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20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但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张学良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他们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有关人头像纪念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书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带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带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后人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带。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每个部下都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从事。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的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一件让收藏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他俩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了败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留下名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箕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北洋军阀时代，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阀们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家内部的叛离。两军对垒自不必说，双方战斗的胜负往往不在于武器火力的优劣、兵力的多寡，或者战略战术的高下，让一方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阵营里出来一个倒戈将军。倒戈的原因，大多是收买。所以，外国人一直嘲笑中国人，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枪炮在打，而是用银元和烟土在打。
打仗的时候，军阀内部有叛离的危险；平时无事，内部照样不保险。扩张势力，是每个军阀朝思暮想的事，招兵买马属于正常途径，这个途径虽然可靠，但费银子，招来新兵既要训练，还得买枪械。如果从别人那里挖一支部队过来，虽然要付不小的一笔收买费，但却省下来训练新兵和购置枪械的钱。更重要的是，挖墙脚能让自己的竞争对手实力大损，一反一正，赚了双倍的。当年四川军阀们就是这样挖来挖去，害得大伙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把部下盯牢。杨森则把全军的重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自己的儿子统一掌管，部下即使叛逃，也拖不走值钱的家什。
军阀对付这种内部离析的办法，就是尽量用自己人，先是自己子弟亲戚、七姑八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家人用完了，就用乡亲，一个村的最好，不行就一个县的，至少得是同省的。“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挎”的事，在很多军阀那里都有。
即使都用自己的亲戚老乡，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不出事。为此，某些军阀还有一些考验部下忠诚的方式。这方面最绝的是王怀庆，此人属于老资格的北洋将领，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马桶（老式的木质马桶）。他在办
公室里摆着马桶，坐在马桶上处理公务。出行带着马桶，他坐一个大轿，马桶坐一个；用人，也是马桶术。
马桶者，一要用得久，时间越长，用起来越舒服；二要箍得牢，一圈木片，不仅要粘牢，而且要用铁箍给牢牢箍紧；三要容忍污秽——功能就是如此。王怀庆的麾下，第一都是老人，老部下跟他越久，就越受重用；第二拢得紧，一个看一个；第三最重要，要经常容忍王怀庆无缘无故的打骂，打到满脸是血，骂到祖坟冒烟，都能恬然忍受，而且笑脸相对。他的逻辑就是：能够忍受没道理的打骂，就意味着对我的无条件服从，忠诚也就到了家。这样的人，可靠。所以，每当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分青红皂白上去一顿拳脚，打到对方脸上开了酱油铺，骂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时间一长，部下摸出来规律，只要谁无缘无故挨了领导的揍，大家就让他请客，因为人家要升了。
不这么费事，却可以保证部下不叛离的办法，也是有的。曹锟的弟弟曹瑛曹七爷，就有绝招。曹七爷是曹锟的小弟，自幼托庇曹锟的余荫，长大以后吃喝嫖赌，一直泡在天津的妓院里。这个世界上跟他关系最好的人，除了那些妓女，就是妓院伺候人的杂役。这些杂役，在上海，被人称为龟奴，在一些近代小说里，干脆称之为王八。而在天津，人们不那么刻薄，称这些人为“茶壶”。
跟龟奴或者王八或者茶壶打得火热的曹七爷，狗屎运特别好。哥哥曹锟官升了又升，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数省的巡阅使。曹锟官大兵多，自己兄弟自然得跟着带兵，曹七爷也有资格做师长了，国军第26师师长。曹七爷带兵，用人别具一格，别个不用，净用当初自己泡久了的妓院的“茶壶”。还好，他没有把妓女们拉出来，学孙武子吴宫教战，带出一队娘子军来。曹七爷的队伍在当时很是扎眼。大约“茶壶”毕竟是“茶壶”，做了军官也不失本色，因此，走到哪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因此，即使曹家阵营里的人，也称曹七爷的队伍为“茶壶队”。
曹七爷这种用人之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人会叛离，因为除了他老人家，世界没有第二个军头肯用“茶壶”当军官。这些“茶壶”们，想要离开也行，但只能再作冯妇，旧业重操，离了曹七爷这一亩三分地，想要挎着盒子炮，满大街耍威风，吆三喝四，门儿也没有。
马桶和茶壶式的用人之术，人是被箍住了，但集团的效率却差得很。王怀庆长期卫戍北京，没有仗可打，五四运动时，抓示威的学生倒是蛮起劲，也蛮神武，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被派到了战场，全军就稀里哗啦了。曹瑛的部队，则一直跟着直系的其他部队溜边，一见真章儿，大伙一起尿裤子。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