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说明，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就业结构就容易转型，失业率就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其就业结构转型快慢，就业容量扩张的理想与否，决定于投资和创业的活跃和企业的数量，决定于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决定于城市化的程度，决定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又与其宏观整体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结构和工业化战略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
四、中国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幻觉和失误
观念和意识是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和意识常常决定着就业战略的取向和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就业结构的转型和容量的扩张。解放后中国一些学者和决策者解决就业的思路往往受其想当然意识的影响，而就业幻觉所支配的就业战略和政策常常与就业的内在规律和变动趋势不相一致。
（一）中国的就业幻觉与战略及政策误区
怎样解决就业问题呢？从观念和意识讲，决策者往往存在着这样的幻觉和意识：首先，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和地区领导，为了赶超发达国家，都有很深的大工业和大企业情结，认为兴办大规模的企业，将企业做大，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吸收劳动力就业。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由国家投资兴办大企业，改革开放后，部门和地方领导也有很强的促使工业和企业做大意识，加上中国目前的税源和财政分税体制，企业越大，地方收入越有保证和越多，地方领导更是偏重于特大和大企业的发展。而大工业和大企业，有一个规律是，随着工资社保等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相对多的投资吸收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工作，甚至越来越多的工业产业还绝对地挤出富余的劳动力。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有工业企业大量下岗，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挤出相对和绝对富余的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目前实际上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并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特大、大型、中小和微型等不同规模企业生态结构系统中，特大和大型企业与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差异较大。１、在政府政策方面，由于政府鼓励做大做强，实际工作中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特大和大型企业能享受的政府政策性照顾和争取到的各种政策优惠要比中小企业多得多。２、在利用政府关系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特大和大型企业法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高，在获得土地等资源方面比微型和中小企业有优势，抵御和承受政府各机构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的能力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强。３、在融资方面，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是银行集中度较高，几家到十几家银行垄断了全国的资金市场，特大和大型企业有雄厚的资产，因此，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投放给它们。
其次，政府主导解决就业意识，力图用政府本身和政府所办的事业解决就业。如增加和扩大党政机关单位，并且发展教育、卫生等等行政性的事业。特别是当社会就业不足时，听到的是政府花钱开发公益和事业性岗位来解决就业。党政机关的经费经常挤占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事业的经费，使后者经费不足，而且由于机关办后勤，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事业的行政管制色彩较为明显，其效率较低，没有商业交换及成本价格机制的约束和激励，本来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并且会良性发展的第三产业，没有发展的商业动力，被萎缩在行政体制和单位内部。
特别需要分析的是，过去中国的各级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每当由于体制抑制和政策失误导致城市失业率较高时，便将眼光转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希望在那里能拓展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试图制定政策促使劳动力向那里流动。在农村就业机会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规律。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在于：１、从农村的第一产业看，只能向外减少劳动力，不可能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主要是因为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耕地数量日益绝对减少；农业投入资本的增加，使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相对和绝对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的技术进步也使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２、分散发展工业的不经济，使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受到限制。农村市场容量狭小，使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受到限制；工业产业对规模经济要求较高，分散的农村工业规模太小，分摊成本较高；对地理上分散的各个农村的工业企业进行道路、电力、供水等配套，其共享性较差，投资较大，对于投资方讲，规模不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条件不配套而外部不经济；特别分散的农村工业由于污染分散，加上管线、运营和维护等投资相对较大，其控制和处理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虽然中国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利用计划经济的低价和市场的高价格局，利用计划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缺口，利用国有工业企业体制僵化和忽视市场的机会，农村乡镇工业得以兴起和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农村分散工业的不经济和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显现。乡镇企业结构要调整，农村工业企业要进入园区，集中到城市，从而获得发展的聚集经济效应，已经成为一个趋势。３、第三产业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因为农村的低收入使得农户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较低，有关的家庭劳动不可能分工外化为服务业；由于人口分散，形不成聚集的消费市场，使一些服务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的需求规模；农村的产业关联不复杂，分工和协作单一并且产业链条较短，其中的中介等服务业很难发展。简言之，通过发展农村来大规模增加就业，实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目前许多学者想通过学习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在６０－８０年代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缓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甚至一些学者还论证了要让农民在农村就业和居住，不要到城镇中来的途径和政策。实际上需要中国学者注意的是：１、虽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在６０－８０年代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运动，但是，农村农业中劳动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向城镇流动和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比率还是在持续地下降，城市化的水平在不断地上升；２、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中国失地农民不同的是，由于土地是私有的，在城镇扩大和结合部的地区，土地财产进入建设和房地产市场为他们提供了脱离农业，或者兼营其他非农业的资本，从纯农户演化成小工厂、小店铺、小房地产所有者企业的较多；３、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虽然农业耕种的土地规模稍有扩大，但是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从事非农业所占的收入比例越来越高，大多都在城镇中兼有工作和微型及中小企业，目前这些国家地区农民总收入中只有１／５来自于农业经营；４、从人均ＧＤＰ、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来看，中国目前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在发展阶段上比日本、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提早了２０年以上。