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熙路漫步，细心的游人会注意到地面上镶嵌的铜铸浮雕，内容是春熙路老字号掠影。其中有一块浮雕展示的是“春熙大舞台”。春熙大舞台是成都最早的京剧剧场，曾迎来程砚秋、刘荣升等众多京剧名家。春熙大舞台当年的盛况，确实称得上是明星荟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剧场建成后，开幕头三天唱主角的是来自汉口的“蒋家班”，“打炮戏”特意邀来海派名家名角100余位同台献艺，是成都梨园之盛事。
看来，梨园界曾有“京角儿不进天蟾不成名”的美谈，那么在成都的春熙大舞台，是否也继承了这一良性态势呢？笔者以为，两地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成都，更多的市民，仅仅是为了来看热闹；老板俞凤岗，则是奔利而来。
韩忠智在《百年金街春熙路》指出，尽管开始时观众踊跃，但依然是入不敷出。主要原因是为打点官场、军警、江湖码头等，耗费了不少利润，这也是“防区时代”无法正常经营的一个典型。真是病急乱投医，俞凤岗立马投身于麝香、白银、钢材的炒作，希望一锄挖个金娃娃，摆脱困境。但哪知越陷越深，新债老账一起发作，凤祥、宝成的执照票遭到挤兑，达官贵人拉下脸来，强行收走债款。俞凤岗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只好将春熙路的部分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应付挤兑，一面又与军阀斡旋。俞凤岗的举措，立即又遭到春熙路35家商铺的联合抗议，反要俞凤岗赔偿历年修建费6万元以及口岸费8万多元，其代价相当于13个双间门面的房价。俞凤岗害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只好忍痛花费几万元安抚商家。几经周折，俞凤岗弟弟经营的凤祥银楼亏损巨大，被迫把房产出售给刁文俊。春熙大舞台被李注东、谢德戡等几人切割，春熙路地产大鳄俞凤岗最后落得个一地鸡毛的结局。
徐忠辉先生的《话说春熙路》指出，春熙南路的全国饮食业50强之一的龙抄手之地，乃是清末按察司衙门的大门。由于现在东大街街面已大大拓宽，所以这大门还要朝前靠才对。在大门进门的地方，还有半圆形的照壁一面，这是因为对面走马街北对按察司衙门，那街上官员们骑马因公来往者甚多，这走马街又临近督院街的都督大衙，晋见官员的马队均要在此街停下。朝前走，进了头门，这是衙门的“经厅”，一直走到春熙北段才算走完前厅。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走完前厅进入二堂，称为“刑厅”，右边在20世纪80年代时，是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处，而那里原为盛极一时的春熙大舞台所在地。1929年，俞凤岗在春熙南段路口修起了成都全市少见的三层楼高的春熙大舞台，内部构造全部仿造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上海天蟾舞台的原型，又从上海邀来京剧名角蒋叔岩、刘凤霞等主要艺人演出京剧，这使地处内地的成都市民眼界大开。此后，舞台几经兴衰沉浮，直到1949年底，方才谢幕。
春熙大舞台最早是放映无声电影《火烧红莲寺》的电影院，后改演京剧，曾享有一时殊荣。后来在京剧不景气的抗战前夕，又成为放映电影的场所。毫无疑问，春熙大舞台是当时成都最大的影剧院。
艾芜在《漫说老成都京剧舞台》里就回忆说：“步入剧场就像进了地下
室，眼前一片黑暗，一股特有的汗气和霉味扑鼻而来，片刻之后才在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辨池座状况。池座分官厅、花楼、二楼、三楼和普通五个档次。官厅位于堂厢前十排以内，花楼居正中，两者票价相当高，也难得满座；座上客均系衣冠周正的大官巨贾，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他们往往迟到早退，引人侧目。……回首当年，开戏前的剧场与茶铺极相似，池座里闹哄极了，卖小食品的穿梭往来，又供应茶水热毛巾，呼三叫四。一时间，只见水烟纸烟叶子烟，烟雾弥漫，咳嗽吐痰声，声声入耳；直到闹台锣鼓打响才稍微安静……”（《龙门阵》1998年第4期，第130页）
