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早期的街灯均是油灯，由警察局雇用的更夫负责明灭。一个外国人描绘说：“油灯安装在间隔不远的一根根矮柱子上，每天晚上都会点燃。”而所有的住户都必须支付“油灯捐”。但灯光十分昏暗，人们在路灯下行走，宛如梦游，反而容易让人联想起鬼魂的显灵。成都人的精明，在油灯上可谓得到了鲜明体现，唐、五代时期，邛崃窑品就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三者的统一，最典型的就是享誉古今中外的“省油灯”。但在成都，此话逐渐又有了另外的意思。
1879年（清光绪五年）5月28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工程师毕晓普（J.D.Bishop）在上海虹口乍浦路的一栋仓库里，以1台10马力（7.46
千瓦）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自激式直流发电机，发出电力点燃了碳极弧光灯，放出洁白强烈的弧光，第一盏电灯在华夏大地问世。26年之后的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购买蒸汽发电机一台，以成都银元局为“厂房”（具体地点在成都东门金水河流出城的拱背桥处的银元局），在督院内点亮了四川的第一盏电灯，翻开了天府之国用电的历史。
但是根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刘东父先生《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的建立》的记载，则应该是在1904年“开始试行发电，创设电灯，约可照明2000盏左右，成都之有电灯自此始”。
自锡良始，经过了3年时间酝酿，电灯才从壁垒森严的官府进入民众视野，由奇闻奇观成为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1908年，成都的商户看准了电这个商机，集资在劝业场成立了四川第一家公用电灯公司——劝业场发灯部（到1911年，先后建成劝业场发灯部、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和重庆烛川公司3个发电企业）。这一新生事物一展世人，便吸引了无数的好奇之心。然而，当这种新奇先进的东西真正推广的时候，人们又觉得难以接受。当“厂设城内，见烟囱之高峙，闻机声之震动，始而惊异，继而干涉，煞费调解，始得相安”。电厂“立一杆，街众谓妨碍风水，架一电线，用户谓招致盗贼，其对室内装置任意移动或加玩弄，触电伤人……兴诉之事每岁有之”。当地警察局不得不发布公告，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谣言。
新奇的诱惑与传统势力的对峙，宛如白昼与黑夜的相持，终究时代大势成为主流。每至傍晚，市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齐聚灯下等候“燃灯”。当电灯突然一亮，欢呼之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谢开体老人著文指出（见《成都晚报》2009年3月1日），1928年，成都的工商业逐渐发达，由陕西人陈维伯承头集资30万元成立的启明电灯公司有了一定的发展，故而在总府街、上东大街、春熙路、商业街（当时各劝业场，今东风商场）开始架设电线，安装电灯。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发电。1931年，军政界的大员们逐渐发起筹办电厂的运动，邓锡侯的师、旅长马德斋、谢德堪创办了“新业水电发电厂”，资本号称50万元。彭植先、刘俊逸等在科甲巷成立了“光明电灯公司”，投资10万元，装有24千瓦的电机两部，供给春熙路、城守街、西御街、皇城坝等处的电灯。
1931年中秋节前，电灯架设完毕，宣告准备在商业街、春熙路“试灯”。“试灯”那天下午，市民们提前吃了晚饭，抬起板凳、椅子，争先恐后地去劝业场、春熙路占位子，以便观看吹得神乎其神的电灯。
当时流传的说对电灯的诸多认识，体现了这个西南内陆城市对科学技术的陌生和兴奋。比如：“电灯一不用清油、洋油（煤油），更不用洋火（火柴）去点，它自己会燃。”比如：“不用人去淘神费力，只用手轻轻一按，它就亮了。在北京、上海还能演‘电火戏（电影）’，人在壁头上走路，飞檐走壁，不费吹灰之力，比成都这儿悦来、三益公演的大戏安逸得多……”众人七嘴八舌，谈论纷纷。有的听了点头哈腰，有的听得摇头晃脑。
家住慈惠堂街的私塾老师熊应举听后，大为不服，接口道：“人见稀奇事嘛必定寿命还长，我就不信，这个电灯不用点火就会亮，世间上从来没听说过！”家住三道拐的鸡贩子马大兴说：“世间上的怪事多得很，电灯嘛只是一种嘛，这是大家讲的现代科学。科学，我也不太明白。”收荒匠朱天明接着说：“现在的怪事多得很，岂止电灯呀？汽车、轮船总比黄包车、鸡公车快好多倍呢。”熊应举更不服气地说：“哪个来打赌？如果这电灯不用火点就燃了，我愿输十碗赖汤圆！有莫得人敢来！”“我来！”收荒匠把手举起。许多人把他二人盯到，有人相信，有人半信半疑。
