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激荡生成，既是新旧文学观念在历史转折时期冲突斗争的结果，也是文学民族性自我突进的理性选择。经历思想启蒙的新青年对西方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选择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甚至以激进的姿态清算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这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渴求发展变革的民族特性是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其后由于严酷的皇权专制和儒家礼教对人性的过度压抑导致文明的日渐衰落，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滞后和东西文明的巨大落差。在文化开放的现实背景下，直接催生了一群因思想觉悟早而敢于独立思考的文化新人，他们通过自我呐喊的方式试图唤醒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文化改造的行列中，并以激进的文学观念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发生激烈冲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民族文学的革新。
在守成与革新的文学观念冲突中，还渗透着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更使文学观念“新”、“旧”张力关系十分复杂。20年代“甲寅派”的出现，30年代国民党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使守旧派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均有着明显的政治思潮背景，导致文学论争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化，“新文学”的声音遭遇官方的压制而减弱，守旧派占据了更为有利的话语地位。20世纪后期“新儒学”的复兴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再次引发了文学观念的“新”、“旧”激辩，“新儒家”借着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展开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和批评，对国学传统和保守主义思潮予以弘扬和肯定，这显然与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有关。其表象是文学民族性建设中“新”、“旧”观念分歧长期存续引发的学理论争，实质则有政治思潮的幕后推进，同时又掺杂着西方文化视阈下“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的全面“解构”。通过“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消解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重建的历史重任，从而遮蔽了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内在张力的重要特质。
中国文学在20世纪初期守成与革新的观念冲突不仅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解析了现代（modern）一词衍生而来的现代性（modernity）多重特性，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探析中国文化变革中新旧观念冲突的内在本质。西方工业化促成了东方民族“新”的现代理念的全面生成，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质在西方现代性映照下全面彰显，民族性的丰富内涵也得以呈现。中国文化的革新过程其实正是在西方现代性参照下，守成的民族性传统被凸显、被改造的过程。中国文学不仅参与了这一文化变革的历史进程，而且以固守传统为特征的民族性特质也在这一进程中因现代性的融入和渗透而被重新建构，守成的传统边界被打破，其内涵在与科学进化的现代文明交融中不断更新，在现代性的促动中演变为新的“传统”。五四文学“新”、“旧”观念分歧冲突产生的内在张力，既伴生着文学民族性转型带来的文化阵痛，也给民族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二、互补与同构：政治对文学的外部冲撞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功用亦被解读为“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互补色彩。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发展中，文学作为文化的次生现象常常被政治所压抑甚至忽略，并未真正与政治产生主体性关联，作为一种隐逸的民族性而对政治产生辅助和补充作用。直到晚清文化改良运动时，文学才被提高到一个显要的高度，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为文学（小说）具有“新国”、“新民”的意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强调文学参与社会政治的社会功能，这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迪。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传统和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决定了20世纪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到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形成极为鲜明的“互补”或“同构”关系，并因此而爆发出强烈的内在张力，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质和独特的历史风貌。
（一）反拨：“互补”状态下的文学张力形态
“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文学与政治的常态关系，在传统文学发展中，文学因政治的强势而无法体现明显的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只能在与政治的依存中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形状，其张力呈隐逸状态。到了20世纪初期，政治革命的汤汤洪流将新文学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中，作为文化变革的先锋而备受关注，文学的自我意识觉醒，主体价值急速上升，参与社会政治建设的功能被进一步激发，政治亦需借助文学的力量促进自身的发展，文学与政治间隐逸的“互补”传统得以凸显。然而，当文学与社会政治发生过度紧密的联系，社会政治过多地渗透到文学内部，文学的本体意识便会警觉而予以拒斥，文学内部会出现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反拨”正是文学抗拒政治渗入的张力表现。