥林嫂无助而绝望的眼神，都是对人物精神世界“画龙点睛”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传统语言艺术的驾轻就熟，凝练含蓄的语言也使鲁迅小说体现出深沉冷峻的艺术风格。沈从文小说虽为白话文体，却深得传统文学的精髓，语言简朴，文字洗练，遣词造句精雕细琢，叙事明快而流畅，尤其喜欢运用从旁叙述侧面烘托的方式刻画人物心理，凝练含蓄，意蕴深长，其文体形式保持了与民族文学一致的内在神韵，堪为现代民族文学的典范。
民族文学的审美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可割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形式一成不变，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学的审美内涵。鲁迅深知传统小说的审美局限，力图借鉴西方小说的多种技巧，打破传统小说在结构与叙述上的僵化模式，其横截法结构与第一人称的叙事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文本形式的革命性变化。沈从文虽然在题材上选择了乡村生活，但他却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并以此关注民族精神的重建，他认为文学是作家内心精神理想的再造物，作家的任务是倡导“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沈从文习作?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45页。，因此非常重视对文学意境的创造，以张扬自由美好的人性来表达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在描写乡村生活时往往忽略生活的外在形式，虚化人物的社会环境，着重描述主人公的人生态度，用较多的笔墨渲染周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将自己的主观感受投映到人物心灵之中，形成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文学风貌。在《月下小景》《边城》等作品中，作者将东方传统爱情故事置于湘西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下，极力渲染少男少女们爱情环境的和谐与静谧，将西方文学的浪漫抒情与传统文学的审美意境融为一体，不仅创造出宁静优美的抒情意境，同时也创造出静穆优美的抒情文体，深化了民族文学的审美内涵。40年代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更是独具特色，她既学习西方近现代小说的描写方法，大量运用现代新感觉派的意象化技巧，同时又保持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创造出“参差对照”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的方法，从容描述中国旧时代、旧家庭内部“传奇”的人生故事，使作品整体上显得张弛有度，蕴涵内在张力，形成一种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熔于一炉的文学风貌。张爱玲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绘制了一个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世界，为中国文学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体现出中国文学民族性的独特魅力。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本的民族化特色并不只是孤立的个案，众多作家在文学审美形式的建构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学的自觉承袭和创造精神，郭沫若、废名、巴金、老舍、曹禺、李劼人等作家的文学实践对民族文学的建设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作家在文学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为审美依托，以西方现代文学形式为文本参照，不断地自我反思，一步步走上自我更新、探索创造的现代化道路，他们所创作的文学文本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展现了东方文学的绚丽色彩。
（第三节）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风貌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品格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白话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新文学”，绝不仅仅指其形式的革新。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反抗与社会变革所追求的现代化诉求相一致，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意识，包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文学本体意识。参与新文学创作的作家都有着重建民族新文化和民族新文学的强烈梦想，这使得古老的民族文学在与西方文学的冲撞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经过无数新文学作家的探索和创造，创建了中国现代的民族文学，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现代性品格。
一、文学精神的现代重建
（一）从“文以载道”到“为人生的文学”
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上。19世纪后期，因鸦片战争带来的社会巨变给文化变革提供了契机，甲午战争失败促使改良主义者（维新派）“改弦易辙”，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社会积弊，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派带来的观念革命，第一次真正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进一步倡导“文学改良”，都是试图通过观念解放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为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后，新文学倡导者极力宣传“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打破了数千年来文以载道的保守封闭的文学观，使文学面向现实人生，表现人生的丰富多彩，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得以确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弘扬。随着西方文学思潮不断涌入，不同文学主张和文学理论被接受和传播，文学流派得以形成，中国文学逐步进入到世界文学多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
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在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悠久的传统，自古以来，文人志士都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信念，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从正面解读，这种文学传统凝聚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充分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承受了封建历史的重压，爱国理念往往囿于“王道”、“忠君”等封建思想的束缚而无力真正表达内心的情愫。文学活动也因观念的桎梏而走上“载道”之途，这里的道更多是封建时代的王道观、礼教观，缺乏真诚面对人生痛苦、真实描绘生存百态的文学精神，造成了中国文学精神委顿、人格沦丧的严重恶果。到明清以后，知识分子的文学创造精神在“言志”、“载道”观念的挤压中完全失落，文学写作成为语言和文字游戏，从公安派散文，到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再到桐城派的古文写作，文以载道的功利文学观毁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信念，也阉割了中国文学曾经创造的辉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大影响是强化和规范了文学的工具意义，使中国文学失去了自我本体意识，使文学创作成为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的传声筒，文艺作家无法在文学创作中真正关注“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对生命自由的独立思考，中国文学长期呈现出的社会化特征，实质上也是文学被异化的一种外在表现。