但这样嘈杂的环境似乎并未影响人们的浓厚兴致。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在《我记忆中的大哥》里指出，大哥喜爱京戏，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的老板投资兴办的），他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备有一把京胡放着。有时我们也常跟着他去看戏，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遗嘱上还说过生日那天特别请全家人去看戏。由此可见京剧对几兄弟的影响力。
当时，春熙大舞台的京剧演出是星期日两场，平日只演晚场，票价甚高，不是老百姓所能问津的。毕竟戏剧的观众远没有电影那样普及，这从刊登广告上就分出了高低。春熙大舞台也在《新新新闻》等报纸上刊登戏剧广告，不但数量少，而且多刊登在不显眼的位置。
当时四川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生成兆震所著的《成都娱乐场之调查和研究》论文中，描述了1935年时春熙路京剧大舞台的盛况和衰落：“京剧春熙大舞台是民国十八年创办的，在未创办以前，成都已经是常不断地有京剧班的行迹了，不过像京剧大舞台那样宏大的组织，过去是没有的。”“营业较旺盛，当时所定票价颇高，不久营业渐衰，尤其是俞氏离开成都之后，无力出资添补办理各类事项，到了现在，营业更是消沉以至极点了。”
抗战爆发前后，随着大量演艺人员来到大后方的蓉城，为本地京剧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得春熙大舞台获得了转机。
京剧四大名旦中，程砚秋最早到成都（1936年）；其后是尚小云（1958年），再后是荀慧生（1963年）；而梅兰芳直到1961年去世都从未来过。另外，来成都演出和受到热烈欢迎的外地剧团则先后有：“山东省立剧院”的师生（赵荣琛当时已是该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以《陆文龙》一剧轰动成都的“夏声剧校”师生；金素琴率领的剧团（以演出电影《荒江女侠》闻名的徐琴芳反串老生协助金素琴演出）等；号称“南京梅兰芳”的杨畹农以票友身份由重庆来成都，首次演出了《生死恨》。
1938年以后，由于日机轰炸成都，成都所有娱乐场所很不景气，有的被迫关门。那时，春熙大舞台剩下的演员已经不多了，全仰仗杨玉华、女须生王砚如、茹秀臣和妻子陈俊容苦苦支撑。他们的剧场，设立在新南门外江上村茶铺后用竹子搭建的棚子里，每天仅有中午、晚上各一场。票房很低，不久只好停业以待时日。
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当晚，第三次来成都的赵荣琛正在春熙大戏院演出《玉堂春》，观众闻此喜讯，再也无心看戏，欢呼着拥出戏院，汇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欢呼8年抗战胜利的不眠之夜！赵荣琛不及卸装，也加入游行队伍欢呼，成为他一生中最为热烈的演出！
戴德沄先生在《大舞台枪毙奸商》里，还为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抗战初期，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全国各地民众自发组织游行，编演新剧，宣传抗日，并极力抵制日货。成都各校学生、社会团体组成宣传队伍，分赴全市各区，号召全市各阶层人民，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并在商铺云集的东大街、春熙路、商业场、总府街等地，向各商家进行宣传，要求他们坚决将日本布匹、商品撤出货柜。
时任“重庆银行”（行址在春熙北段）经理的成都闻人娄仲光，联合学生以及社会人士，在孙中山铜像侧的“春熙大舞台”举行了一次支援前线的募捐义演，演出的节目是用娄仲光自己新近从上海购置的魔术道具，结合当时的宣传内容编排的一幕《枪毙奸商》的魔术剧。这天，“春熙大舞台”座无虚席，观众多系经营布匹、绸缎、百货的商家，他们踊跃认购募捐剧票，响应号召，支援抗日。
演出开始，先由娄仲光先生和他的助手，献上了“空笼飞雀”和展现“抗战必胜”的醒目横幅的两套魔术节目。接着是身穿“童子军”服，手执“打倒日本”、“还我河山”红色小旗的少年，由英姿勃勃的青年领队登场。
他们高呼口号，绕场转走，然后横排站于舞台右侧，向着“商店”高喊“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枪毙奸商》完全使用成都方言，活灵活现地体现了人物心理，让人感动，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