因此，需要反哺的农业人口相对比例大，提供反哺的城市人口相对少，财力薄弱，建设资金需要量大，是中国这次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学者们忽视和很少讨论的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投资，大量的产业投资是大企业投资，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城市中没有较好的生态空间，不可能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样良性地吸收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而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不得不逼迫战略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将缓解就业压力的出路无奈地转向发展农村来减缓人口流动和转移方面。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一个关键方面，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密度比我们还大的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经验看，如果在城市中积极鼓励投资和创业，大量地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会不断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不会发展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因此，城乡能不能统筹发展，关键在于城市中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否能得以大量的发展。
认为可以通过开发欠发达地区将一部分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到那里去的理由是，欠发达地区往往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可开发资源和可开发耕地多。实际上人口和劳动力的地理容量和经济容量是有区别的。决定劳动力失业率高低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容量，而不是地理容量。就业的经济容量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这一地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强度；本地的企业结构、生产规模和经济竞争力；分工和协作的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决定的经济聚集程度；市场是不是活跃；耕地的开发则取决于水资源多少、山地还是平地、气候条件是不是适宜。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没有大量的企业，没有城市化形成的第三产业，气候和水资源等不具备开发的条件，地理面积再大，也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就业。因此，想通过人口和劳动力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逆向流动的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总体上也是不可能的。
总的来看，中国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大量的大中专学生和城市初高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务农，到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知青几乎全部返城；８０年代以来，去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干部职工，或者本人，或者子女，有相当多的人往东部回流；而且，目前来看，中国边远地区由于企业数量相对少，城市化水平低，服务业不发达，市场需求规模小，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比东部困难得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水平太低
中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时，公营企业还很少，１９５２年有私营工业１４．９５万户，私营商业４３０万户，私营饮食业８３万户，共计５２８万户企业。按照当时的人口，每千人９个私营企业。从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上看，比同阶段上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还要多，但是，当时企业劳动力平均规模与日本６０年代企业和中国台湾５０年代企业相比，就业人数规模要小得多。我们来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变动情况。到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城镇有１５万个体劳动者。１９７８年到９０年代初，我们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仍然将其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来对待。从８０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资金财政拨款改贷款，集体企业也负债大发展，虽然企业数量和人数规模各自在９０年代初和中期达到了历史最多的水平，但也给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坏帐，这里不再赘述。从它们对就业的贡献看，１９９６年，２１６万个国有企业容纳的就业为８２９８万人，平均规模３８人，２００８年时国有企业减少到了５７万家，只有２５００万职工，职工减少了５７９８万人，但企业平均规模上升到４４人左右；集体企业１９９１年最多时容纳３６２８万人就业，１９９４年５４６万个集体企业中就业人数为３２８５万人，平均规模６人，２００８年集体企业减少到８５．６７万个，只剩下６２３万职工就业，职工比１９９１年时减少了３００５万人，但是平均规模也只有７．２７人。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从１９９５年最多时就业１４５４６万人，２００８年时，减少到了３１２３万人，１３年时间中总共减少了１１４２３万个工作岗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容量大规模收缩，除了其他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职工工资的不断上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些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企业绝对减人；另外，从制度经济学分析，其大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国有和集体的企业形式，其体制、组织和管理成本较高，无法在如此小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分摊。
因而，２０世纪年代中期开始，从所有制上讲，非公有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成了既吸收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要吸纳国有和集体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惟一领域。从２００８当年城镇新增就业的８６０万人看，私营企业５４３万人，占新增就业的６３．４％；有限责任公司１１９万，占新增就业的１３．８％，个体工商户２９９万，占新增就业的３４．８％；而国有企业只增加就业２３万，集体企业减少了５６万个工作岗位，港懊台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减少了工作岗位。２００８年全年由个体、私营和有限责任公司解决的就业为城镇新增劳动力的１１２％，说明新增岗位除了解决８６０万新增劳动力就业外，还转移和弥补了其他领域因岗位减少而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就业。
但是，由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困难、行政管制太强和政府各部门收费越来越多，即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对个体、私营和有限责任公司等经济成份的发展原则性政策上越来越宽松，到目前为止，中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低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的水平，企业数量的发育和发展还处于工业化的开始阶段。从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中国１９９４年，私营企业数量为４３万户，就业人数为３３２万，平均规模为７．７个人；城镇个体工商户为７２０万户，就业人数为１２２５万人，平均每户就业１．７人。全国２００８年城乡企业数量为９７１．４６万个，城镇就业劳动力为１７０９６万人，乡镇企业就业１５４５１，城乡每个企业就业规模３３．５人，其中私营企业６５７．４２万个，城乡就业人数８９６８．９万人，平均规模为１３．６４人。２００８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２９１７万，从业人员５７７６．４１万，平均一个个体户就业人员１．９８人。如果我们按照中小企业每个就业１０人的标准折算，全国工商个体户可以折算为５７７．６万个企业，这样，全国企业数量为１５４９．０６万户，按照全国２００８年１３２８０２万人口计算，每千人口拥有企业仅为１１．６６个，每千人企业数量略高于中国大陆１９５２年水平，也只是１９６０年日本每千人４．５个和中国台湾１９５２年４个的两到三倍。与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４０－５０个企业的水平，差距在４倍多。
这里我们，将５个个体户按照一个小企业折算，依次来看根据２００８年中国各地区每千人口拥有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上海３２．７２、北京２２．３９、天津９．２５、浙江９．６４、江苏９．４２、广东７．０个，其余省市区都在每千人６个以下，其中贵州、西藏、甘肃、广西、湖南等省区在２户以下。从其他统计数据的对照可以看出，每千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较多的地方，是经济较为发达、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较低、城镇实际失业率不高、能大量吸收外地劳动力就业、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反之，则是经济不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高、城镇实际失业率高、向外挤出剩余劳动力、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