突然，电灯一下子亮了，而且真的比清油灯、煤油灯亮很多倍……人们“哎哟”一声，响起潮水般的声音：“亮了！亮了！”
私塾老师熊应举愣愣地望着电灯，怎么也想不通它是啷个点燃的，而且那么多盏一下子全亮了，这是啷个一回事？他久久得不到答案。收荒匠这时笑嘻嘻地站在熊老师的面前：“喂，十碗赖汤圆唷，不得放黄嘛？”
“哪个说话不算话嘛？啷个啊！”熊应举同收荒匠走向赖汤圆的店铺。
从此，春熙路算是有了电灯。抗日战争打响后，上述一些电灯公司先后与启明电灯公司合并，直到1949年后改为国营电灯公司。
值得一说的是，当时除了春熙路一带的商家使用电灯外，另外街道的商家多用雪亮的煤气灯，居民家里的照明还是使用煤油灯，因为使用电灯的费用远高于煤气灯、油灯。启明电灯公司逐渐把电价下调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立即吸引了大量顾客。所以春熙路一线的居民率先开始在家里使用电灯了。但由于启明电灯公司装机容量不大，是个烧煤的火力电厂，故发出来的电力不足，即使不停电，灯丝也像细红头绳一样，照不亮三尺远，电灯一眨一眨的，活像是“鬼眨眼”。
这样的灯下，最苦的就是学生了，晚间自习不到一个钟头，双眼就感到格外吃力，再坚持片刻即酸胀难忍。
有的居民就开始使用一种叫“轻磅”的灯泡，即买来110伏的灯泡用在220伏线路上，灯光立即稳定了，还很少短路。于是群起效仿，结果是，电压损耗过剧，大家的灯都不亮了。即便如此，安装了电灯的家庭还得自备油灯：锡浇铸的、铁皮敲的、陶釉烧的、墨盘改装的，形象各异。
抗战时期，成都也是日寇在武汉会战后实施“政略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整个抗战期间，成都遭受敌机空袭的损失仅次于重庆。当敌机飞近成都外围上空时，紧急警报拉响（一长声，五短声，约一分钟）。若遇夜袭，电厂立即拉闸，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尽管如此，春熙路的街灯依然顽强地把光明投射在三合土路面上……
城市的路灯、空间、建筑、环境，与人形成整体的构成关系，也反映了成都的城市文化特征。用昏暗、赤亮的灯光照亮了市民的生活，夜晚被赋予了色彩、甚至能起到为春熙路画龙点睛的作用。一杆街灯体量虽小，但扩大人们的想象力，进一步完美了灯火的正义形象。正如西方一位犯罪学专家所言的那样：“一盏灯就像一个警察。”他甚至还强调：“宁愿这里有更多的电灯和整洁的街道，而不是法律和公共准则。”（王笛《街头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04页）明亮的路灯不仅可以为人们的夜间出行带来方便，也可以在无形中增强人们在夜间出行时的安全感。街头路灯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在本土从未有过的对夜晚的亲近感。
据谢开体回忆，那时春熙路的电灯杆均为原木、原色，没有上漆，高约三丈，灯泡上有个圆弧形灯罩（后改为搪瓷制品），内涂白色。电灯的光明，不但为城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而且逐渐让夜晚的街区成为白日生活的拓展和延续，并产生出异样的生活情调。围绕着街头的路灯，小孩子有了玩耍的地盘，小生意人开始摆摊，而地痞、流氓开始了夜间活动，打扮妖艳的妓女也不时在路灯下搔首弄姿……路灯依然孤寂地站在一边不言不语，而一座城市的风化就这样定格在深秋苍凉的风声里……
但旧时的成都，昏暗的路灯与凸凹不平的道路，依然是那时普遍存在的现状。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烟灯遍街，流氓满市。钟茂煊在《谐联》（《龙门阵》1980年第3期）一文里指出，自己当时尚幼，听父兄谈到过以下写成都实况的对联：
电灯不明，夜半深更眨鬼眼
马路难走，拖泥带水踩蜂窝
而这样的艰难状况，延续的时间相当漫长，一些改观也属于小打小闹。
值得一说的，是春熙路第一盏霓虹灯的问世。
《春熙路的前世今生》一文指出，1930年代后，春熙路街上办起了一家“协和钟表行”，钟表行的老板姓潘，很有经济头脑，他去过上海，见识了那里的灯红酒绿。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他从上海请来了电工，在“协和”这块招牌上动了一番手脚，用霓虹灯将两个字勾了个边，然后在门前安了两个木箱子喇叭。于是一到晚上，霓虹闪烁，显得非常漂亮，喇叭里还放着动人的音乐。不要小看这块霓虹招牌和两个木箱子，当时的成都人还没有见识过这种东西，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四处的人都往这里拥。当时的人说，去春熙路是“看电灯照眼睛，听木箱子说话”。人们看着招牌上的灯不停地闪不停地转，觉得神奇得很；一听木箱子也能说话，就更觉得奇怪。正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钟表行的生意也异常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