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现代科学理性为参照，通过文学革命的倡导，对儒家礼教文化和专制主义思想给予了全面的否定，清算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惰性与保守，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观念革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把建设社会文学作为重建民族现代文学的重点，他在《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着力介绍欧洲的写实主义文学，认为欧洲文艺创作的繁荣与文学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密不可分。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新文学作家更是大声疾呼：“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对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载《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号。，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这里的人生指的是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文学要表现的是“他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和他们所遭遇的痛苦与烦恼，作家不能“面壁虚构”，创作“瞒与骗”的文学，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生活，表现自我的心灵和社会的苦难。文学研究会作家既传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又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性层面，通过新的文学理念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使中国文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文学的现代崛起，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梁启超早期曾倡导文学改良，主张以文学革新文化，创造全新的国民，具有初步的“立人”思想，但真正主张用文学改造民族精神的却是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新文学作家。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痛感民族精神的麻木愚昧，决心以文艺救治国人的灵魂，其后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建设中国现代“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文学革命兴起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从理论上阐释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新文学建设的重要基石。1918年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载《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5卷第6号。，指出了中国旧文学的非人化，对道统观念的阐释完全掩盖了封建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扭曲尤其是对女性生命的摧残这一历史真相，强调现代文学的根本精神是对生命自由的体验和表达。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尤其主张文学关注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写出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创造真正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的文学”。
周氏兄弟对“人”的呼唤极大地影响了新文学的发展走向，新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沿着人道主义的现代文明之路开始自我建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此后成为无数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达的创作主题；许地山、王统照、冰心等早期“问题小说”作家在“爱的哲学”中释放出文学的审美感召力；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总是关注着中国青年的精神痛苦和下层民众的现实苦难，坚持以文学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真正给人平等幸福的新世界。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月派知识分子把文学建设与人的建设并置，梁实秋强调“人的文学”核心在于人性关怀，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性之美的表现。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试图通过对湘西民俗生活的浪漫想象，在文学中建构一种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中国作家在西方人道主义文学理念的映照下，完成了从社会文学到人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型，建构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质。
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参与新文学创作的作家抛弃了中国封建文化载道的僵化思维，更新了传统文学的古老观念，增加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他们在作品中生动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多元风貌，描写现实人生挫折、苦难和人生困扰，文学创作从此成为一项严肃的工作参与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中。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审视，叶圣陶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老舍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巴金对家族制度的控诉，钱钟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暴露，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文学叙事，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精神风貌，也创造了中国新文学丰富多彩的人生图景。
（二）启蒙主义催生文学主题的多元化
启蒙主义产生于西方16至18世纪。15世纪末期，哥伦布航海打破了地球中心说和宗教神权对人的精神桎梏，导致16世纪科学主义的兴起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出现，到17世纪中期斯宾诺莎提出泛神论哲学思想，催促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随后宗教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使古老的君主政体遭受质疑，18世纪卢梭、伏尔泰等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出现，他们撰写的《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民约论》等重要著作，全面阐释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使“天赋人权”的理念广为流传，“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彻底打破。以理性为根基的古典哲学促成了科学意识的全面形成，文艺创作也大量表现人文主义主题，由此带来西方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法国大革命正是启蒙主义运动倡导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其后西方工业的迅猛发展也是启蒙主义科学理性精神带来的历史产物。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于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页。可见，科学理性意识和自由民主意识是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基石。
中国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的构想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直接影响，文学革命者将西方启蒙主义作为清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指斥数千年孔孟文化非人的、非理性的多重表现。当“科学”、“理性”、“平等”、“人权”等词语不断进入新文学作家的话语系统，新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之间便形成了实质性的差异，科学理性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使中国文学精神呈现出全新的现代风貌。文学主题的现代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反思与国民性批判
中华文化自秦汉以后承受了集权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双重重压，西方工业文明的冲撞，给古老的东方农业文明带来了一次自我革新的契机，晚清改良主义者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梁启超希望通过文学改良促成民族的新生，他在《新中国游记》中曾经满怀期待地描述未来中国的美好图景。陈独秀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号召中国青年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毫无疑问，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便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的历史责任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试图在新文学的重创中表现出与传统礼教的决裂，表达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渴求与创建。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清算，对民族劣根性的反思，正是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而鲁迅的文学创作便是清算历史最早的开路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