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强调文学作为特殊形式对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亦大力提倡写实文学，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突出了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价值功能。鲁迅、周作人也十分重视文学的启蒙作用，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建设都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的紧密联系。此时，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现代表现主义理论影响的创造社作家对五四文学的“功利主义”颇为不满，强调艺术的“纯粹性”，郭沫若称“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的光辉”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225页。，反对文学介入社会的功利目的，批评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创造社作家对文学主体价值的正面确认，体现出新文学互补形态在扩展过程中文学张力的第一次反拨。
在文学与政治的互补关系中，政治对文学常常采取借助的方式与之靠近，当政治逾越文学的认知底线，文学便会对政治的僭越进行反拨，爆发出强烈的内在张力，反拨的结果是努力使文学回归自我本体。20年代中后期政治革命急遽发展，共产党人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将文学与政治的互补关系予以明确阐释和张扬，触发了政治与文学的正面冲突。与此同时，国民党也组织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等右翼作家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借宣扬“民族主义”倡导一党政治，他们与左翼作家一样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影响。政治思潮对文学的借助引出文学本质问题的激烈论争，以新月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站在文学本体论角度反对文学介入政治，对政治直接渗入文学予以批评和反拨。梁实秋认为作家只有与政治保持距离，才能保证文艺拥有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文学的任务应该表现“固定不变的人性”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新月》月刊1928年6月10日第1卷第4号。；左翼作家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强调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表现阶级意识是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属性。胡秋原、苏汶也先后参与论争，对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介入政治均表示不满，强调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审美品质，双方发生严重对立并产生激烈论争，体现出文学民族性内部固有的张力特点。
在左翼文学内部，鲁迅对政治与文学的互补关系亦有清醒的认识，革命文学论争之初，鲁迅就反对郭沫若等人将文学简单地与政治相联系的做法，批评他们认为只要写出了革命的内容就是先进文学的错误认识，强调文学内部的自我特性。鲁迅的“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都是文艺”鲁迅《文艺与革命》，载《语丝》1928年4月16日第4卷第16期。的论断正是对文学本体特性的价值肯定。左联成立后，鲁迅立足文艺本体立场，以现实主义文艺精神指导青年作者的文学写作，与左联的文艺方针不尽合拍，这表明文学与政治间的内在张力在革命文学内部依然存在，促成了左翼文学在文艺本体价值的自我拨正。
抗战爆发后，民族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绝大多数作家都认同文学参与抗战所产生的政治效应，自觉参与抗战宣传，民族解放的强势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在互补中呈现相对和谐的关系。然而自由主义作家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梁实秋在编辑《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时，公开批评抗战文学的简单粗糙；沈从文也随后发表《一般与特殊》等文章，批评某些作家过分热衷政治沈从文《一般与特殊》，载《今日评论》1939年1月22日第1卷第4期。，两人的观点因不合时宜而招致文艺界的强烈批评，引发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此次论争表明在文艺广泛介入社会政治的时期，文学依然有着自我确认的价值理念，对政治过度渗入文学试图予以反拨，引发了内部的张力冲突。抗战时期国内政治冲突加剧使文学活动不同程度地卷入意识形态冲突中，“暴露与讽刺”的论争（1938年）在强调文艺社会功能时更多地突出了文艺的政治价值；“民族形式”的论争（1939年至1940年）在肯定文学形式的重要性时又进一步确认了文学参与抗战的现实必要性；发生在重庆、香港、上海三地的现实主义与“主观”论论争（1944年至1948年）则讨论了文学对社会政治参与的深度，在与文学的分歧中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内在张力，促使作家努力保持文学的主体意识，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质疑：“同构”状态下的文学张力形态
“同构”指在文学介入政治的过程中，政治将自身理念施加于文学，并借助政权的力量改造文学，最终使文学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同构关系中，文学虽然保持了基本的审美形态，但文学的主体性特征被抑制，审美形式也随政治的要求而不断流变，文学与政治间的内在张力亦被制约。然而，文学的主体性并不因政治的同构而彻底消失，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文学的自我意识往往会有所流露，对政治的同构态势发出质疑，这种质疑正是文学与政治内在张力的表现，对文学自身的价值予以了肯定。
文学与政治的同构形态始于抗战后期的解放区，王实味、丁玲等作家曾对解放区的文学活动提出质疑，成为文学从互补转向同构的诱因。1942年5月，毛泽东组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将文艺纳入政治范畴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初步形成政治与文学同构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召开了文代会，以《讲话》为指导纲领，规定了文学的任务和方向。包括建立新的文学机构，创建文学刊物，统一文学创作题材，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文学因肩负特殊使命而与政治形成同构关系，作家不再游离于政治之外，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内涵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